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数百年前，瘦削而又衰老的吉哈诺在骑士小说的鼓荡下决定冲破现实的沉滞，去寻求早已失落的游侠精神。于是，他披挂上阵，云游四方，并以堂·吉诃德的名字与臆想中的坏人恶事展开了勇猛而鲁莽的战斗。不幸的是，等待堂·吉诃德的总是失败的结局和累累的伤痕。但现实的遭际并未击垮他拥抱自由与理想的信念，他的不合时宜的举动恰恰成全了他荷戟独彷徨的勇士形象。

数百年后，在刘继明的《人境》中，一位“装扮是十足的外地人模样”，“神情举止都跟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的马垃在遍历人间的热与冷之后回到了偏远的乡村神皇洲。决定扎根农村的马垃盖起了一座屋顶上耸立风车的房子，他把自己变成了农民，并以退守的姿态开启了理想主义的创业之举。至此，《人境》接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流脉，在业已废弃的英雄谱上重新指认梁生宝、肖长春、林道静等社会主义新人的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刘继明在《人境》中让一种久已生疏的理想主义重新进入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书写谱系里——这些被他人舍弃，而被作者珍重的文学传统。

《人境》中集束式地书写出理想主义者群像。譬如公而忘私、为抢救集体财产英勇牺牲的马坷；洒脱不羁、怀抱“理想国”愿景的逯永嘉；勤劳忠恳、急公好义的生产队长大碗伯；独立清醒、践行知行合一的大学教授慕容秋；沉静自守、欲图重建乡土中国的何为；犀利清明、选择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的旷西北；抵抗流俗、建立同心合作社的马垃。此外，还有慕容云天、丁长水、鹿鹿、谷雨等不同阶层，不同知识背景的人物，他们的陪衬性出现，丰富和繁荣了理想主义者的生态样本。总之，壮心不已、心怀家国是这群人共同的精神底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段内，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建构成为绝对的中心与重心，是文学写作者必须坚定贯彻的金科玉律。但在社会转型期，启蒙主义的二次起航和资本成为巨无霸后，类似的创作理路遭到了抑制与驱逐。在“人”的文学中，在当代文学语境下，它们逐渐变成了迂腐落后、道德可疑的反现代性的写作。

执拗的刘继明在《人境》中以逆向而行的冒险之举重建了在现代写作伦理中几乎失去谈论必要的社会主义文学规划下的理想社会——不仅在思想上膜拜追寻，而且在实践中探究实现的可能。这种重建未必符合经过“集体”而“个人”的时代潮流，更会挑战和触动一批从“青春无悔”的历史激情中幡然醒悟到“青春有悔”的群体及其后来者的痛苦记忆或敏感神经。相较起来，向后回望比顺从潮流更加艰难。这样的选择奠定了小说对许多读者的冒犯，更可能引起一定程度的警惕，而且这种警惕并非毫无道理。当前，我们的疑惧是，当历史已经证明过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失败以及资本无孔不入的情况下，马垃的“同心合作社”在吸纳几个“老弱病残”加入后真得能够在破败的乡村、荒芜的土地上重建乡村的正义、农业生态的繁荣以及土地的自尊、人的自尊吗？事实证明，他的理想在短暂的时段之内曾经取得过成功，科学化的培育，勤勤恳恳地耕作，沙聚成堆的集体之力，大自然的慷慨馈赠等因素的叠加让合作化道路呈现出红火之势。伴随而来的还有神皇洲乡亲们对马垃这个异乡人真正的接纳和敬重。“同心合作社”不仅给予社员们物质上的丰足，更填补了他们在精神维度和文化维度上的某种匮乏。人们再一次意识到团结和集体的力量，并重新确认了乡土中国的自足与人情之美。

然而，一切终究逃不过“烈火烹油”后的残破。因为既然“结庐在人境”，又怎能毫无“车马喧”？马垃和他的“同心合作社”在诞生之初便被绣进了政权资本这架巨大的屏风上，而他的合作化道路之所以能够顺畅开展也离不开政策和资本的保驾护航。刘继明笔下的马垃和梁生宝们一样要面对来自乡村社会的敌对破坏者；不一样的是，历史与时代早已取消了理念中的整全，改变了既定的设定模式。他以及他的探索之路才真正是“摸着石头过河”。梁生宝们的集体自信与必胜信念不会在马垃身上复现，马垃成不了也不会是社会主义新人。他穿越了幻觉，从一开始就是战战兢兢和孤独犹疑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而他所坚守的，不过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的乌托邦执望。

无论如何，孩子还是要长大。马垃的不愿长大，部分是他暂时逃遁孤寂生活的企望，部分如同李贽式的绝假纯真的精神向度。事实上，马垃的问题不是长不大，而是他在两位精神导师的深切影响下的左右为难。马垃的第一位精神导师是自己的哥哥马坷，马坷是建国初期农业合作社时代出类拔萃的青年。“哥哥不仅劳动出色，而且爱读书……从哥哥那儿，马垃第一次听到了《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成岗，听到了《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少剑波，听到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还有小兵张嘎和王二小……哥哥真是个讲故事的能手，他能把那些发生在遥远的战争年代的人和事，讲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使马垃很长一段时间里觉得自己就生活在那些人物们中间。”红色经典里的民族英雄与共产主义信仰成为马坷短暂一生的终极确信。他红红火火地立于时代潮头之上，却在一九七六年这个极具隐喻义的年代为抢救几袋稻种而牺牲在冲天大火中。马坷的死，尽管令人痛惜，却不得不承认他的离去恰逢其时。彼时，在“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自豪和英雄情结的鼓荡下他携带着求仁得仁的精神愉悦离开了尘世。

马坷和他所爱恋敬仰的时代从此终结。

马垃的第一位“精神之父”在现世中从此消逝。

马坷的牺牲，令马垃心生愧疚。因为在他的内心中，一直急切地盼望着哥哥成为英雄。但当哥哥真的永远离开他的时候，无以名状的恓惶和空虚笼罩了他。直到逯永嘉的出现，才让他悬浮的情感重新得到稳妥的安放。与马坷不同，逯永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资本勃发期的改革者和试炼者。他的文化偶像和人生信仰置换成了西方的尼采、凯恩斯和哈耶克等人。启蒙主义以及酒神精神在逯永嘉身上得到全面的彰显。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他雄心勃勃而又精于商业资本的运作和增值，可以毫不费力地完成身份和职业的转化，并获得巨大声名与财富。更重要的是，逯永嘉并不只是个人主义的信奉者，他积累财富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类似摩尔在《乌有乡消息》中构形出的“理想国”——这些居民来自世界各地，平等、自由、不分主义，没有家国限制。这样的理想之地，我们并不陌生。早在千年前，桃花源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理想场面激荡着一代又一代在红尘中挣扎的倦客之心。但它终究在“世外”或只能成为“乌有”，在现世的坚硬逻辑下，这一切同属心造的梦幻。只不过，令人无限慨叹的是，原来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不约而同地做着同一个梦，一个虚无缥缈的梦。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有时候，为了避免太过板滞的人生，现代人的灵魂深处是需要梦幻和虚无的。

逯永嘉的“理想国”深深地吸引着马垃，他将逯老师视为第二位精神之父。正是在逯永嘉的深切影响下，马垃完成了“从一个懵懂少年到具有独立意识的现代青年知识者的蜕变”，他终于从满脑子革命英雄情结的“红小兵”长成了崇尚个人奋斗的“八十年代新一辈”的知识青年。不幸的是，马垃的第二位精神之父因身体欲望的过度放纵而染上了艾滋病，无论他的精神多么强悍，都阻止不了内部机体的溃烂。

有意味的是，艾滋病与西方社会的相伴相生曾经是我们批判资本主义腐朽的有力明证之一。携带而出的，还有道德伦理的沦陷与精神家园的荒芜。逯永嘉之死的意义不仅止于此，他的不光彩的告别，宣告了又一个传统在中国社会中硬生生的断裂。此前，在马垃三十多年的成长历程里，他一直生活在“父亲”们的教导与经验中。他对父辈的规训和建立的传统完全认同。然而，在启蒙主义的文化语境中，“父”与“子”的关系通常是紧张对峙的。“父”代表着压迫与陈旧，“子”代表着反抗与希望。刘继明在《人境》中改写了现代文学传统中的“父子”关系，也许，作家急切地想阐明的是失去“父”的传统的“子”该往何处去的现实问题。

精神之父或传统之根的失掉让马垃成了一只断线风筝。在强烈的困顿和茫然之后，他被迫成熟了。回到神皇洲，开启新型的生态农业合作化模式成为他成熟后作出的独立抉择。这一次，他无须听凭“父”的指派，他为自己作出了决定。然而创业路上的诸种艰难纷至沓来，有的是马垃能够应对的，但更多的问题则让他感受到了无能为力。彼时，无人能够和他站在一起分享艰难。其实，马垃的失败早已注定。在一个传统坍塌，价值失衡的时代里，任何想重建拨转的努力，都像螳臂当车般天真和滑稽。对马垃而言，他更严重的问题是，他本以为知道该往何处去，但其实他根本不知。两个精神之父，两种文化传统，造成了他的焦躁无措和进退失据。这是马坷的生之宿命，也是时代的严峻疑难。

本质上，马垃依然是一只断线的风筝。剥开来看，哪一个觉醒的人类不是断线的风筝？

姑且不论刘继明在《人境》中对未来中国的设计路径和思想理念是否具有现实性，单是他勇敢而尖锐地揭示乡土中国的凋敝和学院研究的溃败就表明他是有所担负的作家。他的写作扎根在中国经验中，他的中国故事与中国现实紧相关联，他的痛苦无言，他的存在难局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是如此之近。也许，不管我们是认同还是反对，不管是习惯瞒与骗的巧滑者还是铁屋中的颓败者，掩卷《人境》的那一刻都会感到久已生疏的惊与惧吧？

——这种惊与惧，远比作者试图“通过这部作品向逝去的岁月告别”的时代祭别情绪更令人入迷与深思。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