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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不断挑战才能找到“活着”的感觉

来源:北京晚报 | 李俐  2016年11月25日08:00

白继开摄

今天是李安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内地上映的第14天,目前累计票房1.46亿,远远不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近6亿的票房成绩。同时,该片在北美的票房也只能用“惨淡”来形容。尽管这是一部值得载入影史的创新作品,但仍改变不了商业失败的现实。对于种种争议,李安早就在采访时淡然面对:“技术是无辜的,要怪就怪我。”之所以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大胆尝试全新的技术,李安坦白地说,自己不是为了什么新技术,仅仅是想快一点看到自己想看的电影。

迈过60岁的门槛,很多人大概已经退休,过上了平淡安稳的晚年生活。但对李安来说,未来能够挑战自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因此他要把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我需要感觉活力,还有我正在活着这件事情,我需要障碍,因为没有障碍人就没有思想,很难保持新鲜度,久而久之感觉僵硬,那种感觉没有办法忍受。”虽然已经有奥斯卡小金人在手,但李安希望自已永远是电影系的学生,“中国人‘学然后知不足’,你学到一个东西,找到一个答案,又开始新的十个问题,这是保持我活力的方法,这是我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就像呼吸一样。我一部一部电影拍到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跳跃一个超越一个挑战,但对我来讲是非常合理一步步走。”

记者:您的每一部电影几乎都是全新的题材和类型,这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想给观众传达什么新的信息和感受?

李安:都是我人生的体验,只是用比较戏剧的状况表现出来。当然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最感兴趣的一个是中场秀,一个是真正发生的战事。对我来讲,它就像《少年派》的两个故事一样,是人生的两个面,非常有冲击力。这个电影用高科技拍摄,比较主观投入,如果不用这种技术我可能没有兴趣拍这本书。这本书非常内在,是男孩子脑筋里面一天的思绪,书可以尽情写,但让观众看到就不太容易,我决定用新的方式表达,很可能把这个书的精神拍出来,所以我对它比较有兴趣。人生在进行秀也在战斗,也有战斗的伙伴,那是性命之交,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看到真相,用我们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有时候有点奇怪有点戏剧性,也有点讽刺性,这样的题材拍一个新技术的电影是非常合适的。

记者:北美首映后,有影评认为这部电影“形式大于故事”,您如何回应?

李安:评论是别人的东西,我只能把我的心意给你讲。在我的认知里,从来不会有技术是一回事、内容又是另一回事。有人觉得搞技术就是很炫目的,搞内容就要勒紧裤腰带艰苦到不行,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什么样的故事适合用什么样的技术,这才是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军人打仗时候的亢奋状态,延续到日常中,来观察我们社会的林林总总,形式本身就是内容。

一个新的(技术)出来,因为跟过去不一样,总要解释为什么这样用。我的解释就是说,从你过去看胶片电影有闪烁和斑点,到2D数字电影,再到现在,旧的观影习惯要被打破,就好像军人在战场很多感受被打破,看得特别清晰,信息记录得非常真实非常充足,习惯以后,用它来检验人生的时候反而不习惯。这部电影的形式和内容是表里呼应的,对我来讲不是很冲突。有些观众观影习惯比较重,特别是影评人,我觉得对于一般观众来讲就是来看电影,怎么看跟里面演什么东西,其实本来是浑然一体的。

记者:新的技术可能要和新的拍摄表现手法相结合,但您似乎对观众太好了,很多地方还是照顾到传统观众观影的习惯。这些是您的妥协,还是您有意想要这样表现?

李安:很多地方是妥协,不光是对观众妥协,对我自己也要妥协,我不是火星来的,弄完全新的东西。新的电影语言不是马上建立,需要什么东西还在摸索当中,不管表演形式还是拍摄形式,可能要花好几十年,经过无数人努力还有观影反馈,让我们学到该怎么做。我这一步已经跨得很大了,冒很多冷汗不晓得怎么样,再跨越下去观众可能没有办法在情感上作联系。观众的观影习惯现在还是各种可能都有,我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尽量做。很多人喜欢的时候,对我非常有鼓励。

记者:胶片电影曾经在艺术创作上达到极致,您觉得相比于胶片电影,数字电影在电影艺术表现形式上有什么不同?

李安:我第一次接触到数字电影之前,是誓死捍卫胶片的,不只是用胶片拍,之后还拒绝用数字调光。因为胶片电影艺术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接触的,我宁愿活在胶片电影的世界里,它是我心灵的寄托,相当于是我的信仰。所以当它要改变的时候,我是很痛苦的。

但在拍摄《少年派》时,我开始发觉有一件事非常不合理——我们用数字技术在拍电影,却还在模仿胶片电影的思维方法,而且做得比上世纪60年代还差。也就是说我们是用3D技术套在2D的思维上,我们在面对电影的时候是被既定思维禁锢住的。当初发明胶片电影的时候,因为我们还做不到数字和3D技术,所以有了与之匹配的思维轨迹和创作方法,但现在我们的技术更新了,思维和方法却没更新。

每一种艺术形态,不管水彩画、油画还是雕刻,你的笔落下的感觉、刻刀落下的感觉本身就是艺术。创作的时候你跟艺术技巧会产生一种不可言状的关系。如果还用2D的思维来进行3D电影的创作,我觉得对新的技术不太公平,对观众也不太公平。胶片艺术是我永远的爱,它的艺术形式、内容是人类艺术的宝库,它不但要保持,还要继续精进。但数字电影就要用数字的创作方式,数字有它自身的特色和逻辑,用数字来做胶片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不太合理的,我们的心态和工业都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调整,我只是想给数字电影讨一个公道。

记者:您现在选择题材的标准是什么?

李安:看到《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原著小说的时候当然很动心。但我会选一个小说来拍不光是因为它打动我,而是它让我想做电影上的一些探索,或者说我是在选元素而选故事甚至文字。文字很好的话让它当小说留在那边就好,我心爱的小说不一定用它拍电影。拍电影是受到小说启发产生灵感。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就给我一种“上身”的感觉,它让我着迷。那些一两个月研究出来的东西我没有兴趣,搞一两年还研究不出来我就感觉非做不可,不晓得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劳碌命(笑)。我对电影有一种痴迷和兴趣,不想把它当做一种工作或者传道的工具,要不断翻新。其实就像和任何人的关系,包括伴侣和儿子,都要保持初心,要日新月异,要有冲动一直做,做不出来会感觉很挫败,一直想要往前冲。

记者:您的电影里有很多关乎家庭、亲情的议题,您个人怎么看待家庭对自己的影响?

李安:我父亲不喜欢我做娱乐事业,他是老式的中国人,对我非常严厉,觉得电影不太正经,既然有这个天分去学一学教教书就行了,干吗非要进电影圈。我的父亲是江西人,母亲是北平人,我们的家庭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父严母慈。父母到台湾后非常没有安全感,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所以希望我们到美国去读书,去吸收新的知识能够重新立足。因为他们跟家里失联,所以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视,我又是长子,他们给了我很多教育跟品德上面的要求,我现在回想起来不光是中国式的传统教育,其实他们把中国传统已经理想化、浪漫化了,传到我们身上很纯粹。现在中国变化很多,台湾也变化很多,在脑海里家乡旧的东西灌输在我身上,是根深蒂固没有办法拔除的,到美国也改不掉。

一方面我追寻他们的教导,另外一方面又很想从这个制度里面挣脱,所以产生了很奇怪的叛逆又很乖巧的个性。我本身是比较内向害羞,离开父亲离开家到美国以后,反而有一些比较希望挑战的东西。我想一切都是个人命运和自然形成的。我做电影感叹很多,会有情绪发泄,但我能做得到还是很幸运。我父亲虽然对我很严,我还是很爱他,他把中国教养放在我身上,虽然是一种桎梏是一种压力,但也是一种稳定安定的力量。所以,寻找安全感和如何自处是我电影里面避免不掉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