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古人云，“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倘若经得住时光的涤荡，便成了永恒。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德国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向中国美术馆的捐赠就是一个永恒的印记！1996年11月20日，路德维希夫妇将自己所藏89件／组，共计117幅珍贵名作捐赠给中国政府，由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中国美术馆为此举办了“彼得·路德维希、伊蕾娜·路德维希捐赠国际艺术品展览”，在展览开幕式上，中德两国的国家领导人和文化艺术界的代表们见证了这一文化盛举。如今，这批西方现代艺术珍宝在中国美术馆正好走过了20个年头。如同经历了一次重新生长。从踏入中国大地的那天起，它们肩负更重要的文化使命，它们给中国观众带来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直观认识，它们也因此焕发出更为绚丽的艺术华彩。20年后的今天，中国美术馆联合德国驻华大使馆组织策划路德维希捐赠20周年纪念活动，包括在德国大使馆举办的专题展览和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为了进一步展示和研讨路德维希夫妇为中德两国艺术友谊作出的突出贡献，也是为了共叙中德两国文化交流的未来！

回溯路德维希夫妇的艺术品收藏之路，他们凭着对艺术的一腔热忱，高瞻远瞩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构筑起独特的艺术收藏结构，成为世界级现代艺术收藏家。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独享这些属于全人类的艺术瑰宝，而是以开放和共享的态度，通过捐赠或外借的方式，让这些艺术品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找到新的归宿，让它们的艺术生命得以延续。20世纪90年代初，路德维希夫妇开始计划向亚洲国家捐赠藏品。当时日本、韩国都对这批作品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承诺了世界一流的收藏和展出条件。然而，当路德维希夫妇多次来往中国以后，却被中国充满活力的艺术景观所吸引，他们最终决定将这批珍品无偿捐赠给中国。这是他们系列捐赠中的重要事件，体现的不仅是他们独到的眼光，更是他们宽阔的文化视野。中国人相信，“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或许路德维希夫妇葆有的正是一种这样的文化信念。

如果说，时间证明了路德维希夫妇选择艺术品的正确眼光，那么同样也证明了他们将作品捐赠给不同国家产生的不可估量的文化效应。路德维希夫妇的捐赠极大地丰富了馆藏外国当代艺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在中国美术馆关于外国艺术品的收藏中，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不仅因为其中囊括了众多世界级大师和国际—流艺术家的作品，诸如西班牙的毕加索，德国的彭克、吕佩兹、伊门多夫、巴塞利兹、基弗、里希特、海希，美国的安迪·沃霍、韦塞尔曼、利希藤斯坦，英国的大卫·霍克尼，意大利的古图索，俄罗斯的日林斯基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跨越西方艺术史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个阶段，从“波普艺术”到“照相写实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涂鸦艺术”等等，特别展示了西方后现代主义以来艺术家关注现实、关注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以及抒发自我情感的特定方式。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界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这些作品无疑成为当时美术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启示。

中国美术馆不负路德维希夫妇当初的嘱托，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批藏品的文化价值与作用，以展览、研究、交流等方式，扩大作品的影响力与影响面。从1996年到2016年，中国美术馆每年都以这批藏品为基础组织与策划相关的项目，这批艺术珍品的足迹已经踏遍了包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等地区。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共有上百万观众亲眼目睹了这批艺术珍品的风采。此外，中国美术馆不断地用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展公众教育活动的方式发挥这批珍贵艺术品的价值，让它们的独特魅力为更多人所欣赏。

作为捐赠的受益者，在纪念和感激路德维希夫妇慷慨捐赠的同时，中国美术馆将永远感恩他们的善举，将其对中德友谊的贡献以及对文化的传承”接力“下去，让这笔文明的馈赠在中国的土地上得以延续和发扬！

朽者不朽：陈师曾

近代以来，随着历史的沧桑巨变，中西文化的碰撞、对话、融合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词，也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在短短百余年间，整个中国实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何去何从始终处于激荡的风口浪尖，是如“美术革命”般决绝，还是像“整理国故”般坚守，是“在传统中变”还是“在传统外变”，是“改良新国画”还是“纯粹采西法”……各种言说与实践相继展开，且依然持续。百年回首，当我们以同情与理解的眼光重新审视，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努力，都有着其各自合理的历史语境和阐释逻辑，而且也已成为时代前行中不可拆解的重要部分和新的基点，“走向现代”正是连接他们与我们当下的共同目标。

在中国绘画“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有这样一位自号“朽者”的先行者。他不同流俗，画吾自画，集诗书画印和新知识素养为一身；他以深厚的笔墨功力，传承金石写意之风，并在直面现实中创作出具有人文关怀的杰作；他投身艺术教育与画会活动中，积极推进中日艺术的交流合作；他提携同道，与民初艺坛共同开创出北京画界的新局面……然而，他仅仅活了四十八岁，他便是在逝后被吴昌硕题为“朽者不朽”、被梁启超评为“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的陈师曾。

陈师曾，名衡恪，1876年出生于湖南凤凰，祖籍江西义宁。其出身名门，家学渊源深厚，与其祖陈宝箴、父陈三立亲历了湖南维新变法之兴衰，故矢志于学问之道；自此，接受新学，留学日本，与鲁迅、李叔同等结为文艺挚友；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通与长沙，并全心致力于诗书画印的深研，求教于海上巨擘吴昌硕；1913年底，其赴北京任教育部编审，居京十年间，在多所高校任教，参与多个画会活动，发现并推广白石老人，勤于创作、著述与讲演，留下数千件艺术作品和数十篇画学精义。1923年病逝于南京。

短暂的一生，何以“不朽”？何以成为20世纪初中国画走向现代的先行者？

在我看来，其所撰《文人画之价值》正可视为对其个人文化价值的最佳注脚，略述一二。

“文”在陈师曾所有关于中国绘画的价值叙述中，都始终落脚于根性的民族文化自身。正如《画继》所言，“画者，文之极也”。文化及其所深涵的民族精神才是中国画得以延存上千年的内核所在，无论是在其译文中所谈到的“东西画界，遥遥对峙，未可轩轾。系统殊异，取法不同”，还是在主张融合中所言“研究之法，宜以本国之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等等，都彰显出一种开放而自觉的文化视野。

“人”人是文化的存在，以文“化人”则是文化之功能。“陈门四杰”所体现出的文化托命意识，即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典范；陈寅恪所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留给现代学人的宝贵财富；陈师曾所谓“文人画四要素”（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同样是将艺术之用回到创作主体的完善与充实。而其去世后，众人评价也正是首推其品性之高洁，“而其作品的表现，都有他的精神。有真挚之情感，有强固之意志，有雄浑之魄力……”（梁启超语），“朽者”为人可见一斑。

“画”画乃文与人的迹化。陈师曾的艺术作品一方面秉持“以精神相应”的艺术理念，着眼于从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坚守写意性笔墨的书写与抒发，又巧妙地融汇西法，不断拓展艺术题材与语言方式，从自然与现实生活中探寻“发表个性与其感想”的新貌，确有先导之功；另一方面，诸类皆擅，总体风格“书卷”袭人、淳厚雅正，诗画一体、每多寄寓，内敛为矫然拔俗的君子风骨，外拓为任意挥洒、体貌多变的不羁性情，在民初画坛中独显自家面貌。

当然，在文化语境更迭和文人绘画已趋式微的晚清民国，陈师曾的文化身份已是兼具旧式文人/新知识人两种特征为一体，其艺术创作也同样如此，呈现出“新风”与“旧貌”并存，“借古”与“融西”不悖。而这恰恰体现出陈师曾在变革时代中基于文化主体的充分自信和开放胸怀，如此鲜活且极具张力。

“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朽者陈师曾以其超绝的才情气质开启了20世纪中国画“会通适变”之门，由此“走向现代”，直指当下，是为“不朽”!

中国美术馆匮藏陈师曾作品一百余件套，仅有部分作品曾在联展中展出。三年来，随着“典藏活化”系列的开展，藏品的系统研究、深入挖掘以及精彩展示已经使此系列成为我馆展览的重点品牌，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好评。值陈师曾诞辰140周年之际，我馆汇同北京多家文博机构，聚集其各类艺术作品两百余件，一方面展现其于中国画各科推进的传承与创新，另一方面呈现其于书法、印章、诗词以及漫画、画铜、笺画等多方面的综合艺术成就，尤其是特设专厅，以“沙龙雅集”方式钩沉其生平、交友、著述，力图部分还原陈师曾与民初文艺界往来的交往圈。

可以说，这是朽者陈师曾去世后首次在国家最高美术殿堂的集中陈列。在全面研究展示其画学思想和艺术实践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藉此揭示其对于20世纪中国画走向现代的开拓价值和文化启示。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平台，中国美术馆一直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公众美育服务、建构时代精神为宗旨，此次特展的举办正是对于民族精神和经典文化的挖掘和弘扬，并由此彰显20世纪中国艺术的自觉、自信、自强。

运古求变存真探新

在20世纪的中国绘画史中，有这样一位老人，嗜爱书画入骨，一生画笔不辍，历晚清、经民国，“运古”精深，又在新中国拓创探求，建画院、勇担当，高擎民族传统绘画大旗，为北京画坛的持续发展殚精竭虑，并在94年的人生追求中以艺术为毕生事业，以真言笃行反映时代新风。他便是生前与白石先生并称、生后却相对落寞的“半丁老人”——陈半丁。

半丁先生原名陈年，1876年出生于文风浓郁、名家辈出的浙江绍兴。早年赴上海谋生并拜师学艺，师从“海派”名家吴昌硕，又得任伯年、蒲华等人指导；1906年，受金城之邀，以吴昌硕大弟子和“海派”后继者的身份来到北京，成为清末民初“南风北渐”的重要人物。在此期间，深入研习明清以来的写意传统，博采众家之长；并参加各种画会，任教于多所高校，与北京画坛同仁开创出“京派”绘画的鼎盛局面，成为其中的中坚人物。在战争年代，他始终站在正义的一方，刻印“强其骨”“不使孽钱”“只见江山不见人”等以明其志，足可见文人风骨与君子风范。

新中国成立后，陈半丁先生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遇。其积极投入到新的文化建设中，不仅为人民大会堂、国务院、钓鱼台国宾馆等中央单位创作了一批具有昂扬时代精神的巨作，更带领在京画家为世界和平奖合作绘制《和平颂》等，以艺术的形象和手法展现出新中国的蓬勃发展；同时，他与叶恭绰共同提议成立北京中国画院（即今天的北京画院），在任职副院长期间，关心同仁，维护传统文化价值，展开响应时代主题的新探索，成为白石老人去世后北京画坛最有影响力的画家。然而，“文革”伊始，由于其性格上的刚直不阿和敢言真话的书生意气，遭遇到一系列的冲击与迫害，于1970年含冤病逝。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

纵观陈半丁先生的一生，无论是早年的生活辛劳，还是晚年的处境艰困，在时代的风卷云涌中，他都始终站在中国自身文化的基点上，矢志于弘扬民族绘画之正道，坚守于传统文人之品性，在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道路上孜孜以求。漫漫求索之中，铺展出全面综合的艺术面貌：最擅花卉、山水，又能作人物、翎毛，亦已书法为业、于印学更有造诣，而诸门类中尤以大写意花卉最为知名。整体而言，其艺术追求道路和风格取向上又呈现出运古求变、存真探新的个人特质。

言其“古”与“变”，这恰恰是20世纪传统型画家在面临西方文化冲击下守护民族艺术的普遍自觉和转化策略。在这方面，陈半丁先生知深行远，于花鸟画上追青藤白阳，近法海派名家（尤以任伯年、吴昌硕为主），又将其交流融入北方画坛，形成大、小写兼容，古朴与雅俗共赏的自家品格；于山水画取法宋元以来的南宗正脉，尤其钟情于石涛上人极具个性的自由书写，将宋元的高古意趣与明清的笔墨韵致相结合，具有浓郁的文人气质；于人物画主要取材适合民众趣味的道释人物，也多是融会诸法而为，兼施指墨，还善翎毛走兽，均是渊源有自，古意浑成。如果说，“古”是优秀传统之河流；那么，陈半丁先生在解放前更多是徜徉其间，以会悟妙解之心手不断采撷。从勤奋苦功经由“对临”“意临”到“整合”，终至晚岁的“写意”“写心”，勇猛精进，展现出运古求变的多重境界，最终化古为我。

论其“真”与“新”，则更多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好个人艺术趣味与主流文艺思潮之间的关系上，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陈半丁先生在保留自我艺术真趣的同时，敢于吐真言，勇于新探索，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历史答卷。他的“真”，是仍然保持着对民族艺术的挚爱，其中既有着个人意趣的书写，更有着“用绘画昭示光明、凝聚人心、陶冶情操、抒发理想”的理性选择。为适应时代的需要，他自觉地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画笔努力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其山水画尝试着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取材中出现了村庄田舍、农民麦田等新事物，以全新的主题传达出全新的气息；其花鸟画出现了一系列大幅作品，更多地采用了谐音寓意的艺术手法，画尽百花争艳，欣欣向荣，一派生机勃勃，如《和平统一》《百花齐放》《岁寒同心》等，为新时期的花鸟画转型进行了大胆实践。“探新”而不失其“真”，无论作品的大小，画里始终洋溢着半丁老人“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作为抒情审美主体的“自我”与民族的正气和精神同在。

随着历史的发展，当我们带着传统文化复兴的使命重新审视半丁老人的生后落寞，自然会倍加关注。2016年，适逢其诞辰140周年，中国美术馆以此契机联合北京画院、故宫博物院、中央文史研究馆在本馆1、8、9号厅举办“此中有真趣——纪念陈半丁诞辰140周年艺术展”，体现了当今艺术界和学术界对陈半丁先生的崇高敬意和对他艺术人生的深切怀念。此次展览是陈半丁先生作品首次在国家美术馆平台上的整体展示，也是其一生艺术佳作在公众面前的一次集中亮相。我们希望藉此让广大观众进一步了解陈半丁先生卓越的艺术成就，重新认识陈半丁先生对于北京画坛乃至全国画坛的重要影响力，并推动学术界对于陈半丁艺术的再研究、再认识，在中国画繁荣发展的当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

更令人感佩的是，展览举办之际，陈半丁先生的亲属向国家捐赠了一批陈半丁艺术作品，由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这些作品历经种种磨难、穿越岁月的洗礼得以保存至今，如今得以入藏国家美术殿堂，体现了亲属对国家美术收藏事业的支持与奉献，也是半丁老人毕生坚持推动中国美术发展之意愿的延续。相信，这些作品必将在陈半丁艺术和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与传播上发挥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