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致王定一

定一主任：

附上苏兆祥君一函。按苏君之押，业已退清，今以赔偿损失，实在没有力量。苏君已将可卖者卖完，仅能凑足五六十石，拒（距）工作组所定五百石之数尚远。苏君最可珍贵之唐画一幅，业经捐献给文物委员会。张厅长熟秀（宏亮按：应为秀熟）可以为证。即此，似有可以原谅之处。希望深予了解，在其缴足六十石后，准其结束，如何？倘邀谅解，并望通知工作组。我以文物保管委员会资格，特为写此一函，并非无故代地主说情也。

此致

敬礼

李劼人

一九五一年五月五日（贺宏亮 整理）

致杜心源

心源先生鉴：

捐献价值美金十万元之唐画的苏兆祥，现在确已一贫如洗。为了完成退押任务，所以产业书籍都已卖光。现在因赔偿农民损失，由东打铜街工作小组吩咐缴纳食米五百双市石，彼百方筹借，在五月十一日，仅缴到五十余双市石，而力量已经尽了。即在五月十一日，遂被东打铜街工作小组扣押，罚站颇久，到五月十四日释出，而腿已肿（一因年纪已过七十岁，二因跌过一跤右腿业已受伤故也）。工作小组限令到五月二十日，必须缴足五百双市石，不然仍须押办。现在苏兆祥向文物保管委员会申请对彼所捐唐画，略予照顾，盼望付予食米四百四十余双市石，以便如期缴付到工作小组。苏兆祥所请，在情理之中。但文委会安有此将近九百万元之款以作购价。何况苏今日所缴者为赔偿，此则须视情形轻重，并其有无力量而定。苏之情形并不重，而已筹缴到五十余双市石，按照情理，政府方面实在应予以切实照顾，将所欠之四百四十余双市石之款，明令豁免。不然，亦何足奖励好人，使其踊跃捐献。如政府真难出此，则文委会确有付出此四百四十余双市石之款的责任了。（五百双市石之赔偿，不过由工作小组定之，并无标准可言）今苏兆祥限期只有三天，过此又不免于押办，希望先生设法要紧，我以文委会委员资格既为说其将唐画捐出，便不能不为之减少苦痛。我今再负责说一句话，即是苏兆祥除捐出之唐画外，实已一贫如洗了。

此致

敬礼

李劼人 顿首

五月十六日（注：是1951年）（贺宏亮 整理）

以上二信,由贺宏亮先生发现并整理。为了有助于读者对二信的理解，有必要将事情的原委稍作介绍。我在整理、出版《李劼人晚年书信集增补本》时，也整理过两封李劼人为苏兆祥解释、求助的信。加上这两封信，四封信分别是写给当时的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三书记、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龚逢春，成都军管会文教委主任杜心源,川西行区委副秘书、川西行署委员、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川西七县农民协会联合办事处主任王定一和七联负责人邓泽。李劼人当时的身份是以民主人士出任的成都市副市长。

李劼人所写四封信为之说情、辩解之人苏兆祥，字琢章，民国时期任四川高等法院院长。此人1920年代在甘肃任省高等审判长，有人向督军陆洪涛献敦煌莫高窟唐观音绢画一幅，因陆氏粗鄙不识画像珍贵，即让与他以月俸若干购得此画。购画后，苏兆祥精制二尺见方之紫檀木盒，将画密封珍藏。1926年，考古学家陈万里到甘肃考察敦煌遗迹，曾亲睹此观音绢画，并作了生动记述：“应次洲厅长之约诣督署，并识苏高等审判厅长、张检查厅长二公。苏出示所得敦煌唐画绢本。左侧画观音坐像，左手提净瓶，右手执杨枝，赤足踏莲花，其前莲花石台上有盆花，一王者跪于右，手托供物，顶上现法器，一童子倾果盘，桃数枚落空中，画极精美。线条细而劲，非唐人不能为也，造像二具也极佳。”（陈万里《西行日记》）苏得此画后，有日人拟以20万银元向苏购买此画，又有美国大学欲以十数万美金购置，均被告知不售。苏兆祥之子苏进德回忆道：1939年张群主川，举荐苏兆祥任四川高院院长，苏常与在川考古名家相聚，相互展评私家珍藏文物，谢无量、杨啸谷等对此唐画均有题跋，杨称此画为双丝为眼绢，为唐代独有：色彩绚丽，为宝石研细所绘。抗战胜利后，苏兆祥司法界的同僚梅汝璈，派任远东国际法庭大法官审判日本战犯，赴东京前来蓉辞行，谈及日本侵略军总部档案中，载有此敦煌观音绢画及其物主的详细资料。由此可见此画的知名度。

在苏氏后人的回忆中，成都解放后，川西博物馆馆长谢无量、川大教授徐中舒、蒙文通等，倡导藏家捐献文物。苏氏父子商议后，以敦煌文物本属国家所有，民间无力保存，为永存后世计，捐献国家为上，遂将此画送至川西文物局。川西文物局特复函褒奖。两年后，唐画送京鉴定，被留京借展，至今仍藏于北京。而苏兆祥则被安排做省文史馆研究员。收入《李劼人晚年书信集增补本》的前两封信披露了一些不为苏氏后人知晓的事情。苏家捐出唐画后，被要求减租退押上缴数百石之数，李劼人在1951年5月18日专门为此致函邓泽，写道：“彼已一贫如洗……其实在众人之意，应当说出此画价值之高，苏君捐出为数已大，其实在无力措缴之四百余双市石，在理应豁免可也。”“故我以文委会委员资格写此一信。希望兄力与定一主任商量，务望做到豁免为好。因此唐画之捐出系我发动，今无切实照顾，实不惟我对不起苏君，且影响我将来鼓动他人也。”此言明李劼人乃发动苏氏捐画之人。同年12月18日李劼人致龚逢春的信中又写道：“但求政府予以合理照顾，俾其得以结束以后谋求生活。”龚逢春当时担任了党政要职，苏兆祥被安排做省文史馆研究员，应与李劼人做疏通工作不无关系。

新发现这两封信，证明李劼人为苏兆祥的事情向有关方面至少写过四封信。解放初期,副市长任上的李劼人为其他文化教育领域多人如刘鉴泉、魏时珍、廖学章、张颐等写信说项。这影响到他以后的政治生活，迫使他淡化行政生涯而回归文学创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