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葛亮被王德威视为“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北鸢》一出，这种期待可以说是成为现实。《北鸢》与《朱雀》被定义为葛亮的“南北书”、“新古典主义小说定音之作”受推重。可以预期，《北鸢》出现及影响力的扩大会刺激当代作家某种程度的创作转向，回到精致的汉语阅读世界。不要追赶时间，不要无休止地制造“魔幻”现实，留下来听听那还没有断绝的“命悬一线”的声音。粗粝躁进制造无数的疯狂叙述，我们对自己的声音已经淡忘日久。寻找自己的声音和表达的尺度，不断调适，葛亮做到了。

一

江河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向是大叙事的对象。神圣化的江河往往召唤出因乱世而流离的群体集体性的溯源与回归冲动。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龙应台女士的《大江大海》莫不如是。两岸分治后，大陆文学传统中的“江河”成为胜利者抒发革命英雄主义的最政治正确的载体。指点江山的霸气激扬着血性的文字——“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江河之大之恢弘实在充满着书写者主观灌注的膨胀的想象力。葛亮其生也晚，无缘际会大江大海的大时代，后又栖身香港，与“江河”拉开了时空的距离。但凭着家学濡染、个人际遇遥想历史风华，潜心营建自己的“山河” 。

被无数英雄豪杰竞逐过的江河要如何介入呢？家族是个好的入口。葛亮《北鸢》以家族史的面貌呈现，人物大都有家族长辈的生活印迹，因而多了一些近观的理解和体贴。以常情写历史中的人物，将其融入日常情事。历史不是表演性的，不是戏剧性的暴烈呈现，而是遵循日常的生活逻辑。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惟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 新历史的形成不是无数充满戏剧冲突的激情场景的剪接与集合，而是一个渐变的文化转型过程。当“新”成为历史的规定性，却无法承诺托付时，返身回看历史的阴影，在静默小山河中或许可能获得一线生机，面向不可知的勇气。

《北鸢》无意制造现代启蒙神话，没有创世纪的神圣时间，谋篇起落无所谓因也无所谓果。小说主人公——弃儿卢文笙在卢家的出现纯属偶然。对于“天降麟儿”，卢家睦说，“这世上，谁又全知谁的底细。他来到了卢家，就是我卢家的底细”。卢文笙的性情也一以贯之，目无俗物，无欲则刚。“文笙”，“永和”也，寓意和谐淳正。《北鸢》时间延绵20年，从民国十五年始，至四十年代中后期。期间有无数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而作者都没有让这些事件扰乱了叙事的节奏（事实上，作为历史事件的意义是历史叙事者后天赋予的，当下未必被意识到，无历史意识正是故事当事人的意识）。

与淡化历史意识相对应的，是故事的非传奇化，强调恒常与延续性。近现代历史也好，文学史也罢，出于惯性或是惰性，都视五四为历史断裂口。似乎一夜之间，所有的人事都随之转身。然而，叙事容易成事则难。新与旧的拉锯中，革命叙事的草蛇灰线，时隐时现。革命如人生可能的一般“变故”，悄无声息地进入到生活。在人伦价值上坚守，不妥协。无论新旧，老祖宗的规矩变不得。读书人有读书人的品尚风骨，商人有商人的道义，手艺人有手艺人的行规……各有各的身份，也拿捏好各自的分际。

小说与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历史要抽离出具体的人事，实现理性观照，小说则总是试图拆解历史赋予的意义，回归到历史形成前的某种原生态，已实现小说叙事的有效性。小说在拒绝历史意义时，又寻找另一种自在的历史意义——生活史。

“楔子”奠定了《北鸢》的基本格调：散淡、悠远，言浅情深，含不尽之意于“话本”之外。似乎对读者有约：不要追问过多，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不对历史做出道德判断，历史走到现在就是现在。《北鸢》中有不少游离于主线之外的“点化”之笔（或称闲笔），禅语机锋之间看透世情。小儿游戏的陀螺竟是气势宏阔之寺庙“独乐寺”得名之处，似嫌不知民生疾苦，却也别有说辞：五道轮回，人生之变，终究便是自己的一件玩意儿罢了，又何必当真。贯穿全本的主人公卢文笙具有神秘的预言性。他人生的第一次开口说话就是：一叶知秋。这个小小孩儿脸上端穆的神情，以及空洞的、略带忧伤的眼神，是经历人生起伏后的无所挂碍。历史要顺应他，一味的抗拒终究要成为螳臂。他的辗转迁徙如“老残游记”，由富家少爷而新潮学生，由革命军人而终成一介商人 。

革命是反常情的，是历史的突变。事实上，常情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即便是在外人看来是曾经挺立潮头的历史人物，在家人看来，都有合理的情感铺陈与转折。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一直示人以反叛者的形象，但面向家人时，他也有凄惶的时候，也想从家人那里得到温暖与支持。“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葛亮想表现的是“在‘家国’等词汇的覆盖下，这些人物内心最温润真切的部分”。

二，

而葛亮“察势观风”的本事，以及“继绝学”的承担自觉，无疑都低调地昭示其写作终究要走向“大”的叙事学。王汎森教授以“执拗的低音”反思一些历史思考的方式，谈及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风”。 受现代进化观念左右的历史谈“势”以示其必然性，不可抗力。而“风”却是流动的，神秘的，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士风”、“学风”、“家风”、“政风”、“民风”……一切都在变化中，而身处其中的人只能感受其存在，但很难把握、更不用说掌控“风”的变动与流向。他们随风而行，葛亮写作起于日常的“静观”“感悟”，敏于思慎于言。《北鸢》中引起家变的“风”是八面来风。有自上而下的，有自下而上的，有自外而内的，也有自内而外的。对事故人情的图绘，流行风尚的细描，“无不有风” ，相互交缠。“风之小者止一事，如装饰之变是也，风之大者兼众事，如治术之缓急，士气之刚柔是也。”“一人之交游，而可以见一时之风俗，数人之行事，而可以明众人之行谊。”“名字亦风俗之一”，甚至连一代之书也代表一代之风。（刘咸炘）《北鸢》如工笔细描的清明上课图，即是一派营建“风”的所有物与人的展示与总和。

“风”的无形无状，风是变幻、回旋的，非直线的。这些特征也暗合了《北鸢》选材角度与篇章布局。就选材而言，尽量避开正史，与历史对接时总是似有还无的，注重对历史非中心人物的关注。重视稗史杂记，人物掌故，街谈俚俗。历史叙事离不开时间，但作者有意无意淡化了历史的线性发展流程。随人事变迁，空间流徙采取网状结构。

“风”可以形成“势”，“风”也可以是与“势”相对的民间立场。“执拗的低音”是执着的“命悬一线”的民间生命力，也是葛亮的写作立场。葛亮从“风”入世，但又于无声中引导着“势”的进程。对势是顺其自然的接受安排。不着力反抗也不虚无颓丧。风与势的协调与周旋，未定型于一尊的叙述，隐含着各种可能的未来。看不见的“风”在左右着叙事的走向，人物命运的走向。从全篇结构来看，小说具有某种解构意味，仿佛隐藏着《红楼梦》假语村言 “空” 的意绪，但《北鸢》“空”而不空，空是活得通透，不空是现实的有“烟水汽”的人生况味。

“变”的“风”与“势”逐渐形成。没有人刻意要拆掉那座房子，可房子终于失去了支撑，自己倒下了。葛亮熟悉后现代的解构性，但他更将自己定位为建构者。续命之作，续文化之命，不陷入历史文化虚无症。从典籍、家史中钩沉出物质性的“证言”。实实在在的琐碎就是确确实实的文化印记。就如文笙的雏燕风筝上，两株牡丹花开富贵，翅膀上四周的蝙蝠与鹿角是福禄呈祥。然而，这一纸繁华风雅究竟是“命悬一线”，还是“一线生机” ，或者竟能“扶摇直上”？在画的当下谁也不敢断言。“细节的意义，不在细节本身，而是建立一种全新的逻辑感，这是一种静水流深的格局。” 他是一个文学信徒，“对自己文字的虔诚和快乐向往，优雅的姿态，神圣的情感，没有太多的矛盾与残酷，没有孤独的深沉结构”。《北鸢》之后，张学昕对葛亮的论断想必是要做局部修正的。葛亮在写作心态上更接受沈从文。在“常”中观“变”，在“变”中体悟“常”的隐形力量。

三

《北鸢》中的人物一直在行走，作者心中却有份笃定。这种笃定来自于厚重的历史意识，命运的承担意识。心安即故乡，无关南北。看似宿命的背后，隐藏着更多豁然开朗的可能性。反抗虚无？这样的伟词，怕是鲁迅这样的身份才敢受用。置身于后现代的文化氛围中，葛亮的定力足以令人动容。他的人和文给读者以安安稳稳生活、平平实实承担的绵延之力。为“北鸢”安放到一个暂时安稳的，未完结的去处。王德威所言极是，当代作家以创新突破为能事，葛亮反其道而行。内地作家要到世界去，葛亮却要返回北方－中国。他沉得住气，涵养得住文字，不贪图一时之功。其小说美学及历史情怀已然成型。

《北鸢》的举重若轻。葛亮将值得张扬的家族史处理成民间史，体现他书写“行走于街巷的平民英雄”、“无所不在的角色”的文学史观。民间才是时代的砖瓦的构成。他们的声音尽管微薄，却是这丰厚的时代，最为直接和真实的见证。他们的伤痛与快乐，都是这时代的根基，汇集起来，便是滚滚洪流。那便是，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

“谦卑的江河”也正是一个民族以及它的文学传统的再生之源。 

作者简介：陈庆妃，华侨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