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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中国画） 陈半丁

江上泛舟（中国画） 陈半丁

在纪念陈半丁先生（1876年—1970年）诞辰140周年之际，中国美术馆推出了“此中有真趣”艺术展。作为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包括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北京画院等在内的多家机构及家属收藏的200件左右陈半丁书、画、印作品，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我们重新认识陈半丁的艺术成就，以及他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中的相应地位，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雪泥鸿爪见担荷

作为“海派”弟子、吴昌硕与任伯年的传人，陈半丁三十岁以后便北上京华，开启了他“南风北渐”的历程。

1917年，齐白石为避家乡匪乱，只身来到北京，无奈画作“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心中不免落寞。所幸，这一年齐白石结识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两个贵人——陈师曾和陈半丁。提及齐白石的“衰年变法”，陈师曾的作用几乎无人不知，但对于陈半丁在其中的贡献往往不闻其详。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访问过陈半丁的学生，就在日记里记录下了半丁老人当时的谈话。他说：“齐白石刚来北京时，画卖不好，也卖不贵。我劝他学学缶老昌硕，他听了。齐白石这个人很知言，能取得后来的成绩不是偶然的。”这段谈话，不经意间道出了齐白石成功的关键：“衰年变法”中放弃八大山人的冷逸画风而改学吴昌硕。陈半丁金针度人，有功于齐白石的“衰年变法”，对尚在保守派唾骂声中讨生活的齐白石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美术史应当补上这重要的一笔。

1927年，陈半丁被选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副会长。这标志着他开始步入“京派”的领袖行列。此间，他与会长周肇祥一同改组画会，继续倡导“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宗旨，为培养画学新人，发展“京派”绘画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画家王梦白生前落魄，陈半丁经常给予接济。1934年王梦白去世，家庭也陷入窘境。陈半丁便召集北京画坛的众多画家，在琉璃厂集粹山房举行义卖，所得善款全部用来接济王梦白的家小和处理其后事，在北京画坛传为佳话。

1937年北平沦陷，陈半丁毅然辞掉了国立北平艺专教授之职，坚持以卖画刻印为生。他刻《如此山河》《万牲园中守者》两面印，在边款中曰“山河如此，民何以堪”，感叹山河被日寇所践踏，将社会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又刻《没齿》《中原无人》两面印，表达对侵略者和汉奸永世不忘的仇恨。1945年，蒋介石派张道藩来宣慰北方民心，并邀请溥心畬、齐白石、陈半丁等画家前往南京举办展览，陈半丁断然拒绝。这并不是陈半丁有什么政治上的远见，而纯粹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本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艺术市场低迷，画家不能卖画，美术学院对传统派老画家又不予接纳，使这些人的生计成为问题。陈半丁通过与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的关系，把这个问题“吵”到毛泽东那里。之后经中宣部和文化部倡议，开始正式筹建中国绘画研究机构。国家特批专款建所，又耗巨资盖了陈列馆。之后，有关部门为了通盘考虑民族艺术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将“中国绘画研究所”更名为“民族美术研究所”，也即今天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前身。美术研究所的建立，其意义不仅限于解决老画家的生计问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家级的专业美术研究机构，其诞生也意味着新中国美术研究格局的初步构建。

上世纪五十年代，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一度甚嚣尘上，中国画被认为是落后的、不科学的，遭到无情挞伐，国画系在美术学院也一度被取消。陈半丁对这种思潮给予了坚决抵制，并在1956年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与叶恭绰共同提交了“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成立中国画院”的议案。他说，“不幸中国画这一门的进行，较其他艺术如戏曲、音乐，更显迟慢……并且于中还有一种不顾体念的争扰，就是一些艺专学校，对于中国画一门，似乎就是勉强充数。这样的情况，是无法不就渐衰落的。听说国际艺术家想找人讨论中国画，我们似乎难以答对，更说不到提供专门意见来供国际研究”，先指出问题和严重性，继而提出解决方案：“未知政府对于中国画，是否也可以和中医中药一样，设立专门的研究机关，延揽各地专家讨论。并于综合大学、各级师范设立中国画系，分门研究。并多方设法汇集以往优良作品，做深入专门讨论。培养中年、青年画家，予以机会和策励。以扭转轻视国画的成见，打开中国画的出路，发展中国画的前途”。该提案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最终，北京中国画院得以在1957年5月14日正式成立。之后，各地画院的成立如雨后春笋，中国画创作的局面得以完全打开。

1954年，陈半丁为文字改革一事给毛泽东去信。毛泽东回信，希望老人多提意见，对老人关心文字改革深感敬佩。六十年代初，日本某商业代表团中的一位成员跑到陈半丁家里，声称要和中国人比试书法，老人明白了来人意图，随即连夜就此事上书毛泽东反映情况，促成了书法要从孩子抓起的号召。

会通南北融雅俗

在不少论者眼中，南方的“海派”为新为俗，北方的“京派”为旧为雅。陈半丁由南至北，受到古都文化的熏陶，开始上溯宋元明清，汲取文人笔墨之雅，又保留海派色彩艳丽，亦不忽略形似的特点，完成了会通南北融合雅俗的“南风北变”。

在现代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画不能画大画，且不适宜陈设在现代建筑中。陈半丁和新中国的画家用他们的实践回答了这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代表国家形象的建筑陆续完工，需要布置大量超常尺寸的艺术作品，借此陈半丁创作大画的卓越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大凡国宾馆、大会堂、北京饭店、首都机场、政协礼堂、各大博物馆等处，纷纷邀请陈半丁作画，因此留下了大量巨作。例如1955年5月包括陈半丁在内的北京14位著名书画家联合创作的巨幅花鸟画《和平颂》，至今为人称道。

他的作品还常作为国礼赠给外国元首。1955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老人受命作八尺《达摩像》，并自题五言诗一首：“佛自西方来，乐在东土住。今日送将归，多情勿忘故。”他和齐白石合作的《牡丹松石图》，作为国礼赠送给印尼总统苏加诺。他为西哈努克在京别墅创作的《四季花卉》，用三张丈二匹宣纸接起来，规模令人叹为观止。

新中国的建设和外交，给陈半丁的创作提供了历史机遇，使之有机会开拓中国巨幅花鸟画的新面貌。这些作品“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气象恢宏。至今，《共向和平》《繁花似锦》《欣欣向荣》等巨幅作品，依然陈设在国宾馆、政协礼堂、北京饭店等重要场合迎来送往。

陈半丁还擅长书法篆刻。早年，其书法完全筑基于吴昌硕的碑派，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由碑转帖，放弃缶翁“由篆入行”的用笔方法，代之以“二王”、董其昌等纯正帖派书风的笔法。至四十年代以后，他的书法流露出米芾的痕迹，用笔渐变内擫为外拓，精神意态也变内收为外展，使字体摇曳生姿，妍美纷披。晚年，其书法复归宽展凝练之境，含蓄内敛，耐人咀嚼。

陈半丁的篆刻，在缶翁的基础上上溯吴让之，且更广泛深入地师法秦汉及先秦古玺之长，迎来了新变，渐成自家之法。寿石工评价他“胥于印学深造有得”，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中，也谓陈半丁“余所见其绘画中，自刻诸印，无一不佳，甚至有超过乃师缶翁者……”这并非虚誉。

陈半丁九十五年的人生，还有很多精彩不为今人知晓；还有很多重要作品，学术界和广大观众无缘得见，这都有待更多学者通过收藏与文献不断深入地挖掘与研究。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