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九次全国作代会将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全国作代会。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荣誉，因此，我对大会充满了期待。能参加大会，是对我在文学方面的工作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参加大会，将会有幸聆听到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相信会对自己未来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启迪。同时，大会亦将是作家们相聚交流的机会，我作为文学期刊的主编，也将是和作家交朋友、谈创作和约稿的一次大好机会。

此刻，我想说的是，文学左右我的命运，或者说文学就是我的命运。

我自幼喜爱文学，中学时便开始诗歌写作。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个濒临倒闭的矿山企业，不管生计如何窘迫，一直坚持文学的梦想。1996年，我考上了西南师大的研究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与我的生活、前途再一次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临近毕业时，到学校来要人的单位很多，那时研究生还很少，很抢手。来的单位高校居多，竞相开出各种待遇，譬如，安家费、住房、解决配偶的工作，等等。其时，我读书所在的重庆刚升为直辖市，党政机关需要大量高学历的文科生。我也去面试了一家单位，但又不想去了，后来这家单位领导亲自打电话做了我的思想工作，要我留在重庆。

但我最终还是到了贵州，到了《山花》编辑部做编辑。其实，在毕业前一年我已经到《山花》实习了。介绍我到《山花》实习的，是我的老乡王鸿儒先生，他当时是贵州省作协副主席，是一位历史小说家，也是一位学者。应该说，王老师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人之一。其时《山花》的主编是何锐先生，他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有独到的文学眼光、开拓精神和魄力的编辑家。他平时不苟言笑，神情严肃，偶尔一笑，你便会觉得难得，就像阴天忽然露晴一样。

那时的《山花》已经是全国的名刊了，杂志给人“孤傲”之感，但到了编辑部，却觉得很有人间烟火气。我到《山花》，住的地方是曾经的《山花》编辑部，三间房，门上还挂着有“小说组”、“诗歌组”、“评论组”字样的牌子，至于我的“卧室”、“厨房”、“客厅”分别是哪一“组”，我已记不清了。可以说，我是住在“山花”，上班在“山花”。

到《山花》最初的那些年，是我最后的一段青春时光，亦是一段很寂寥的时光。我在乡下时，曾感到过寂寥，住在闹市区，亦感到寂寥。这种寂寥感如影随形，宿命似的跟着我，总是甩不掉。

做文学杂志编辑，一般是写小说的就做小说编辑，写诗的就做诗歌编辑。我呢，是什么文体都编，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可能是几种文体的写作我都有所涉猎，尽管主要是写诗和评论。我刚到时，还做许多杂务，譬如发行、杂志打包、跑邮局等等。做的工作很多很杂，但我很少埋怨，因为，我曾经历朝不保夕的生活，我很珍惜这份工作。

后来，何锐先生退休，我做了《山花》主编。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能不能保住这个“品牌”是一回事，首先是能不能让杂志生存下去。因为《山花》的财政拨款很少，大部分的办刊经费要自己去找。于是，我除了组稿、编稿，还要去跑“广告”，所谓“广告”，准确地说是“赞助”。我一介书生，哪里去跑过呀？有一次跑广告，夜里在乌蒙山区大山上的村长家吃饭，其间，我走出低矮的房屋，放眼望去，尽是莽莽苍苍的群山，天无言，山无言，我无语。毛泽东说“乌蒙磅礴走泥丸”，我不是伟人，乌蒙山在我眼里，还是巨大的山脉，怀抱着亘古的沉默。还有一次，我一大早从贵阳出发，到一家相距很远的企业谈广告，合同签了，在返回的途中，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在等我回去，其时正值黄昏，抬头望，夕阳的余晖正照着高高的山巅，蓝色正慢慢沉入黑暗，一下子，百感交集，竟泪流满面。

转眼间，我来《山花》17年了，做主编已7年。我非常感谢各界领导和朋友们的支持，让我走到了今天，让《山花》走到了今天。

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山花》取得了一定的业绩。《山花》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一面旗帜，中国推举文学新锐的一大重镇。由于《山花》一直坚持向世界排名前100名的大学图书馆赠阅，也引起了国外文学界的关注，部分作品被译介到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还有小说经泰国诗琳通公主翻译后，在泰国出版。尤其是，作为贵州省惟一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山花》向全国推介了大量贵州本土作者，发现并培养了大量本土文学新人，为贵州文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大会举办期间，我的诗集《直了集》也将出版。从事编辑工作以来，尤其是当了主编之后，我的许多精力用在了审稿和跑广告上，为杂志的质量和杂志的未来操心，这是一个主编理所应当的职责所在，但不得不说，这也进一步压缩了我进行文学创作的时间。好在总是会有一些珍贵的间隙，让我有机会在诗歌中抒发种种体悟。这本诗集，是我的作品第一次结集出版，我把它看成一次总结，亦将是我重新写作的开始。

参加这次作代会，是我文学人生的一个重要事件，这将成为我再次出发的一个新起点。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进一步编好《山花》，让《山花》继续在云贵高原上灿然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