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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2016年的长篇小说《人境》，讲述了两个主人公马垃和慕容秋近四十年的历史，时光漫漫，人的生存形态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移动：老一辈（辜烽、大碗伯）在悲叹中逝去，同代人（慕容秋、潘小苹、陈光）思想经历了裂变，年轻一代（小拐儿、唐草儿）无辜地承受着上一辈人的罪恶。书中的主要场景是农村（乡土空心化）和工厂（工业污染与企业改制），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中，真正的赢家是资本买办（辜朝阳背后的跨国势力）、为达私利甘于苟且的学界官僚（W大学社会学系岳书记），以及革命后代投机分子丁友鹏和只手遮天的显贵“红二代”（二公子）。作者刘继明显然想把小说作为参与当代社会进程和公众精神生活的有效途径。

分裂

主人公马垃首先是活在历史和社会里的人物，因此外部的声音和深层的记忆常常占据着他的内心。他带着坐过牢的印记回到神皇洲村，荆江洪水又彻底冲垮了他才开展起来的乡村事业；另一些时候马垃则是成功的，他种果树，办“同心合作社”，组织村民抗击洪水，引导和挽救青年，深受父老乡亲敬重。但这样一个战士般的，站立在神皇洲历史中心的人，却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之中，震荡在隐晦的边缘和显赫的中心之间。而隐晦的边缘是他心里埋藏的两个人——他的精神之父，兄长马坷和老师逯永嘉。

马坷是一位成长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像梁生宝和萧长春那样，他公而忘私，为抢救集体财产献出了生命。随着马坷的“牺牲”，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也结束了。逯永嘉在马垃如饥似渴接受新知的时刻扮演了一个启蒙者的角色，他崇尚自由，希望在自由之境中永恒穿梭，即便怀孕了的恋人是标准的“白富美”，他也拒绝婚姻的束缚，他还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企图以庞大的财富在现实社会中建立一个“理想国”，是一个集理想主义与实干能力于一身的现代英才。他身上充满强者的气质，但是却陨落在事业失败之时。这两个精神之父在马垃身上遗留的印记相互交叠与冲撞，你消我涨此起彼伏地浮现，并为他编织了新的困惑。回到神皇洲村是因为马垃需要可能非常漫长的时间来消化这种激烈的辩论，也就是说，他需要在发展的整体社会空间里慢慢消化革命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遗产。他对马坷和逯永嘉的回忆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进行了回返式的对话。

眼下，以历史“连续性”为背景的现实主义追求，常常使作家捉襟见肘。因为彼此冲突的并非仅仅是观念，更是种种社会与政治力量。“改革”和“发展”最初是对革命的替代，但二者的承诺本是相似的。在马坷成长的时期，“劳动”作为历史实践在改造着劳动主体的同时，也在改造外在世界，勤奋的劳动和正直的智慧仿佛就足以撬动世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在被询唤。而90年代的开启，让单独个体的能动性越来越弱。丁友鹏、辜朝阳畅行无阻的时代，平凡人变得越来越渺小。这之间的失落是从革命中国到发展中国中产生的难以消化的肿瘤，当下中国已经处在严重的阶层分裂和价值撕裂之中，分歧在意识形态之争中凸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社会价值不同，前一个是人民在艰难困苦的生产活动中夺取自主权和管理权，后一个则是普通人在日益丰富的物质发展中步步后撤和下沉。正是由于这种悖论，才导致一度喑哑的社会主义思想重新发声。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或许是重新梳理历史的脉络，重新定义现实。

因此，铁板一块的讲述不会那么顺利，我们只有通过两种力量此起彼伏的闪现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复杂的马垃和这个时代。《人境》讲述的是无疑当代中国的故事，而当代中国本身就是分裂的——无论是阶层的分裂还是道德的分裂。

弥合

刘继明弥合分裂的方式有两个，一是回归到伦理，把一个现实难题予以道德和情感清理。比如马垃对小拐儿和谷雨的容纳，以及他对于唐草儿的精神收编。逯永嘉的历史债务竟然也是历史的遗产，他留下的女儿唐草儿，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果园里，逐渐抖落了旧日的阴霾，走向了健康光明的人生。唐草儿觉醒的过程正与马垃自己的精神被修复的过程同构。他在节庆之际被家家户户请去杵糯米，组织舞龙，重建传统淳朴的文化秩序。这片天地也涤荡了马垃曾挥之不去的“羞耻感”，修复了他的感情。

不过在切实的生存面前，伦理又很无力。宏大的农业计划因为天灾人祸而胎死腹中，谷雨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无法继续追随马垃，这个意义上，马垃既无父又无子，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同时也是脱离了最贴合自我（家庭）的社会关系的人。他是好人，也是能人，但早已不是社会主义新人，更不是21世纪新人，他就内在于我们每一个孱弱的当代人。在这个由资本和权力主导的时代，马垃这样的底层和边缘人，无法穿透口号的激情而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体。其实，当逯永嘉的理想国必须要借用红二代和资本的力量推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希望之渺茫，而时代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安泰集团走私行径败露，却让鲲鹏公司当了替罪羊。马垃乡村生产事业的推进，受惠于贷款的便利和政策的灵活，更是受惠于与县长丁友鹏的同学之谊。马垃不可能树立起坍塌的乡村主体，也无法匡扶被资本和强权扭曲的正义，所以他只能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而这一历史性的任务还是要交给在这个结构化社会里真正有力量的人——知识分子。这是作者给出的第二条方案，把二者的视野相互嫁接，催生新的动力。

知识分子是社会精英，并且在政商学（真正有生产力和话语权的顶层设计）的三组结构里是一方可以起到轮转与辩证作用的力量。所以必然地，慕容秋、何为和旷西北出场了。慕容秋是一个充满文艺气质的学院知识分子。她出生于宽容平和的高知家庭，青年时期“上山下乡”的经历让她的情感寄托在了乡村和普通人身上，返城后上了大学，从此留在高校。她善良正直，不满庸俗的学界风气，同情逐渐失去工厂的工人们，她规避着社会的污浊，企图出淤泥而不染，也在思考知识分子的进取价值。对于深藏于她记忆中那一对青年和少年——马坷和马垃的情感认同，还有对青年知识分子旷西北坚决对抗社会不公的勇敢行动的钦赏，和女儿小鹿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都汇聚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她下定决心，“不能再在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学术圈里待下去”，她要“回到那座曾经生活和劳动过的村庄，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这是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也促进了有效的知行合一。

慕容秋与马垃的关系，其实是两种行动的自我的相互弥合，是相互召唤的结构。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他们二人的最终成熟，这个逐渐僵化和封闭的社会结构也就失去了再次敞开的可能。马垃和慕容秋两条线索的结合源于二者与马坷的情感羁绊，而他们重新汇合的扭结则是那本三十年前的《青春之歌》。是《青春之歌》激活了慕容秋关于过往的记忆，促使她重新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也使她认识到自己真正帮助这个社会的另一个渠道。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和规范的公民，她具有强大的行动力，她能够连结起很多社会关系，还是青年人与这个世界的重要纽带，她的身体力行对女儿小鹿的独立精神和人格培养都有深远影响，更会对自己的学生言传身教。可以预见，一批同样优秀的青年人会通过慕容秋这一重要媒介贴近大地、走向社会。

否定的叠加与开掘

第三十二章是一章空白，“此处省略9800字”，行文逻辑并不允许这里出现不可描述的性和暴力，却留足了空间让读者去创造，似乎显得多余。实际上，马垃在沿河骚乱后逐渐无法再直接出场，代替他行走的将是慕容秋，主人公活动空间的暂时收缩，正展现了宰制文学的现实的困境，但并不影响文学表达，巨大的空缺反而是更准确的传达。此外，文中还常常运用互文的参差修辞。马垃带着谷雨赴长沙买稻种，在赵广富的田里借路改水，这样的段落里有着梁生宝和高大泉的影子，而且我们还在文中频繁地与《资本论》、《艳阳天》、《平凡的世界》、《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八个是铜像》等文艺作品相遇。小说文本还重现了当年关于“潘晓来信”和雷锋精神大探讨的精神争论。

小说里散落如此多的文学符号，正是作者刻意把文学置于其外的象征语境中。《人境》与许多文本都形成了一种肯定的正面的互文关系，比如《平凡的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其自我指涉意味是明显的。但是马垃在哥哥坟前仿佛听见逯永嘉对马坷英雄行为的嘲讽，回忆起丁友鹏在“潘晓来信”事件后对“他我之辨”的振振有词，则又彰显着否定的互文关系。这种措置的、不均衡的样式能够极大地开拓小说叙事的历史纵深度和空间开阔度，它跨越了时空，回忆中的文本是理想的扩容器，也超越了粗暴的肯定和否定的单向度判断。

当代中国文学走到今天，是否还有可能正面讲述“人”，如果在现实表意中进退维谷，借用曾被全社会分享的文学资源，听深谷里的回音也是一个出路。好在阅读经验告诉我们：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些正面人物和逝去的理想的不断闪现，仿佛是在用许多眼睛来凝视时代的变化。“往事如驶离的大船，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正在相互告别，相互辨认。”叙事缝隙中的矛盾和停滞恰好呈现了历史的真相，在否定之否定的途径中不停回到历史里去，清理我们的历史债务。马垃一直在写一部关于个人成长和思考的书稿，他依然保持着探寻人生的热情，在持续的回顾中不懈地塑造着主体。在沿河举办的社会学高峰论坛上他还提交了论文（报告因为民众抗议未成）。因此，他既属于现实，也属于未来，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生长的普通人，虽然普通，但是仍然具有成长性。

在关于公平正义的方案被搁置缓行、理想主义被抛弃，发展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反思的“空洞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当下的文学不仅切断了生活与思想的关系，也切断了当下与过去的关联。文学生产热闹地“空转”，却无法触及真切的问题，而这部小说则迂缓地扩展开了文学与社会和历史的多维互动。当下的文学是否就可以承载起时代对于文学的要求，突破“纯文学”和叙事的内面化，参与到“他者”和“我们”对于自身历史和共同体的想象，将对时代的认识准确地“文学化”。如竹内好指出的，“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在这个意义上，《人境》将文学的深湖与现实的天空相互投射、内外勾连，是属于真正思想者的文学。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