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1996年第五届全国作代会之后，五年一度的盛会又要召开了。这是一次各地作家相聚的盛会。接到会议通知，想到有许多朋友又将会面，很开心。

记得是泰戈尔的诗句：“活得太匆忙，来不及体会。”日子总是匆匆，交友也就匆匆。不必说远在各地的许多朋友，就是近在北京的朋友，如今一年也不一定能见上一面——这时，忽然想到北大作家班同学李小雨、吕雷病逝，一个近在北京，一个远在广州，我均因故未能赶去作最后的送别，至今心里还戚戚然。

每次全国作代会召开，也就成了许多文学界朋友相聚的机会，是大家非常珍惜的美好时光。特别是在预备会上，开会前，大家都到处张望，互相寻寻觅觅，彼此挥手示意。也有会错意的把陌生的挥手接受下来，给予回报，接着就发现误会，彼此尴尬一笑。而更多的是当即接通信息，互相报以愉快表情，真是人生不亦快哉的事情。

参加第五次全国作代会时，我还在广西工作，当时是兴冲冲来参会，兴冲冲地来会老朋友。那时我认得的朋友还不多，远不如现在，可是，不管朋友多寡，心里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会会老朋友——或许正因为朋友不多，才越发看重这事。

在第五次作代会上，我特别盼望要见到的是我的老同学，也就是作协文学讲习所第八期和北大首届作家班的同学。前者是1986年分开，一别就是10年；后者是1988年告别，分别的日子也不算少。我捧着一份代表住房表，寻觅同学的房号，挨个打电话，一旦打通电话，大都是两个人就在电话里叫叫嚷嚷起来，然后不是我去访他，就是他坚持来访我——那个时候都是两人一间房，有时候还要考虑会不会影响同屋的起居——遇到无人接电话的，表明对方已经出访，及至打通另一个同学的电话，立刻被告知，未接电话的那位正好在他屋里，于是被喝令“你小子马上过来”，于是就乖乖的，“本小子马上过去。”

回想起来，参加第五次作代会的同学真多啊。前后两个班的同学少说也有60多位，大都是50年代出生，当时正处于文学创作最好的年龄，佳作迭出，分布在各省市，大多数都被选为代表。可惜那次会上没有同学召集大家聚会，倘有聚会，人数多，又兼不少人中年得意，意气风发，可以想象那一番热气腾腾的气势，恐怕还是颇引人注目的。同学聚首，欢喜之余，都会念及各自境况，只是念及几位过早谢世的同学，姜天民、秦文玉、向义光……无不肃然，无不唏嘘嗟叹。

五次作代会后不久，我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出版集团任职。此后，每次作代会上同学聚首，不经意间我就有了东道之责。所谓东道之责，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我要求自己对每一位同学都要问候到，打一通电话自不必说，还要在会场内外见上一面。每次大会前或者散会时，人流熙熙攘攘，总要东张西望，当然是在找老同学；在偌大的餐厅里，端着盘子像是在找座位，其实我还是在找老同学。总觉得见上一面才放心，说上几句话心里才熨帖，如此方觉得没有白来参加会议。

渐渐地，能够在会场上联络的同学也就稀少了。岁月催人老，新老必交替，作家人才辈出，作代会各地代表的选举自然也是如此这般进行着。更何况，“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天妒英才，这十多年来，又相继有多位同学罹病辞世，无论如何是再也不能相会的了——他们永远活在自己的作品里：《南方的森林》（袁和平）、《女人无魅力》（杜保平）、《最后一分钟》（李小雨）、《大江沉重》（吕雷）……

第九次全国作代会即将召开，自然还会有各种各样机缘结识的朋友要会面，理当高兴；何况还会有一些同学相会，心下自然欢喜。也期待同学们创作实力不减，作品愈发厚重，影响力日隆，对此我有期待。其实，不管能不能在盛会上相会，同学永远是同学，是人生永远的记忆，大家都会时不时在各自的作品里见到，在彼此的记忆里和想念中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