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冬瓜上高楼（年画） 金梅生

1843年，上海成为通商口岸。此后，西方广告业随着国际资本进入到上海。为了适应中国市场，广告画在绘画技法、风格上进行了融合、创新，由此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广告画——月份牌。

月份牌不是一个单独的艺术门类，它的表现手法融合了中国画、油画、水彩等。其中，最著名的月份牌形式是一种艺术特点呈现为“甜、糯、嗲、嫩”，绘画技法基于擦笔素描与水彩相混合的“擦笔水彩画法”——画师在确定人物轮廓后，先以扎住大部分笔毫的毛笔锋颖蘸些许炭精粉擦出淡淡的体积感，然后罩以透明的水彩，使之产生丰润明净的肌肤效果和逼真的衣服质地。月份牌以时装、古装仕女和娃娃为主要题材，并配以月历、节气等，挂于家中，既可欣赏又可查阅日期节气，加之以当时技术先进的胶版彩色印刷，并随出售的商品免费赠予顾客，从而受到大众的热烈追捧。这种月份牌在每年春节前后发行量急剧增加，所以也被称为“月份牌年画”。

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面对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现实，除了制度方面的汲取能量外，政治动员在生产建设战线上，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1949年11月23日，文化部颁发的第一个文件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的原因。而月份牌年画作为商品经济下传播广泛、影响极大的年画形式，自然被纳入到“新年画运动”中。然而，这种商品经济下产生的艺术，首先考虑的是经济效应，因此在新年画运动初期，这种惯性思维使得上海的月份牌画家、厂家不仅不能有效地贯彻党和政府的指导思想，反而为了迎合低级趣味，发行了很多内容不良的作品，这直接导致了月份牌年画在美术界同仁的心目中，成为一种宣扬封建道德、散布色情毒素及其他荒谬思想的代表。以江丰为代表的一批美术家就曾针对思想“落后”的年画艺术，采取一概否认的态度：“今天人民所喜爱的东西很多，但落后的我们就是不做……”

时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虽然美术界对月份牌依然持有偏见，但一场反偏见的“斗争”正逐步展开。华君武曾针对这一问题，将各方关于月份牌的不同认识总结为：群众普遍欢迎“月份牌”；少数美术界同仁认可它的进步、成就；但更多的美术工作者却对这一画种持有偏见，即华君武所谓的“打瞌睡”。这个“瞌睡”又分三种：其一，认为“月份牌”格调不高；其二，以该画种在1949年前后传播不良的东西为由，极力打压之；其三，不闻不问，消极抗拒。就事实来看，月份牌年画确实在新年画运动刚开始时，出现了一些格调不高，甚至是“不良”的作品，其负面影响之大，更使文化部于1951年9月19日下发了《关于加强对上海私营美术出版业的领导，消除旧年画及月份牌画片中的毒害内容的指示》。

纵使月份牌年画曾经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月份牌作者在学习党的文艺路线、深入生产生活上所展现出来的热情、所付出的努力，却是无可指责的。可是，在1958年前，除蔡若虹等极少数美术家给予月份牌年画相对客观的评价——“进步中的缺点”之外，《美术》杂志中凡涉及年画的文章，大多还是对月份牌持负面评价。例如，《合作社的养鸡场》被陈尹范评价为“一切都像‘天堂’里似得洁净，所有的东西都闪耀着一种‘从陆地到海上，到处都没有见过的光彩’”，并以“这个养鸡场和现实距离的如此之远……不能对农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为由，将月份牌年画的风格划入“庸俗的艺术观”。

群众却还是喜爱月份牌那种“甜、糯、嗲、嫩”的风格，因此月份牌年画曾占据年画出版四分之三的总额。最为显著的例子有，阿老的《全中国的儿童都热爱你》与同期李慕白所绘月份牌年画《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作为表现毛主席接受儿童献花的题材，两件作品在题材、构图、主题等方面都十分相像，其区别就在于色彩方面：阿老的作品中，毛主席的衣着是灰蓝色，背景也为蓝色，属于现实主义的调子，这种表现自然色的现实主义，则被群众称之为“自来旧”；李慕白则用色夸张、浪漫，毛主席的衣服为现实中几乎不见的鲜蓝色，背景则以大红旗加以衬托，由此使得领袖形象鲜明、突出。这种色彩上的差别，却直接体现为出版数据量化的巨大差异。据1958年统计，在前者比后者早发行五个月的情况下，《全中国的儿童都热爱你》印数为68万份；《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则是165万份。当然，衡量一幅作品的艺术成就，并不能以出版数、销量为标准，但事实证明，在色彩方面，群众自有偏好。正因如此，纵使是广受美术界好评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也因为农民觉得颜色不够鲜艳而买得很少，以至于积压了很多，而经销者更提出“是否能将原来版子上的颜色铲掉，重新上色开印”的要求。

月份牌年画长期存在着内容与形式方面的问题，是不争的事实。如“人物类型化，大部分画上的儿童都是一母所生，妇女都是姊妹；人物只追求浮面的或外表的美，很少能描绘出情神状态；有些画单纯地注重色彩，画面颜色不够调和，或过分地追求鲜艳，流于庸俗；无论画人画物，都缺乏艺术风格；特别是还没有突破旧有的题材圈子，对于反映现实生活还努力不够。”但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月份牌创作者的努力与成就开始得到普遍的肯定。金梅生就是有着瞩目成就的月份牌年画画家，其创作于1955年的《菜绿瓜肥产量高》，就颇受群众的喜爱，甚至达到了“到处受到欢迎”的程度，该作不仅入选了第一届“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还被《美术》评为“建国十年来优秀作品”；作于1959年的《冬瓜上高楼》则被认为是受到“具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民歌和群众美术创作”的启发，产生于“深入群众生活的根基上”的作品，受到美术界广泛好评。

在新年画运动中，很多新文艺工作者因群众不爱看而深感困扰，但群众对这一题材的要求，却是简单而朴素的。正如一位农妇所说：“女的穿的应当新鲜些，虽然下地干活不能穿好。可是放在画上就可以穿得新鲜些。”由是可见，群众的要求就是既要基于劳动人民的生活生产，又要表现出高于现实的浪漫。

从广告画到新年画，作为时代的历史见证物，月份牌年画的历史价值或许不仅仅在于它所承载着的那个时代对时尚的审美追求，内容与形式、艺术与现实等现代美术转型的过程中所触及的问题，同样体现在它的兴衰沉浮中。它所浓缩的时代语征与艺术的永恒价值之间的关系，也值得今人研究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