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不知何故，作家们的代表大会，届届都开在旧年底与新年初交接的日子。这日子又一次临近了。不知不觉间，我宁静的心湖竟探出朵朵荷花来，就如冬眠的莲荷在春风里的复活。

春天来了

1979年11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三次全国作代会的召开，标志着迟到10年的中国文学又一个春天到来了。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年纪最小的代表，与数百名年长于我许多的作家们一起虔诚地低下头，向被林彪、“四人帮”诬陷致死的53名老作家、评论家、翻译家长时间默哀。此前，我们致哀的这些老作家我一个也没亲眼见过，但不少名字和作品一直在心中熠熠生辉，如老舍和他的《骆驼祥子》，多像生命力顽强的莲荷，不朽在北京的未名湖，也永生在人民大众的血液与心灵中。和大家一同躬身默哀的时任主席茅盾先生和他的《子夜》《春蚕》《早春二月》等等也在我心中放着异彩。这些前辈作家，无论健在的还是逝去的，他们的文学精神与才华，都默默地、深深地在我年轻的心里了。记得我在会间小组讨论发言和会后写的文章，题目都是“与‘瞒’和‘骗’的文学告别”。

那次代表大会对于我，确如阳春天气的一次复活节。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一度蒙辱的名字又真切地出现在庄严的选票上，并活生生地站在我的前后左右，任我崇敬，许我圈点。那时的选票，跟现代化毫不沾边，所有程序都是手工操作。因为年轻，我有幸被大会任定为计票员，曾当过小八路的作家邓友梅先生是监票员。不足500人的选举，我们一伙唱票员、监唱员、记票员和监记员，一丝不苟忙活了两遍，到深夜才准确统计完毕。第二天在会场、饭堂或院子里再见到被自己一笔笔记过票的主席团和理事会当选者们，我都会暗自兴奋一番。公布当选的主席团名单是：主席茅盾；第一副主席巴金；副主席按姓氏笔划排列为丁玲、冯至、冯牧、艾青、刘白羽、沙汀、李季、张光年、陈荒煤、欧阳山、贺敬之、铁依甫江。另外还有一群鼎鼎大名的作家、诗人当选理事。那一长串名字连同形象、声音再次在心头深深打下烙印。一个细节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位年事颇高满头白发的老者拄着拐杖颤巍巍走进会场卫生间，听有人称他朱光潜先生，我不由大吃一惊，肃然起敬，一时竟解不出尿了。

大会期间，团中央特意为30岁以下代表安排了一场联欢舞会。那时的舞会算是新生事物了，我受到邀请，但手拿请柬却犹犹豫豫不敢参加，是一位老领导要走我手里的京剧票，我才红着脸硬着头皮去了舞场。30岁以下代表不多，舞场里人自然也不会多，我坐在角落里，看人家跳了一曲又一曲，就是不敢下舞池跳上一曲。直到最后一曲已奏响好一会儿了，我才忽然心血来潮，决心跳上一圈，以免遗憾。就在此时，舞会结束了。事已40多年，我仍遗憾自己思想解放的步子太慢太慢。

开不败的花朵

2006年11月底，第七次全国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时，年过百岁的巴金主席已经辞世。此前的六代会，巴金主席便因病未能出席，他那次的祝辞，是别人代为宣读的书面稿。所以，七代会最先一件事，当然就是向巴老及六代会以来去世的作家们默哀。百岁而安然辞世的巴老在作家们心中已是永生的。

七代会选举的票箱已十分现代化了，投票口严密得与制式的选票宽度以至厚度严丝合缝，想投进一张假票或多投一张真票都绝无可能。当开始投票的乐声奏起，主席台前排同志起身投票时，有工作人员走到已90多岁的马识途先生身后帮助他起身，不慎碰倒了马老身后我桌上的茶杯。刚刚泡上的一杯滚茶，一下淹了桌上我那张选票。当轮到我投票，那张泡肿的选票怎么也塞不进去了，只好交给工作人员处理。

三代会时那种一张张唱票计票的方法早不用了，投票结果很快公布出来，上千人的会场爆发出热烈而有力的掌声，仿佛中国文学一下年轻了50岁。新主席在新一届主席团和全委会上谦逊、热情、沉着、全面、感人且有文采的讲话，让大家感觉新的领导集体又很成熟从容。10年光阴匆忙又兴高采烈地过去了。我已由对老前辈崇敬得一时解不出尿来的青年，变成对优秀中青年作家们自愧不如的老代表，心情自然不会动不动就激动万分或一落千丈了。离会那天的一个细节被我平静地摄入傻瓜相机，至今犹在眼前：在代表们下榻的酒店门口，正好遇见马识途先生被铁凝主席搀扶着准备上车返程，一老一少，一个笑声朗朗，一个关爱有加，诚如即将分手的亲情父女，让人感到作家协会就如作家之家一样，暖意融融。

10年过去了。中国文学以从来没有过的英姿走向了世界，中国文学开不败的花朵也越来越美妙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