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威廉（广东青年作家）：

显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个问题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反思：故事为何重要，哪些属于中国，如何才算讲好。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从来都是以叙事开始，以叙事终结。我们总是需要一套强大的故事系统，隐喻性地描述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核心问题。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反复提及，便是有了焦虑，我们对于自身的生存图景失去了清晰的判断。

当今时代，全球文化与信息通过经济活动和互联网激烈碰撞、复杂交织在一起，中国作为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既要面临这种复杂的处境，又要面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还要建构自身的文化主体性，的的确确是千头万绪，有精彩纷呈，也有迷茫莫解。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思考“中国故事”，才有了背景与参照。换句话说，我们召唤的“中国故事”是有所指的，而不是说跟中国人、中国文化有关的故事就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故事”，要不然，我们现在光是每年的文化产品都是天文数字，早已不用再提这个问题了。

“中国故事”是为了回应、回答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困境。

不管是从细微处着手，还是从宏观上把握，只要能深度介入这个困境当中，便有可能成为好的中国故事。因此，好的中国故事一定是创造性的，它在寻找一种有力的艺术形式。而这个创造性的过程，我认为在于立心与立人。

有一种误区，就是以为小说里边容纳的社会素材越多越杂，就越能表现出我们时代的丰富，其实不然，那样做就像是水面上越积越厚的油花，反而遮蔽了更加重要的部分。

我们在中国故事里，根本的渴望是寻找、发现和看到当今中国人心灵的幽微之处，辨认出我们自己的模样。如果那个故事触碰和唤醒了我们灵魂阴影中的那一大片存在与经验的碎片森林，那一定是击中了时代核心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