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赵德发先生的新作《人类世》，讲述了一场以孙参人为制造的盛世繁华又是怎样的毁灭了人性底线的故事。小说以孙参的成长、蜕变、救赎为脉络逐层深入，书写了个人奋斗、城市发展和自然演变的历程，勾画出一副人类世阶段人与自然的文学图景。实证了人类最近几百年来对大自然肆意掠夺和伤害的事实：人类的活动已经成为影响环境变化的重要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有着46亿年历史的地球（包括：形态学、化学和生物学），人类对这种变化深受其害、自食其果。

笔者因为长期从事编辑和文学研究的工作，阅读习惯任性而挑食，养成两个“毛病”：一是求新；二是贪玩。所谓求新，就是作品讲述的一定是我所不知道的故事，或者世界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呈现在我眼前，是以往的学养与认知所不能涉及的；所谓贪玩，就是故事有趣味，语言也罢、人物形象也好，都是生动有趣的，读后能让人脑洞大开，回味无穷。赵德发这部四十万字的巨著，完全能滋养我的阅读胃口。在受益匪浅的同时，也不能不认真思考《人类世》的几个主题内涵。

1.个人权利与城市权利

《人类世》全书具有两大主线。其一是孙参披着基督教成功神学外衣下的极端利己的行为。孙参的一生完成了一个从土鳖（捡垃圾）到土匪（抢垃圾、盗采河沙）最后成为土豪（成为“垃圾”）的一生。他生于垃圾堆，在垃圾中找到发财之路，最后成为垃圾一般被人嫌弃的人。表面上他以基督徒为伪装，实际上他骨子里从未皈依和信仰过神，身上只有贪婪的狼性，他信奉的是丛林法则的优胜劣汰。对其自身而言这有其合理的因素，在他出身的那种环境，不努力不抗争就是死路一条，不成为土匪就只能被别的强势消灭。他不甘心成为受侮辱受损害的弱势群体的一份子，而他父亲和姐姐都因贫穷而死，为他之后的“奋斗”和复仇之路打下了备注。当他完成了原始积累并逐渐有了财富之后，他开始用金钱洗白自己，填海造田、做慈善、娶外国女人，然而金钱可以买来一时的名誉地位，却买不来人性；金钱可以包装外表却不能漂白灵魂；金钱可以让他娶洋媳妇，但他始终摆脱不了“土”字，难以成为真正的贵族。最后随着他的衰败而众叛亲离。尽管他后来试图完成对自己的救赎，但无奈业障深重无力回天。

以孙参为代表的披着成功神学外衣的资本集团，用野蛮的原始积累攫取了第一桶金。凭借一系列的资本运作滚雪球似的壮大起来，这种肆虐的资本主义开发摧毁了传统的城市，过度积累的资本推动着不顾社会、环境和政治的后果：他移山入海、填海造地，使城市成为永无止境地消化过度积累资本的受害者。以孙参为代表的个人或利益集团，认为有钱可以消费一切，可以自由地选择和改造城市的环境。这种新自由主义伦理采用的是个人主义的立场，具有强烈的占有欲：认为有钱就有权利获得更多的资源。但是，正像空气、阳光和水一样，城市权利也是人类的共享资源。“城市权利”是迄今为止忽略最多的人权之一，“城市权利是一种按照我们的意愿改造城市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的权利。” 这是一种区别于个人权利和私人物权的集体权利，而非个人权利。是全体社会公民所共同拥有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的权利，不是某一个个人或集团能够操控的。人与环境的关系也应该是集体和非商品化的，不受市场交换和市场估值逻辑的限制。

但是，这种认识的前提是需要以法律、道德和文明作为保障的，在故事发生的海晏市，人们的生活依然没有离开达尔文进化论所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孙参就是丛林法则的信奉者，他以金融资本的力量，一路杀入平静的海晏市，他一个人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他的经济活动呈现出因为占有而导致对他人的驱离。他努力占有更多的资源（土地、金钱、伴侣）同时驱离了无数人，这种驱离所产生的挤压效应，正是现代社会制度下金融资本主义的危害，它使人们失去土地（老姆山被炸毁）、失去工作（因填海造田所导致的一系列影响渔业、旅游、餐饮等），使贫穷者更加贫穷，甚至无家可归。土地变成了死土（进口垃圾的污染）、海洋变成了死水（填海造田的影响）、空气变得污浊，甚至连人类繁衍后代的种子也是死种（败种）。这种个人欲望的膨胀、极端的利己主义合力挤压着他人的公共环境与生存空间，而这种巧取豪夺的逻辑都是以金钱作为交易的手段——拿钱衡量一切。从长远来看，只顾眼前利益的自掘坟墓行为只能加速人类世这一历史的终结。

2.资本的全球化

孙参所代表的自由资本势力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降，对自然持控制或统治的观点：“自然是供利用的，并且对自然的统治是切实可行的计划。”“使我们成为支配自然界的主人翁。”这种观点隐含在现代科学特别是工具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价值之中，它们都着眼于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利用。 把自然看成是资本财产的组成部分——供人类开采的资源。在今天的地球村，全球化对于资本来说就是占有更多的资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现代工业不只是开拓了世界市场，而且不断扩大了产品销量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以至于“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首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可见，对于资本来说，所谓“全球化”就意味着资源的私有化；而对于作家来说，《人类世》研究地理历史学以及不断变化的自然概念，就是为探寻和理解社会和文化变迁提供一种有力的方式。作家秉承唯物主义（地球地理历史的客观变迁）和批判现实主义（人类发展对大自然破坏性的影响）把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辩证地解释成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也正符合马克斯、恩格斯“只要人类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Marx,1967:173）的观点。

3.文学的全球化——“世界文学”

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与爱克曼的谈话 中，歌德谈到刚读完一部中国的传奇小说《好逑传》：“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在他们那里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深深打动了歌德 “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和我们几乎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也正是来自遥远的东方文明的“乌托邦”（ Utopia）作品，让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一百多年后的2016年，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同样是来自中国的一部“恶托邦”（ Dystopia）小说《人类世》出现在世界文学的网格中——歌德所宣称的世界市场将会把作家的产品融入一个超个体、跨国的网格。在小说中，孙参到太平洋的达那岛做慈善；郭小莲赴非洲购血檀；穆丽尔来中国追踪垃圾去向。面对生态和环保，这些在世界文学的领域——我们的地球，都拥有普遍具有人类特征的东西——人性；而且人性是人类成员间丰富交流的结果。正像是卡洛斯·富恩特斯在《小说地理学》中写道的：古老的欧洲中心主义已经被多中心主义所克服，……应该将我们带入以“激活差异”为核心人性的普遍条件……歌德的世界文学终于找到了其正确的意义：它是差异的文学，在同一个世界上聚敛的多元文化描述……同一个世界，不同的声音。形成小说地理的新的星群是多种多样的、不断变化的。 世界文学正是关注人类在不同背景下的命运，需要同样的人性和人文的关怀。

4.人类世阶段的中华传统文化

赵德发先生在《文化基因与文学映像》一文中写道：每一种生物都有一套 DNA，载于其中的基因信息，决定了这种生物的独特之处。人类的 DNA有 30 亿碱基对，其中的细微差别，决定了民族的差异与个体的差异。我想，人类的各个民族，还各有一套文化基因，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积累和文明印记。文化基因，决定着一个民族的信念、习惯与价值观，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绵长而复杂。如果说，生物的 DNA 是双螺旋结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则是由多条文化线索拧成的长绳。其中儒、释、道是三条骨干线索，它们紧绞密缠，甚为粗壮。 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讲究和谐相处。儒家认为，宇宙万物都以生生不已的“仁德为本”；佛家讲，众生平等相互依存，“天地同根，万物一体，法界同融”；道家追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对此，西方著名人文地理学者戴维·哈维认为：“中国人或许具有对生态敏感的传统，如道家、佛教和儒学（在推动西方“生态意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传统），但是中国的砍伐森林、土壤恶化、河流侵蚀和洪水的历史地理不只是少数环境事件，这些事件按照现代标准来看应该是很大的灾难。”

《人类世》也可以看做是赵德发先生继佛、道、儒三部曲之后表现基督教神学对中国本土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力作。孙参可以看成一个新买办的代言人，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披着宗教的外衣，背后有其利益的企图，而海晏市本土的宗教力量儒、释、道，面对资本与权力的力量节节败退不堪一击。一方面，本土宗教式微反映了时下国人信仰的缺失；另一方面，本土宗教不能实行自身改革与新时代相适应，但主要原因还是西方文化（消费主义、商品拜物教等）的强势入侵。在《人类世》中，儒、道、释三教合住在三教寺中。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陷于崩溃，在疯狂的资本面前，礼崩乐坏，民众信仰坍塌，面对群魔乱舞，三教只能报团取暖。

在小说的第22章“三教寺”一节中，作家将自我代入到故事中，以报刊文章《在三教寺酿一缸酒》为题，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作家呼吁“良心，良知，应是三教的最大公约数。……取儒道释三家精华，在三教寺酿一缸酒……让东西方来客尽情品尝，不知可否？” 作家呼唤以人的良心、良知为底线，抛开不同宗教的分歧，寻找共同的、普适性的标准，求得对人性的救赎之道。长久以来，赵德发先生在传统文化小说系列《君子梦》、《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中，一直在思考和探索一种超越不同宗教与文化的对人类的关怀。这种人文关怀的关键就是具备高度的人道主义；坚持不懈地说真话、求真相；始终不渝地呼唤良心与良知。只有一贯秉承着这种操守，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才能够关注和认真思考人类的命运问题。

由于篇幅的限制，上述的四个问题远远不能囊括小说的全部主题，更多的主题还有待读者的开掘。就像是“人类世”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地质学上的又一次飞跃，在文学中提出的“人类世”概念，更超越了地质历史学上的意义，其丰富的内涵表现在跨越多种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人文地理、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作家具有开创性提出了一个新的人文课题，值得人们长期的研究和发掘。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2013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