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德国汉学家顾彬

顾彬的办公室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栋砖红色的教学楼里，从2011年起他成为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的特聘教授，基本上生活在北外。“很抱歉，我穿着拖鞋，”站起来迎接我们时他先道了个歉，“因为我腿不太好。”办公室两个房间，四面墙都是直抵天花板的书架，我坐下时，身后正对着的是两册厚厚的《辞源》。

采访的前一天，顾彬早上4:30起床，看“小猪”踢欧洲杯。6点，他来到办公室开始写信、写诗。8:30，参加北外举办的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论坛。下午，他来到北师大，做自己持续四周的主题为“翻译是在做哲学：极端翻译理论”的讲座，当时下着雨，主持人和很多听众都迟到了，他抖抖自己搭在椅背上的雨衣，说：“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所以不会有交通问题，我提前十分钟到的，看，这是我的雨衣。”接着他又说，“我是无产阶级，所以骑自行车。”

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大部分时间在工作，喜欢爬山、踢足球、骑自行车，这是这位年过七旬的德国汉学家的日常生活。他很少笑，甚至开玩笑的时候也不笑，让人搞不懂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采访过程中他也始终一脸严肃，深沉，显得有点忧郁。

前一天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论坛上，他当着所有中印作家、学者的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印度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印度基本上没有汉学，如果有的话它也没有办法跟韩国、跟日本、跟德国比。“我说这句话的原因是我不想骗人，因为你也知道，不少中国人为了客气，什么都能够说，但是不说真理，我最讨厌的是空话。无论如何人家不高兴。”他用带着外国腔的中文很慢很慢地说。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译者的问题在于母语不够好”、“中国作家要喝酒、吹牛，没有时间做太多事”、“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这些媒体从他的谈话里摘出来的句子，似乎让很多人不高兴。采访时谈及对文学和作家的看法时，他表现出一贯的直言不讳，没有空话和客套话，也许又会让一些人不高兴。

非典型汉学家

顾彬被汉语吸引大概是在二十三岁的时候，那时他在明斯特大学读神学，也写诗，从十几岁他就开始写诗。他读到了庞德翻译的李白的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最后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吸引了他。他觉得这两句诗蕴含着某种哲学性的意味：“孟浩然坐的船消失不见了，但是它还在吗？我们看不到的，还在吗？我们为什么觉得孟浩然走了以后他还在，又如何证明呢？”

他想读李白诗歌的原文，于是1967年开始跟着德国汉学家司徒汉学习古代汉语。最开始是每星期上两小时的古代汉语课，他觉得古代汉语“太有意思了”。于是他越来越多地上汉语课，学了两年。此后四年，他到波恩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以及日本学，1973年他获得了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

顾彬的第一位古代汉语老师司徒汉

对当时的德国汉学家来说，现代汉语是不重要的，只有古代汉语才重要。顾彬在德国也可以学到一点点的现代汉语，但也只限于读，不会说，也不一定能听懂。直到1974年来中国留学，他才真正开始学习现代汉语。也是在中国留学的这一年，他第一次读到鲁迅，读到中国当代诗歌。

60年代末70年代初，学汉语的人在德国是没有什么希望找到工作的。1975年顾彬从中国回去，德国的一些大学恰好开始招能够教现代汉语和中国当代概况的教师。“我是幸运的”，顾彬说，他在柏林教了七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接着在波恩大学教了十年的中国现代当代的语言、概况，包括文学。“所以我很慢才入了这个研究现代当代中国文学的范围。”他说。

“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汉学家”，顾彬说。他的学术源头是哲学、神学，然后是日耳曼文学、世界文学，因此他的研究长于文本分析。“中国学者很少分析文本，汉学家也是，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哲学的、日耳曼文学的老师，他们都要求我们分析每一句话，每一行诗。所以我学好了。”所以他对文学的研究，是结合着哲学的思维方式，又加上世界文学的参照，他写作中国的文学史，与中国学者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长篇小说是一个国际问题

当提到那句曾引起热议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似乎有些不悦地别过了头。2006年他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确实用过“垃圾”这个词，但他不止一次地澄清过，当时他所指的只是卫慧、棉棉、虹影三位作家。无论如何，对中国当代小说的不满，似乎在大众眼中成了他的一个标签。不过他提醒说，“这里涉及到一个翻译的问题”。

他说，在中文里，“小说”这一个词，就涵盖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等所有的类型，但是在德语和英语中，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经常说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不在于短篇小说，不在于中篇小说，肯定在长篇小说。”顾彬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的问题。“美国、德国的长篇小说都有问题，因此在德语国家，写小说的只写中篇小说，不写长篇小说。谁在德国还写长篇小说，他属于通俗文学。”就目前来看，顾彬认为，所有的长篇小说基本上都属于通俗文学。

长篇小说是最难写的文学体裁，难在作家掌握自己的资料。“一个作家他写500-800页的长篇小说，他应该知道他第一页写过什么，因此最后一页不能和第一页矛盾。不光是我，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说莫言他们这些写长篇小说的，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矛盾。他们记不住前面他写的人物名字是什么，他的年龄是什么，他穿什么衣服，有什么爱好。所以从德国来看，写长篇小说的人，每天写一页就够了。如果你每天写一页，一年的话写365页，够了。但是你这样做，也不一定能掌握你的资料。”顾彬说，“王安忆的《长恨歌》，自己都说，乱七八糟。”

莫言的英译者、汉学家葛浩文认为，中国长篇小说作家受到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影响，书里夹杂了太多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使得叙述不够流畅（相关阅读：中国文学为什么走不出去）。顾彬跟他的想法很接近：“葛浩文说的没错，90年代以后，余华、莫言、格非、苏童他们都回到传统小说，但是传统小说落后得很。一个中国当代作家很难集中于一个主人公，写他的灵魂，莫言他的小说里面有几百个人。”虽然《红楼梦》在西方的地位是很高的，在德国已经卖了几十年，一直卖得很好，但中国当代小说不能回到这种写法。

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中文版部分与整体不和谐，充满矛盾，但是翻译成英文的版本很美，在美国得了许多奖。“也许通过翻译我们能够修改原文的错误、矛盾，反正我以前在香港看到美国版的王安忆的小说，那是不错的。”顾彬觉得莫言获诺奖可能确实跟葛浩文的翻译有关，况且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本身更多的是政治因素。

“去年是一个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政治原因，人家没有说她的文笔，人家说她的政治态度。原来我希望去年是阿多尼斯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没什么希望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因为据德国的记者说，阿多尼斯支持阿萨德政权，德国记者不喜欢阿萨德。瑞典的诺奖委员会基本上是左派，所以他们基本上会反对阿萨德。”

顾彬一向对莫言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这次他承认莫言《透明的胡萝卜》这类小说是非常好的。“他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但是到了90年代他变了，我为什么还要喜欢他的作品？所以我从《透明的胡萝卜》来看他以后写的，那些都比不上他二十几岁时写的作品。”

其实顾彬觉得许多中国当代小说家早期的作品还不错，越到后期越糟糕。“有好多原因，”他说，“第一，有些人想出名、想赚钱，有些人他们听出版社的话，出版社说希望你有长篇小说，他们能够赚钱。现在短篇小说很难卖得出去，中篇小说在德国没问题，可以卖，在中国我听说，好像出版社希望有什么500页的长篇小说，肯定买的不错。另外写作很难，很费力气。余华，他完了。他最近写的作品，是别人告诉我的，差得很，不要看，因此我就不看了。我们写作到后面缺少力气，需要思想、思路，王安忆她是唯一一个能一辈子写作的作家，她没有这个困难。”

我对年轻人和女人比较宽容

与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相反，对中国当代诗人，顾彬从来不吝赞美之词。他十分肯定地说：“中国当代诗歌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目前诗歌在所有的社会都处于边缘，这是正常的，而中国的状况，他感觉是慢慢好起来的。

他认为顾城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好的诗人”。1992年顾城获德国DAAD创作基金，到德国写作一年，1993年4月搬进了顾彬在柏林的住处。在柏林的时候，顾彬经常和顾城、谢烨一起出去玩，谈论诗歌、人生、生命，顾城喜欢谈论这些比较大的问题。顾城在德国还画画，他送给顾彬很多画，现在在美国的一个档案馆里。“他是天才。基本上他不住在这个世界，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顾彬回忆道。

不仅是顾城、北岛、杨炼、欧阳江河等知名诗人，顾彬跟不少中国民间诗人也见过面，与他们开过朗诵会，在深圳的打工诗人郭金牛的诗，他翻译过不少。最近很火的女诗人余秀华，顾彬也觉得她的诗不错。他评价作品的标准会视情况而定，“如果是年轻人，如果是女人，我比较宽容，因为他们还能够发展。如果年龄大，如果是男人，我会比较严格，要求很多。”

为什么对女作家比较宽容？“因为她们的路不简单。不少男人不承认女人，不承认她们写作，创作艺术。我认识好多好多男人，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妻子发挥她们的才能，故意阻碍她们的发展。因此我老帮助女人，鼓励她们。过去到1980年代末，德国男人也不一定允许女人发挥她们的才能，现在好得多。但是到现在中国，包括香港，基本上还是这样。”

顾彬会从生活来看写作，对于女作家，要了解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创作的。“比如说张洁，她告诉我原来她的作品在七十年代末是在什么地方写的？在厕所。真的，她没有地方写作，因为她是女的。所以我是看情况，我的标准也有变化，这是正常的。”

前不久贾平凹以农村拐卖妇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极花》，因为其对女性的态度引起了很大争议，顾彬觉得这不是例外的。“他之前写的小说也是这样，我们在他的小说能够感觉到的女人，让包括我在内的人反感。比方说《废都》，这部小说里的女人是肉，不是一个人，完了，我受不了。”他皱着眉说，“我老感觉中国男作家根本不了解女人”。

对于德国的译者，他们翻译的动力第一是兴趣，第二他们需要工作，翻译是一种工作，第三他们需要一笔钱，在德国翻译可以赚钱，还可以获奖。在中国，学德语的人“懒得翻译德国文学”，“因为他们说得不到什么，他们不能够牺牲自己。他们说钱不够，不能够在某一个大学提高自己的位子，等等等等。”顾彬说。

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卖得不错，尤其是女作家，比如虹影，因为读者多数是女人。张爱玲1950年代用英文写的中篇小说卖得很好，虽然它们在中国学界的评价并不高。顾彬说，“因为你们的学者不会英文，《秧歌》是张爱玲用英文写的，写的很好，因此中国学者应该看英文版的秧歌，不应该看中文版的秧歌，但是基本上中国学者看不懂英文。中国学者基本上外语很差。”鲁迅的杂文在德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影响到的德国作家在1970、1980年代非常火，但是现在不一定还对德语国家有什么影响。

而德国当代有很多一流作家并没有被翻译到中国来，被翻译过来的德国作家，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家。比如海因里希·伯尔，“他作为当时西德的良心，在现在德国来看他的作品已经过时了，但是他在中国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道德原因。他作为人，我们应该承认，因为他勇敢，但是他的德文，不一定是最好的德文。”

顾彬现在在做一套介绍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德文丛书，已经出了七本，桌上摆的《列子》是第八本。另外他还在翻译王家新的诗歌，要在德国为他出一本诗集，同时在写自己的诗歌、散文、小说。大部分时间他给学生上课、备课，他现在给三所大学的学生讲课。

采访到后来他显得很疲惫，“我经常是这样的，因为早上五点就起来工作了”，他说。我们起身告辞，他站起来把我们送到门口，脸上终于露出一个笑容，调动脸部的肌肉，把嘴角向上拉了起来。开门时他用手扶着我的胳膊，轻轻用力拍了一下——这位一本正经的德国人，终于用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