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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汉德克:我自认为是一个传统的,古典的作家

来源:文学报 | 傅小平  2016年11月03日17:12

彼得·汉德克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读书会上与读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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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作家彼得·汉德克近日访问中国,辗转去了上海、乌镇、北京。这一路走来,他不可避免频频被问,怎么看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上海市作协举行的读者见面会上,他认为这个问题很危险,只是拐弯抹角地回应说:“美国的文化是一种似乎可以歌唱出来的文化。而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讲,其实美国的所谓的蓝调音乐离我更近一些。我非常崇拜约翰尼·凯什,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而且也是最真实的声音。”

此后在接受采访时,从文学艺术的危机开始说起,他却不知不觉说到了鲍勃·迪伦获诺奖的事,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对我来说,文学是阅读的,而鲍勃·迪伦是不能被阅读的。把诺奖颁给他,其实是在反对书,反对阅读。”

然而让汉德克在五十年前声名鹊起的《骂观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反读者、反阅读的作品,它无疑更适合“表演”。也许是因为这部剧作在中国戏剧界产生了太过深远的影响,也许是汉德克的其他中文译作虽然陆续出版,却没有得到更为广泛、深入的阅读。与预设的诺奖问题一样,他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即是,怎么看待《骂观众》。这多少让他觉得有点遗憾,毕竟时隔五十多年,他的创作已经走了太远,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但在现在的汉德克看来,年轻时写的这部《骂观众》,甚至都称不上是一部正规的话剧。他认为,这部作品更多的是一部完整的话剧之前的引言部分。就好比我们走向天安门广场之前,要先穿过天安门底下的门洞,然后才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广场。“我也不认为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当时根本没有后现代这个词语。希望大家放过我,不要再给我贴上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标签。”

眼前的汉德克,也的确不如中国读者预期的那样叛逆,那样后现代。就像有人后来描述的那样,尽管他深邃的目光依然透着不羁,半长的灰白头发也保留着他那些书封上约翰·列侬般的嬉皮士式洒脱,但端着一杯白葡萄酒,现年74岁的汉德克的语气平稳,态度十分真挚而坦诚。

事实上,汉德克不只是真诚,还有些较真。见到中国读者要把他塑造为他们心中反传统的象征,要努力维护他叛逆先锋的作家形象。他甚至有些急了。在不同场合,他都再三声明,自己是一个很传统的作家,甚至讨厌叛逆,认为那是年轻女孩才干的事情。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自己看作是托尔斯泰的后代。“这个世界充满了误会。至少可以说,中国的世界误会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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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误会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汉德克自己造成的。1966年4月,在四七社主办的德国作家与评论家大会上,他猛烈抨击和指责作家同行,令人注目。两个月后,他推出颇具颠覆性的“说话剧”《骂观众》。彼时的欧洲文坛,作家们还习惯穿着得体的西装,戴着文绉绉的宽边眼镜,但叛逆青年汉德克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披头士”,他登上舞台,对一贯严肃端庄、具备高雅欣赏品位的观众说:“你们会挨骂,因为骂也是一种与你们交谈的方式!”

但不为人知的是,汉德克以骂作为交谈的方式,不都是为了艺术,他还有很现实的理由,就是出名挣钱。汉德克解释说,那时,他还是一个学法学的大学生,24岁,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出版商对他说,靠出书活着根本就没戏,要活着就得写剧本。正是为了获得财务自由,汉德克才开始写《骂观众》的剧本。当然能写成这样一部作品,也得归功于他当时的女友是一位演员,他被“胁迫”着进剧场、看戏、看剧本。但在内心里,他更愿意做一个读者而不是观众。也因此,他就有了一个想法:对剧场表现的幻象做一个游戏性的创作。

结果呈现在观众眼前的这个戏,按传统的理解,简直都不能说是戏。汉德克自己管它叫“说话剧”,其实更应该管它叫反戏剧。全剧仅由互不相干的许多段独白组成,这些独白分配给2至4个“说话人”。这几个“说话人”在台上各说各的独白,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每段独白、各人的独白也没有意义上的逻辑联系。同时,这些独白是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普通的日常语言,如谩骂、忏悔、表白、提问、辩解、预言,甚至喊叫。观众受到的冒犯是显而易见的。汉德克由此被推上风口浪尖,他也因此声名大噪。

当然,汉德克的冒犯,诚如有评论所说,不仅仅在演员直接对抗观众这一层面,更重要的是,传统戏剧在他的笔下变得支离破碎、分崩离析。这对于带着期待走进剧场的观众来讲,是一种莫大的震撼。他们赖以为继的、安全的消遣突然变得如此直接、如此具有攻击性,所有的语言能量不是在演员之间传递,而是直接喷射到观众的眼前,无法回避。

对于汉德克来说,他写那个剧本并不是要“骂观众”,而是出于反讽的目的。他解释说,这个剧和辱骂没有关系,是他对演员和观众之间节奏的分析,用一种近乎音乐的关系来表达。汉德克这样说,其话语背后的意义在于他进行的是一场语言的试验。他摒除传统戏剧中的很多元素,目的就在于要在他的“说话剧”中使语言本身成为文学的内容,甚至是唯一的内容。他试图通过舞台上“说话人”的独立性语句,通过如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所说的那种“有意的强硬和刀子般犀利的情感”,让人去重新认识和把握现实。

后来,汉德克又推出另一部在现代戏剧史上堪与贝克特《等待戈多》并举的“说话剧”《卡斯帕》。这部剧作仍然以“语句的形式表现世界”,但在形式上,它比上述两部“说话剧”略为丰富一些,它有了一点点的情节,就是一个名叫卡斯帕的人如何学习说话。汉德克通过卡斯帕学习说话所表达的认识是:人学会了说话后,人如何为语言所折磨,也正是这种“语言”驯化了人本身。而汉德克这些完全由语词构成的演出,恰恰是在质询语言本身的意义。从这一角度来说,汉德克的剧作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已经步入了哲学的境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德克对鲍勃·迪伦获诺奖的异议,并非很多人以为的习以为常的文人相轻,而更可以说是他坚持语言的立场使然。汉德克形容自己的创作是没有乐器的歌,语言就是他唯一的乐器:“对我来说,这就是文学。今天的问题是,很多文学丧失了语言本身的力量。”他并不讳言鲍勃·迪伦的伟大,甚至认为他比丘吉尔、肯尼迪还要伟大。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是对文学的侮辱。“鲍勃·迪伦的词,如果没有音乐,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要坚持语言本身的东西,这是我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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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汉德克称自己是一个传统的、古典的作家,他的文学探索却充满了先锋色彩。但不管他的作品在风格上经历了怎样的嬗变,他都秉持了一个深层的内在主题:对于真实自我的追寻。

在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而不论是语言上的规范模式,还是社会角色的压抑,都会“让所有的个性消失在典型性”中,他期待文学作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触碰现代人困顿境遇的症结,并直面人类永恒的生存命题。

某种意义上正因为此,他在创作中格外强调“自我”的存在。他声明自己的创作是“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但他所谓的“我”并非简单地等同于作者本人,而是要让笔下的人物有“自我”的声音。汉德克说:“当你读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真正诗歌性的东西出现,当然你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在发声,但是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人本身在发出声音,而不是作者的声音。”

体现在最近由世纪文景推出的中文版《试论疲倦》里,汉德克以五篇跨越近三十年的独具风格的叙事作品,记录了他心灵的旅程。《试论疲倦》中的疲倦是一种重要的感知世界的方式;《试论点唱机》则回忆和召唤逝去的时光;《试论寂静之地》所说的“寂静之地”竟然是厕所,作者以独到的表现风格完全超越了人们习以为常及不言而喻的东西;《试论蘑菇痴儿》塑造了一个虚构的对蘑菇着迷发狂的人物,从好奇、追寻、痴迷、癫狂,再到逐渐冷静、抽离、解脱,汉德克借此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回顾和反思。

在汉德克看来,文学一旦没有自我,就成了所谓的国际性文学,而国际性文学意味着不管谁写、在哪里写都没什么区别,无甚价值。“而我的榜样是歌德,他提倡世界文学,而非国际文学。”汉德克认为,在世界文学中,必须保持自我。而只有从自己民族所具有的一些东西出发的文学,才真正具有世界性。“真正的作家是无法模仿的,我们唯一能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是:走自己的路。”

汉德克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反对文学直接干预政治,却以自己特立独行的方式表达鲜明的政治立场。尽管他是一位使用德语写作的奥地利人。当西方主流媒体对南斯拉夫战争众口一词时,他却挺身而出,支持饱受谴责的塞族,这使得他已经到手的海涅奖被撤销,但汉德克不曾改变自己,仍然持续批判西方社会的战争观。他的小说处女作《大黄蜂》讲述了发生在曾隶属于南斯拉夫的一座名叫克尔克的小岛上的故事。 从1991年创作《梦幻者告别第九国度》开始,他更是密集创作了多部与南斯拉夫或塞尔维亚有关的作品。

而他最近被译成中文的另一部作品集之所以取名《痛苦的中国人》,则是把一个中餐馆的名字和他对奥地利的反抗结合起来,表达主人公的痛苦和呐喊。因为当时奥地利还在与没有消除的纳粹残余做斗争。“那时,我住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那里有一个中餐馆,名字叫做‘幸运的中国人’。我就想到讲一个关于痛苦的故事。当时,那里还住着一个德国比较著名的诗人,已经生命垂危。我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去看望他,当时他还能站起来,走到门口和我道别的时候,我看他的眼神就特别痛苦,所以我就联想成这是一个‘痛苦的中国人’。”

这在中国读者听来多少有幽默和反讽的意味。但汉德克明确表示,在文学里,自己并不喜欢幽默,甚至厌恶幽默。他引用歌德的观点,表示幽默是一种等而下之的文学形式。“我喜欢严肃的作品,严肃是最美妙的时刻。而幽默是严肃的衍生品而已,没有深刻的严肃是产生不了幽默的。”汉德克感慨:这个世界没有比严肃更美妙的东西,但很遗憾现在大家需要的娱乐,大家需要的是侦探小说。“我真想写一个侦探小说,全世界的侦探小说家都在一起,然后被一个炸弹都炸死。可是谁是凶手呢?就是我。”

以此看,汉德克式的幽默正在于他深刻的严肃。他虽然已届74岁高龄,但仍在严肃地探索、写作。“有的时候,我面对一片无人的原野写作,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到大自然当中去写。我其实对于写作本身也有害怕。写作并不是正常的,你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写出来。我写到现在,仍然觉得写作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持续不断的历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