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继明老师这个小说的第一稿就给我看过，原来是双线叙事，以马垃为主线，以慕容秋为辅线，后来修改时进行了许多调整，首先是结构分为上下两部分，形成一种对话性叙事，还对慕容秋的形象进行了充实，逯永嘉等人物也增加了很多笔墨。这个作品出来之后，在我们湖北引起了很大反响。我曾经以读书会的方式组织一批评论家做了一次座谈。我和继明老师还做了一个对话《在“后撤”中前行》，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今天，我只想谈谈马垃这个人物。继明老师塑造的这个人物，为我们认识中国当下的文学，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本。《人境》跟他之前写的作品在精神上具有延续性，全景式扫描乡村与城市，聚焦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以及资本新贵、官员阶层，以巨大的历史涵盖性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书写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史”的力量和“思”的品质。

在这部小说中，故事情节似乎并不是最主要的表现对象，不同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思想观念之间的碰撞才是描写的重点；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一样，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譬如马垃、慕容秋、逯永嘉、马坷以及辜朝阳、何为等，都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思想光华。尤其是马垃，与当代文学画廊中的其他人物迥异，堪称一位从苍茫大地上站立起来的“世纪新人”。这个逡巡在大地之上，“目光坚定、神情沉着，身上散发着泥土气息”的中年男子，让我们不禁想起卢卡奇说过的一句话：今天世界上普遍地渴望着这样的文学——它能够把它的光芒射进我们时代的丛莽之中。他的出现预示着 “世纪新人”的诞生，无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当代历史和当下现实，还是对于反思新时期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每一个写作者在处理历史记忆和日常经验时，都无法回避对中国的“革命时期”与“告别革命之后”两个时期做出价值判断。按照新时期以来流行的意识形态逻辑，凡是“革命时期”的种种社会实践，都被认为是背离世界文明主流和反现代性的而遭到批判，两个历史时期被人为地“断裂”了，表现在文学中就是对前后两个“三十年”中的社会生活和人物进行简单化处理，以粗暴的政治判断取代复杂的美学判断，导致前一个时期的人物被过度地漫画化、妖魔化，后一个时期的人物则被肤浅地物欲化、原子化和历史悬空化。而在《人境》中，继明老师超越了流行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互为否定的思维，将两个时期都置于历史正向的视域之中进行清理，也就是中国近百年来最重要的时代主题——对于“现代性”的求索——上来进行整体反思。他突破了流行意识形态的遮蔽，潜入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逻辑之中，试图对历史的“断裂”进行整合。从这部小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前三十年”象征的马坷所负载的价值观和作为“后三十年”象征的逯永嘉所负载的价值观都成为历史的积淀物，被马垃所继承，以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令他陷入迷茫而无所适从。就像卢那察尔斯基在《论文学》中曾经指出的，“在社会危机尖锐的时代，即是在各种互相矛盾的强大社会潮流影响之下，俗语叫‘灵魂’的那个东西将分裂成两部或好几个部分”，于是历史“中间物”意识就会产生。马垃恰好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因此必然产生作为“中间物”的困惑和痛苦。一方面，他深陷于“历史”，也就是传统社会主义遗产和新时期启蒙主义遗产之中难以自拔，但现实的处境又让他对“历史”保有质疑，这就导致了他的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意识；另一方面，他热切地追寻人生意义，对“生”——未来、希望和觉醒的世界，还有 “死”——过去、绝望和衰亡的世界，对这些问题有着深入思考。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他不仅映射出一代渴望变革者沉郁而复杂的精神史，也隐喻着社会新变的可能。正如所有伟大的作品一样，重要的不在于呈现历史，而在于揭示历史的必然。

继明老师没有止步于对历史“中间物”的表现，而是对这个能够象征历史发展必然的人物进行着更加丰富和完整的塑形。当马垃心中的激情被列文、保尔等人所秉持的理想主义光芒照亮之时，那些沉淀在思想深处的彼此冲突、相互驳诘的观念也在“斗争”中逐渐走向有机融合……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风车、梦和游泳等意象，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演变中的精神世界的隐喻。当马垃穿越思想的梦寐而觉醒时，其实也就获得了“新生”，从此开始了立志改造社会、重建乌托邦的实践。在马垃的身上，我们既看得到传统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影子，又看得到新时期以来启蒙主义者的影子，譬如对于个人价值的追求，还有对于生与死等终极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情爱的困惑等。马垃不再是一个平面的、单向度的、丧失了历史感的人物。他从“新”“旧”两个时代中脱胎而来，更像一个优生的“混血儿”，表现出强大的思想辐射力和不可遏制的勃勃生机。他不仅实现了对于“断裂”历史的续接与“缝合”，而且也凸显了自己作为“世纪新人”的形象。

我们知道，新时期文学肇始于对 “人”的重新发现和回归，此后“纯文学”更加强调个体“人”的观念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是，随着“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观念甚嚣尘上，作家们纷纷将视点由“外”向“内”转，回到个体存在，疏离甚至悬空社会现实和历史，热衷于表现“自我”、“小我”，表达所谓抽象的、共通的人性，而不再注重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去塑造人物、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表现人性，文学变得越来越不及物，人物也变得越来越原子化、平面化、空心化。而自1990年代以来，继明老师的写作就一直与这种文学主潮背向而行，在《人境》中更是以一种“后撤”的姿态向前，继承并创新了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手法，创造出了像马垃这样能够折射时代本质的典型人物。马垃既具有沉思的品格，又具有很强的行动性，继明老师一方面在“向内”的维度上充分揭示其精神世界的深广，另一方面又在“向外”的维度上对他进行了丰富而坚实的塑形。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将人物置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多维关系中去考察，才可能表现出复杂的人性，才能确立人的根本价值。在小说中，马垃种植绿色生态果园，创办“同心合作社”，投身农业市场经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组织村民抗击洪水、抵制污染企业，始终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行动。特别是他与慕容秋的关系，更是一种相互召唤、互为映衬的关系……而且，他的所有社会实践，都回应着这个时代的主题——全球化、市场化对乡村社会和人们心灵的影响。马垃的“乌托邦”重建关涉着我们时代最关键、最本质的一些问题，譬如价值撕裂、阶层固化、城乡对立、环境污染、跨国资本掠夺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像“精神导师”一样启发着谷雨、草儿、小拐儿等青年，同时，他又从他们的身上获得力量。在“集体”中，他坚定了直面现实的勇气，也将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落到了实处。

从马垃这个“世纪新人”身上，我们看到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在生成。从文学观念层面来看，继明老师力图将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历史的”的人统一起来，并将其置于复杂的社会历史运动中来揭示人性的复杂和时代的本质；从艺术手法层面来看，他吸取了先锋文学的某些因素，譬如对象征的大量运用，像小说的开头第一句话，“大约是2000年，距中元节还有几天，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用“大约”来修辞“2000年”，就使得小说的整体氛围和人物具有强烈的虚拟性。还有桃园、风车、洪水等大量象征性意象。同时他还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手法，譬如对于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以及白描手法的运用等。

我们也看到，马垃终究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失败者。在小说的开篇，继明老师写到他像哈代笔下走出的某个人物，其实就是用《还乡》中的主人公克林的命运来暗示他的命运。在这个由资本和权力主宰的时代，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其实早已被日趋固化的社会结构所限定，他的挣扎，他的呼喊，根本无法穿透现实的铁幕，他的力量最终消散在茫茫旷野中，而不可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当然，继明老师仍然想赋予他历史的主体角色地位。马垃一直在写一部书稿，那是一部自传式的作品。这似乎也在暗示，当目标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达成时，马垃依然保持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在持续的自我批判中完成着主体塑造。他既属于现实，也属于未来，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生长的“世纪新人”。

（作者单位：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