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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小说《北鸢》，就不得不提到作者葛亮的家世。他的祖辈中多有影响过一个时代的大人物：陈独秀、褚玉璞、葛康俞、邓稼先……几支传奇的血脉汇集在葛亮这位年轻作者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家学和血缘对他创作的影响。关于那些名声赫赫的人物，他的家族中有许多传奇往事和秘事至今仍在流传，他在这样的氛围中浸淫，自然对过去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有着别样的感情和执着。在新作《北鸢》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探究自己生命前传的那种热情。

《北鸢》是一部家族史，葛亮借助自己构建的纸上王国，探究往事的幽微。但小说又不拘泥于自己的家事，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故事在书中相互嵌套，即便是非常细心的读者也很难找出它们之间的拼接痕迹。家族史只是葛亮回返云谲波诡的民国时代的一条路径，而那些真实人物背后的留白，才是他最感兴趣的东西。

小说中不少角色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葛亮为他们乔装打扮，却又故意遗留一些线索。这些线索带我们走近那些似幻还真的人物，切入遥远的民国时代。《北鸢》的主人公卢文笙，是以葛亮的外祖父为原型的。这位老人为人宽厚，虽未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却被葛亮看作那个时代最好的代言者。故此，在葛亮的作品中，他便化身为切入那个时代的线索人物。葛亮谈到外祖父，反复强调，外祖父是一位善待时代的人，因此也得到了时代的善待。自序《时间煮海》里，葛亮进一步解释了何为“善待时代”——“他（外祖父）天性中，隐含与人和解的能力，简言之，便是‘认命’。这使得他，得以开放的姿态善待他的周遭，包括拜时代所赐，将他性格中‘出世’的一面，抛入‘入世’的漩涡，横加历练。然而，自始至终，他不愿也终未成一个长袖善舞的人，却也如水滴石穿，以他与生俱来的柔韧，洞贯了时世的外壳，且行且进，收获了常人未见得风景，也经历了许多故事。

小说主人公文笙，正如作者的外祖父一般。从一出生，他就见证着时代的大不幸：生母逃荒中把他“卖”给别人，在殷实的商人之家没几年，父亲过世，日寇入侵，小小年纪于逃难中目睹一出出人伦惨剧。然而文笙却是个特别的孩子，他生来平和从容，置身事件的漩涡中，却宛若局外人。这孩子抓周的时候什么也不拿，只是在脸上挂出事不关己的微笑，家人便疑心他 “痴”。谁知日后，当他行至时代的逼仄处，看似走投无路之时，他的平和就成了“定夺乾坤之量”。

世间种种，文笙都不挂怀，唯一痴迷的就是风筝。风筝是小说一条明线，故事起于风筝，止于风筝。文笙父亲在世时，想在他每年生日时定做一只风筝，为此还盘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风筝铺；文笙天津求学时为风筝铺老板带回失传的《南鹞北鸢考工志》；几次危机关头，文笙靠着一手放风筝的绝技化险为夷；晚年的文笙经历颠沛流离，却终于没有失掉放风筝之乐。作者借书中人毛克瑜（以葛亮的祖父葛康俞为原型）点评文笙风筝画之际道破天机：放风筝，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全赖看不见的一条线，才有后来的精彩处。说的是风筝，更是每每山穷水尽，从文笙的无欲之心里生发的一线生机。

文笙的无欲，源自忘我，这让他成为在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相当独特的人物。他的生命因“忘我”而虚怀若谷，能负载更多东西。小说世界里，他以一口纯正牛津音完完整整模仿出洋护士叶伊莎朗诵过的布莱克诗歌，却一个字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跳出故事的层面，文笙是贯穿全书的线索人物，自身就是一个“空相”，反映的乃是世事变幻与众生万象。因此作者不惧把他放置进最深重的苦难和最痛彻心肺的哀恸中历练。

和文笙形成对位的是女主人公冯仁桢，她是豪富冯家的四房三小姐。作者葛亮在创作她的时候无疑有更多的呵护和偏爱，她有幸并没有像文笙那样卷入时代洪流，见证它的黑暗和残忍。她被保护得很好，她的世界就是她的家：父亲母亲、姐姐以及纷乱的家事。文笙所历经的是时世的变乱，而她将成为一个传统大家族缓慢崩溃的见证人。她和文笙分别展开那个时代的里儿与面儿，在故事初露端倪的时候，他们只有几个交汇点，这几个交汇点已经足够彼此在惊鸿一瞥中默默难忘。直至故事大开大阖，他们背后的两条线索合并在了一起，之前各自脉络里的人物和故事合璧，纷纷归于命运，一幅全景图终告完成。葛亮对此作过精妙的解读：“在这瀚邈时代的背景中，他们不过是工笔点墨，因对彼此的守望，成就故事中不离不弃的绵延。时世，于他们的成长同跫，或许彼时听不清，也看不清的。但因为一点寄盼，此番经年，终水落石出。”

在葛亮的构想中，文笙和仁桢不仅是时代与家庭的一组对位，也是“动静一源”的一对共生人物。“动”与“静”，一方面表现在他们的机遇——文笙辗转于虚构的湘城和真实的天津之间（中途还奔赴抗日战场，立下一件奇功），历经逃难、避祸、求学、战争诸种动荡；仁桢则在大半部书中都活在自己的钟鸣鼎食之家，对外面的世界，只能透过姐姐仁珏和老师逸美的只言片语暗自揣测。另一方面，“动静一源”也暗合两人的家史：文笙母亲是亚圣后代，父亲则在人生泰半才弃文从商；仁桢的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都出身行伍，积蓄实力后韬光隐晦，做起了买卖。文笙和仁桢的相遇是他们背后两个源远流长的家族的汇合，也是文和武、正统和草莽两股文化源流的汇合。这汇流里，其实裹挟了沉浮于时代的芸芸众生的许多故事。

葛亮所云的“善待时代”，我更愿意把它解读成善待时代中的芸芸众生。文笙对母亲昭如的体谅、对爱人仁桢的不忘、对同窗凌佐的痛惜、对风筝铺龙师傅的惦念、对朋友永安的相信，都是对时代的善待。渺小的个人不只是被时代裹挟，也能以一些微小的善举尽力挽回那大厦将倾的危局，尽管力量绵薄，且看似毫无用处，终究能够对自己有所交代。在葛亮笔下，心怀善念、践行义举的人物不止文笙一个，作家自己也抱着对那个时代最大的善意，勾勒着层次丰富的人物群像。他们的身份有的高贵有的低贱，但是心中都“高义”照明。他们无数看似飞蛾扑火的善良举动，合在一起终于扭转了一个时代的走向。

《北鸢》中的许多人物，都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不过他们本身可能并不知道理想主义是什么。他们就像从中国那些流传千古的故事中走出来的人，虽非自觉，却在践行着中国文化中最纯粹、最高洁的东西——信与义。上至富商贵胄，下至贩夫走卒，人人心里都有一种坚守，在这种坚守面前，生命亦不足惜。文笙父母经商的温和厚道，凌佐至死挂念着为祸害他一生的太监养父还愿，郁掌柜为卢家鞠躬尽瘁，龙师傅一家四代守住一份诺言……书中众生相，让人不禁唏嘘，热泪盈眶。

人常说“戏子无情，婊子无义”，但葛亮却一反“常理”，写了有情有义的戏子言秋凰和一往情深的“交际花”尹秀芬。言秋凰天赋甚高，容貌殊丽，可一生就“耽误”在了自己的坚守上。她和仁桢父亲明焕的关系在书中看来十分暧昧，也有几分龌龊，可及至她一生的大戏谢幕，诸多秘密尽数揭开，看客才恍然大悟——面对周遭的恶意揣度，他们的缄默，其实是一种心照不宣信念，是对年少轻狂的自赎，也是对理义伦常的坚守。尹秀芬在书中亮相时间并不长，一出场就让人错以为她爱的是富商永安的钱；等到永安彻底破产，她依旧守在身边，勉力和他过起市井夫妻的小日子，方知她爱的是永安的人。

这些角色和文笙一样，都称得上“忘我”之人，在大义面前，他们坚定地选择了最无愧于心的道路。小说中人物身份有别，但精神世界却是相通的；每一个人身后都有不同的历史，但因为相似的道义坚守，他们殊途同归。更值得玩味的是仁桢家 “新人”与“旧人”的交锋，这本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传统的主题，但在《北鸢》里却有了史无前例的新阐释——因为对 “义”的坚守，家族中的“新人”“旧人”虽冲突不断，在关键时刻却心意相通，有着共同的选择。

阅读《北鸢》，就像是在看一出出“季札挂剑”的好戏。这出民国时代剧与中国古典精神之间血脉相通，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许多自己熟知的礼与信的故事，它们和《北鸢》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互文性。而《北鸢》自身也当真就如一出戏，戏里的人有看戏的自觉，也有演戏的自觉。昭如最初在冲动中收养了文笙，便觉得背后有一双双观看的眼睛，“她有些兴奋，也有些不安。因为她并不是个会演戏的人，现在已经演了一个开头，却不知要演多久，演给谁看。”从这时起，一场绵延几十年的大戏就开了场。明焕、仁桢父女都是戏迷，书中也便有了许多戏中戏的场面，他们身处其中，即是戏中人，也是旁观者，这忽远忽近的调焦更让人生出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感慨。

《北鸢》独特的时空感加强了戏剧化的氛围。书中故事掐头去尾，只讲中间一段，留下了大量的留白给读者想象。我们可以感知到小说开始前，故事已经存在了，有许许多多的前因后果，只能在当下一笔带过，却令人浮想联翩；而小说戛然而止处，却又有余响，中间几十年的沧海桑田全都被作者按下不表，只有一条浅浅的伏线，绵延至时间长河的无尽处。直至最后一响，乃是“大浪淘沙后的沉淀”。小说的文字亦应和着这种空灵留白的氛围，全书几乎没有很长的段落，白描笔法，字字句句间舒朗空阔，有水墨写意的韵味，却又在细微之处精心勾勒。这疏疏密密的文字，仿佛也隐喻着书中那个大时代空阔和丰盛的包容。

葛亮把他对民国最好的想象都赋予了《北鸢》。更令人感动的是，他的想象和追思并不是一曲挽歌。小说里流淌在各个人物血脉中的“民间真精神”，正如文笙无意中获得的《南鹞北鸢考工志》一般，虽然人皆以为散佚了，但总会在合适的时机重见天日。在《北鸢》里，中国古典式的理想主义和坚守并不会随着那个时代的终结而去，相反，在任何时代，它们总有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