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版图逐渐分化、衍变为新的格局。影视化的受益者仍然在这条道路上暴走，而且走得不错；其他军旅作家或钟情于宏大战争叙事，或挖掘军人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或追踪部队新变革和重大事件，由此构成了军旅文学版图在动态中变化发展的新格局。

军旅作家不仅要警惕作品文学质感的稀薄，还应关注到现有写作资源的匮乏。与此同时，追踪当下军营变革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当下中国军旅作家除了要及时把握时代脉络，尤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从而从根本上发掘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源。

新世纪以来，每每纵览军旅文学版图演变之时，我们始终疾呼军旅文学要警惕影视化趋向的双刃剑效应。曾以《亮剑》和《人间正道是沧桑》等大戏为标志，军旅题材影视剧在全国范围内热播，收视率持续走高，引发了全社会对战争、军事、军营、军人的热切关注和军旅文学影视化创作热潮。但是，仅就小说文本来说，简单适应于影视剧的写法又会导致文学纯度的下降，文学自身的美学品格难免受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今天的视角再来回望军旅文学，我们会发现影视化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成为了新世纪语境下研究军旅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逻辑起点。

在此前提下，军旅文学版图逐渐分化、衍变为新的格局。影视化的受益者（如朱苏进、朱秀海、江奇涛、王海鸰、石钟山等）仍然在这条道路上暴走，而且走得不错；其他军旅作家，或钟情于宏大战争叙事（如徐怀中、王树增、朱增泉等老一辈作家），或挖掘军人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如李亚、王凯、西元等“新生代”作家），或追踪部队新变革和重大事件（如李鸣生、歌兑等中年作家），且在各自的文学领地上进行不懈的尝试和探索，由此产生的文学新质构成了军旅文学版图在动态中变化发展的新格局。

老作家不忘初心 唱响主旋律

在2010年前后的分界点上来评价军旅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我们依然可以指出长期存在且较为严重的两点缺憾：一是浮于表面的类型化叙事，二是缺乏力度的现实题材写作。

类型化叙事的风潮可视作市场经济操控下，军旅影视剧持续火爆延宕开来的余波，大批模仿流行趋势的作品集中涌现。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不少作品急于获取高额利益回报而流于简单、粗糙、雷同，因此没有彰显自身的类型性，从而表达出类型文学独特的资源优势，并且已然在图书市场上现出颓相。

现实题材的弱化也是近年来我们讨论军旅文学时反复诘难的话题。当作家们面临多元选择，难以在浮躁的氛围中艰苦爬坡，便意味着放弃了文学理想的苦心经营和文本意境的着力建构。因此，军旅长篇小说虽然每年都保持了一定规模的生产数量，但无论是在生活鲜度、思想深度还是文学纯度等方面均呈阶段性下滑趋势。

然而，“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在并不乐观的文学大生态环境中，军旅作家分别于2010年和2014年连续两次在鲁迅文学奖评奖中摘金夺银。2010年，刘立云的诗歌集《烤蓝》、王宗仁的散文集《藏地兵书》、李鸣生的报告文学《震中在人心》和彭荆风的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以及陆颖墨的短篇小说《海军往事》联袂出击，集体登上第五届鲁奖领奖台。2014年，马晓丽的短篇小说《俄罗斯陆军腰带》、徐怀中的非虚构作品《底色》、黄传会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贺捷生的散文集《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侯健飞的长篇散文《回鹿山》等5部作品获奖。

由此可见，在国家重大文学奖项的评比中，军旅文坛往往倚重老作家之力支撑起一方天地，显示出他们某种共有的精神特质。其一是老而弥坚、矢志不渝的拼搏和耐力。两次鲁奖获奖者的军队作家平均年龄分别是63.5岁和67.2岁，都可算是获奖作者中的老前辈了。令人叹谓之处正在于此。我们不得不惊异于老一辈军旅作家的定力与后劲。在今天这个浮躁的物欲社会中，他们能如此水深流静，笔耕不辍而宝刀不老，频频收获佳作，确实让人感佩。这既是当代中国作家的底气，更是军旅作家的精神。其二是对军旅文学精神内核的坚守，坚持主旋律的文学表达。老作家们对于文学的执念终于成就了他们的文学地位，这些作品的特质与军旅文学的核心品性两相契合，且具有饱满的内在张力。获奖作品大部分是典型的军旅之作，或追忆昨日之旧事，或描摹今朝之军改，或以父子之情表达老军人的坚韧与宽容，作家个人的文学修养与军旅情结共同内化为打动人心的文字。文字背后，是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军旅精神内核，其中的力作堪称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的重要收获。譬如徐怀中的《底色》，就是50年前作家在越南南方战地采访的一部“战地日记”，是一次探索性的、深思熟虑而又水到渠成的跨文体写作的经典。

此外，由于时代使命的召唤和军旅作家职责所在，一批带有浓厚家国情怀的军旅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在特殊的历史时间节点，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老作家们表达遥远的战争之时所显现出的更为开阔的胸襟和格局。如王树增的三卷本非虚构作品《抗日战争》，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以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每一次重大事件和每一场重要战役为纵贯，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伟大的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全过程。具备同样品格的作品还有彭荆风的《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反映的是1942年中国先后派出20余万军队，以“中国远征军”的名义赴缅印作战的一段惊天动地的壮阔经历。这种视野的扩宽与调整，显现出了作家的进步，同时更是时代的进步，彰显了大国气象的艺术风范和文化自信。

“新生代”在困境中寻找突围

以李亚、王凯、西元、王棵、裴指海、卢一萍、朱旻鸢、王甜、曾皓、曾剑、李骏、刘跃清等人为代表的军旅作家“新生代”，自新世纪以来浮出水面，从业余走向专业，从青涩走向成熟，渐次成为了军旅文学的希望和未来。

相比于功成名就的老作家和凭借青春文学的热度迅速占领市场的“80后”们，“新生代”创作群体更多是沿袭传统作家的生长节奏，摒弃浮躁之气的浸染，在纯文学领域探索前行，最终显露光芒，其中的佼佼者已经在当代文坛初露峥嵘。

进入新世纪以后，军旅文学渐趋边缘化，只有少数执著的坚韧者在“商海横流”中彰显出英雄本色，有如“孤岛”一般。“新生代”在成长之初缓解了这一现象，他们的创作成果大多体现在中短篇小说领域，数量可观，并在质量上保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新生代”的成长环境决定了这些作家再难复制前辈们深切的战争亲历和磅礴的集体疼痛，也因此，他们的创作呈现的是从个体的角度切入生活，是对宏大叙事的消解，显示出迥异于老一代军旅作家的叙事范式和美学风貌，这既显露出新世纪军旅文学与其承接的“新时期”军旅文学之间创作生态环境以及文学观念的代际差异，也彰显了“新生代”作家在新世纪语境下试图构建独立美学追求的创新精神和自觉意识。

“新生代”们在文学审美上聚焦小人物的生存感受，倾力展示人物身处大环境之中的渺小与落寞，着重对日常生活的文学性建构。“新生代”的创作集中体现在两个领域。首先他们大多数有着扎实的基层部队生活经验，各自从熟稔的军旅生活出发，营构属于自己的一方“营盘”，如王凯专注于巴丹吉林那片沙漠，《蓝色沙漠》《一日生活》《终将远去》《沉默的中士》等作品对年轻一代官兵在军营与社会的急速变化中面临的各种尴尬的精神处境和命运遭际进行了富于生命痛感和思辨意味的追问与批判；朱旻鸢将目光投放到他熟悉的南门岗，写下了一系列富有古典传奇色彩的基层小说如《坝上行》《美女阿福》《兵头》《掌门人》《拉练》《天涯明月刀》等，全部依托军营中度过的青葱岁月为背景而展开，是对刻下青春烙印的军营生活的回望，却注重还原“在场”的鲜活气息；卢一萍依托喀喇昆仑和阿里高原为背景，他笔下的《蓝色士兵》《荒原情歌》《二傻》《天堂湾》《白色群山》等“白山”系列小说具有浓郁的边疆气质和高原特色，作家以开阔的视野和洞察生活的能力，以极富个性的叙述表达，塑造了凌五斗这个个性鲜明的军营人物，轻喜剧一般的幽默文字背后暗含了英雄主义主题；王甜的《同袍》《毕业式》洋溢着浓郁的青春气息与时尚元素，属于军校生投身军营过程的养成式记录……这些个性化的文本表明，“新生代”有着本体性的、独特的、异质性的审美体验，他们的军营作品揭示了当代官兵面对社会的急速变化所遭受的各种尴尬的精神处境。然而在这些或戏谑或无奈的文字背后，始终延宕着一股独属于军旅品格的浩然之气。

然而，当“新生代”所描摹和绘制的“军营现实”进入到一种过于私语化的境地而无法寻求突破时，他们描绘的军旅生活的面目就显得稍嫌狭窄了。近几年，在完成了最初的对军营生活的回顾之后，部分“新生代”作家主动突围，在更为广阔的军旅文学土壤之中寻觅新的写作资源，他们的新作显示出主动向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等军旅核心价值的积极靠拢，并从中引发出独特的思考。西元是军旅文坛的一匹“黑马”，他的小说不多，但出手不凡，无论是《死亡重奏》还是《Z日》，都嵌入了作家对武人精神、战争与和平的形而上思索，用一种大悲悯情怀来完成对战争的自我想象和叙述；裴指海在一系列战争题材的写作之后，也开始思考战争后遗症对人的戕害，他的短篇小说《士兵与蚯蚓》篇幅虽短，意蕴却深远，同样涉及到战争后遗症的主题，侥幸从日军军营逃回来的女主人公李菊红却差点丧命于身为共产党员的丈夫手里，它的精彩在于深度揭示人在国与家相冲突时陷入的两难境地。

令人喟叹的是，“新生代”着力重整自我、努力寻求创新之时，恰逢军队体制的重大调整，给这支队伍覆盖上了一层晦暗不明的光影，部分优秀作家如王棵、曾皓、曾剑等已经脱下戎装，另有一些人则逐渐转型向影视剧创作。凡此种种证明，若无持续稳定的机制保障，军旅文学“新生代”前景堪忧。

文化自信昭示未来

通过对近年军旅文学版图衍变的匆匆一览，我们已然望见：在影视化的冲击和军旅文学边缘化的新“双重夹击”之下，老作家们以扎实的文学素养、独步山林的耐力以及对军人核心品格的坚守，仍然在当代中国文坛独挡一面，成为军旅文学的高地；“新生代”作家经过近10年的蜕变，多半加入到专业作家队伍当中，逐渐显现出主动承袭前辈作家精神品格的自觉，同时在创作中融入青年作家特有的视角。此外，一些文学新秀借由文学活动和刊物推介得到了伸展文学才华的机会，如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已连续两届开办全军中青年作家骨干培训班，集合军队作家和业余写作者进行密集培训，且初见成效，依托《解放军文艺》《神剑》《前卫文学》等部队刊物，已出版数期专号，其中不乏新人佳作。

粗略看去，这是一个梯队鲜明且带有传承和延续性质的写作队伍。然而进入到文学文本深处仔细考察，仍然能够发现不少漏洞，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佳作仍是少数。

2014年《人民文学》第8期隆重推出“军旅文学专号”，集中刊发了周大新、周涛、朱秀海、徐贵祥等军旅名家的散文，特別是重点推出了以魏远峰、王凯、李骏、裴指海、曾剑、王甜等为代表的“新生代”的中短篇小说，阵势颇为令人瞩目。然而，这个精心组织的豪华阵容的集体亮相和这些被精心挑选和组构的小说作品，并没有博得应有的掌声和喝彩。人们发现，这些作品中尚存在人物形象不够丰盈、内涵不够深入等诸多问题，有的则流于苍白的模式化写作。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军队有关部门的牵引下，一批围绕抗战主题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应运而生，是近些年主旋律长篇作品最强势的一次“回暖”，可以视为新世纪以来军旅核心精神最为集中的表达。作家们目标一致地寻求自我能够驾驭的角度切入抗日战争、复现民族历史。然而这批作品推出之后，最终真正获得文坛认可和关注的却是寥寥，仍旧陷入了军旅文学内部的自我循环体系之中。由此可见，集团式、命题式书写虽有助于军旅作家的集体呐喊，但也容易与文学自身规律相龃龉，未必就能够提升作品的文学高度。

另一方面，军旅作家不仅要警惕作品文学质感的稀薄，还应关注到现有写作资源的匮乏。《抗日战争》《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吾国吾土》诸作，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立足于当代视角复活其历史战争，为军旅文学提供了新意。但当下有不少军旅文学作品仍仅满足于简单地回顾历史，缺乏深厚的军旅底蕴支撑。与此同时，追踪当下军营变革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比较正面的典型是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曲终人在》和陶纯的长篇小说《一座营盘》，作为反腐题材，一方面可贵且及时地契合了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又为军队现实题材的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

然而，这样的尝试终归是凤毛麟角。军旅文学既有主旋律文艺的属性，亦有军旅文艺自身的特色。简言之，就是对现实主义精神底色和写作传统的坚守。历史在时间的长河中激荡延伸，后来者的思想认知惟有与时俱进才能准确把握时代嬗变的脉搏，才能穿透历史的迷雾，提供富有新意和深度的智识。

近年来，军队从战术、武器、兵种到部队官兵知识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信息战已经代替了传统的战争模式，我军的使命任务也在拓展，中国军队越来越成为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坚强维护者……这些变化都为打造新时代的军旅文学提供了新的题材内容和表现空间。军旅作家只有潜入生活之中，丰富对时代的感受，加深对历史的认知，升华对信仰的情感，才能更好地回应时代的期待，在新的语境下创作出视角独特、表达新颖、思想深邃的主旋律文艺佳作，给军旅文学的未来注入新的活力。

然而，与时俱进也要不忘初心，关注现实更不能丟掉传统。在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时，我们更要坚定文化自信。我们要深刻反思30年来文学西化之得失，重新认识并深植于中国文化的历史与传统之中，认真学习古典文学经典。毫不夸张地说，从《诗经》、先秦散文，从《史记》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战争文学可谓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我们当下的军旅作家中，有多少人曾浸润其间，从中汲取精髓神韵？中年以上作家如朱秀海这样通读、精读古代文史经典并通晓诗词歌赋者，可能属于个例，青年作家恐怕就更需要好好补一补古典文学这块短板了。

总之，当下中国军旅作家除了要及时把握时代脉络，紧追军队改革步伐，在广采博收世界文学精华之外，尤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从而从根本上发掘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源。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我们的军旅作家们惟有在追根溯源精通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体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超越性、稳定性和穿透性，在文学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断攀登新的文学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