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中的现实并非只是客观现实，也不只是思想深度，它是一部作品最深层的动力

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曾经说过一句话，“新的用词和新的句型表示出人对现实的新的态度……从而在人们眼中展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伊格尔顿强调语言的“变形与颠倒”后生成的“陌生化”，他认为这是文学创新的开始。但是，伊格尔顿忽略了进一步的追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个作家能够学会使用新的用词并且展示出一种对现实的新的态度？

当我们在谈论《包法利夫人》《变形记》和《阿Q正传》在世界文学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时，我们谈论的并不只是语言的创新，而是他们感受世界的方式变了。因为对世界产生了新的情感和认知，语言和象征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两者几乎同步发生。想象一种语言，就是在想象一个世界。反之亦然。换句话说，一个作家如何体验、理解世界，常常会决定作品的创新程度。否则的话，即使能够娴熟地运用新的语言形式，也只会流于空洞。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在很大层面上都首先是因为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即使场景相同，因为关于世界的理解不同，这一场景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景”，即新的用词和新的现实态度。

回到当下的文学语境。整体来看，虽然作家对语言已经有鲜明的自觉意识，但在人物叙事和情感表达方面还有单薄的倾向。抛却语言能力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作家对他所描述的现实世界并没有真正的探察精神。作家总以为只要有感受就可以，可以根据一些朦胧的形象去妙笔生花，但其实不够。试想，如果一个作家只是依据通常的社会意识去书写“乡村/城市”，如果对“乡村/城市”的差别没有真正的理解力，又怎么能够对其中的人的精神倾向、情感形式及与社会的关系有足够的理解力？换言之，对世界和现实“没有新的态度”，很难产生“新的词语”，更无法呈现一个“全新的世界”。文学中的现实并非只是客观现实，也不只是思想深度，它是一部作品最深层的动力，隐秘地参与并决定作品的语言修辞和故事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