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继明无疑喜欢那种有着思想力量和社会广阔度的文字。在长江文艺杂志社的一次笔会上谈到“文学的力量”这个话题时，他认为在这个碎片化的现实世界人的处境和意义都有所窄化，越来越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文学多表现个人身体、情感等方面的经验而斩断了跟社会、历史、文化的复杂关联。基于这种不满，他认为文学要有整体思维和广阔视野，要重新审视后逆向而行，才能找到自己的方位和力量。他断断续续历时多年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人境》，就是对他这一想法的呼应。小说以中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为时代背景，以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塑造了马垃这样一个个体命运与时代休戚相关的人物形象。马垃的精神成长，马垃的个人经历，马垃的理想与困境，都成为刘继明寄寓自己个体经验和社会抱负，思考这个复杂多元时代的一个深入的切口，具有某种精神自传的意味。即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马垃对他而言是活着的人物，伴随着自己青年时代走过三十多年的生命印迹和历史进程。马垃的经历正是他经历过的和在想象中经历的，无法割舍，就像他的另一个生命。我想，正是由于他与《人境》这种精神上的漫长而复杂的紧密联系，他才宣称“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很多人都认为《人境》是刘继明由早期的先锋小说转型到传统现实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具有总结性意义。这种变化，与其说是有意识的转型，不如说是慢慢积累的回归。很多先锋作家后来选择回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这一方面因为先锋小说自身“空心”的先天性不足，另一方面也与作家的阅历和心境有关，有点千帆过尽、洗尽铅华的意思。初读《人境》时你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刘继明确乎是在用一种非常老套和老实的写法来描写21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慢镜头、全景式扫描，岁月静驶，神皇洲在四季更迭中安宁地变换着颜色，历经沧桑、回到神皇洲的中年人马垃在这片故土上慢慢摸索着乡村改革与建设之路。这样的叙述包含着作者极大的写作耐心，创作风格上与十七年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比较接近。这是逆向、回归的写作，也是刘继明的有意为之。他不仅在创作手法上如此，而且在小说中多处提到《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之作进行致敬，包括进城买稻种的细节（《创业史》里是梁生宝到郭县买稻种，《人境》是马垃到长沙买稻种），乡村的命名（柳青是在皇甫村，马垃是在神皇洲），都有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刘继明正是有意识地去接续那个时期的写作，接续它的写作风格，更接续它的精神资源，然后在回归的基础上重新出发。

由曾经的先锋写作到现实主义的回归，刘继明的主动选择体现了他对时代变迁的感应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正如他在《人境》后记里所说：“文学也是如此，在历经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名词新潮流的冲刷之后，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任何花哨迷乱的外衣都无法遮住文学内部的苍白和危机”，这可视作他回归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驱动力：关注宏大命题，恢复文学生机。他一方面削减或放弃了一些技术性的东西，比如说文本形式和叙述方式，另一方面在对社会的调查报告或知识分子的思考上有意加大力度。这样的一个创作思路显示了刘继明对以柳青、路遥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链条的有意识承接，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思考“怎么办”或者“向何处去”这样一些社会重大问题，并通过马垃这样一个热血青年的个人奋斗历程来加以凝聚。刘继明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和接续具有普遍性意义，毕竟作家所置身的时代现场，作家对世态人心的切身感受，是每天都在进行的、根本绕不开的存在。但是，他以文学“向外转”的方式来拯救文学内部危机的愿望，又如小说中马垃反哺农村的努力一样，有着诸多悖论与无奈。

一代人的精神成长

刘继明在《人境》中塑造了马垃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所谓复杂，是指他经历的复杂，以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观念下的难以被归类。马垃从小生活在水乡，在沿河县师范毕业后先是分配到河口镇中学教书，然后跟老师逯永嘉下海经商并因参与走私案在劳改农场待了七年，出狱后马垃孑然一身回到家乡神皇洲，开始一系列的乡村建设。教师？民营企业家？新型农民？知识分子？马垃的人生经历数次身份的转变，但从来又不真正属于哪一个角色。这也许可以看出刘继明在五十多万字的慢叙事背后包含的写作野心，他想塑造全新的人物形象，写出独特复杂的“这一个”，他身上刻画着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承载着一代人深切的生命体验与精神成长。

童年的创伤与阴影直接影响到马垃的性格心理和人生选择。马垃幼年失怙，随哥哥马坷和母亲外出逃荒，三岁时辗转到神皇洲落脚。在他开始懂事的时候，母亲出意外去世，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哥哥又因抢救集体财产在大火中丧生。在马垃的成长过程中，亲人们一个个离他而去，最后成为一个孤儿。后来又有给了他父爱的逯老师的死。“他如同一条孤立无助的鱼儿，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那种从小的漂泊无根感，那些关于死亡的体验与思考、孤独与恐惧，成为他一生的梦魇，造就了他内向阴郁的性格和犹疑不定的精神气质。这种性格、气质与他后来对社会人生的认识、选择和愿望一脉相承。可以说，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不断缺爱的、没有安全感的成长环境，马垃才那么强烈地渴望拥有一个指引自己的人生导师，才那么急切地想要找到和建立与这个世界的联系。

刘继明在《人境》中引用了无数中外的现实主义经典之作，那是马垃青少年时期的阅读积累。知青下乡时慕容秋带来的一箱子书，读师范时逯老师的书房，教书时的图书馆，劳改农场的图书室，都成为马垃获取知识的宝库，也是他重要的精神导师。小说中引用张承志《北方的河》里的一句话说：“年轻人在人生的关口原来需要一个导师，这种导师将深思熟虑地指导他的人生。”这种实在的人生指引对于马垃的性格、气质而言更为迫切。所以马垃经历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两个导师，一个是他哥哥马坷，一个是逯老师。这两个性格特点、人生追求完全相反的人却可以毫无违和感地接受和影响到马垃身上，也是件值得深思的事情。马坷生活在一个“无”我的时代，单纯，热情，青春洋溢，为了国家集体可以牺牲小我，他是悲情的英雄人物，他的青春之歌，他的爱情和生命，都在一场抢救生产队稻种的大火中葬送。马垃自此也失去了一个在生活和精神上可以庇护自己的亲人，成为一个双重的孤儿，直到读书时遇到逯老师。而逯老师是一个浪漫不羁、个性强烈的人，自我精神上的完美追求和世俗生活上的放浪形骸杂糅一起。他的理想主义和丰富思想，他强大的精神气场，令马垃深深吸引和折服。所以当逯老师顺应形势提出让马垃辞职跟他下海一起干时，他就像“一个在暗夜里走投无路的人迎来了黎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这两个不同阶段的人生导师有时又会突然在马垃脑子里冒出来吵架，在马垃出狱后把逯老师的一半骨灰安葬在哥哥坟旁的时候，在马垃的乡村建设愿望落空后恍惚的梦里，哥哥和逯老师都在激烈争吵和辩论，那是关于个体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生命与价值的巨大分歧么？这也折射出马垃深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性格的优柔不安决定了需要精神导师来为他的人生指向，另一方面这种优柔不安里面也包含着某种开放性，让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导师都可以在他的生命里留下印记，并加深这种暧昧杂糅的底色。这种对导师的倚重和依赖，就是一种创伤心理下对安全感与存在感的寻求。每一次导师的诀别，都让马垃陷入强烈的迷茫和困顿之中。直到逯老师去世、马垃入狱七年后再回到故乡，人到中年的他才开始真正“断奶”，真正独立自主，摸索人生之路和乡村建设。而在导师的寻找、得到与失去的过程中，马垃经历了巨大而漫长的精神历练与心灵成长。

这正是凝结了一代人的精神气质。马垃的心路历程因此具有一代人的样本意义。刘继明坦陈自己跟马垃一样，精神上从来没有坚定过，始终是犹疑、不确定的，即便是在理想主义热情高扬的80年代。也许，80年代对于正值年少的60后而言，感受到的更多的只是一种氛围，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亦没有50后那般清晰的思想认识和强大的精神气场。所以他们这种模糊、不坚定的精神特点决定了人生进程的摸索性，如马垃一样开始并没有明确的人生方向和奋斗目标，只能边走边看，或者借助于人生导师。他们一方面因为安全感的缺失，急切地想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上下求索，想建立起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因为精神上的模糊不定，没法做出鲜明的人生选择，面对现实困境时缺乏创造性和自我解决的能力，只能借助于人生导师或历史的滋养。所以马垃们才要后撤与重建，在乡村建设与改革时上要接续50年代的精神资源，下要重建精神乌托邦，想要打通自己致力的事业与过去和未来的联系，他们就像鲁迅所说的“中间物”，在时间的链条上接续过去，执着现在，达观将来，从而为进行的乡村建设改革寻求思想理论支撑和合法性论证，增加其说服力和可信度。马垃形象的复杂与丰富性在此，他人生的挫败感与悲剧性也全在于此。

当然，马垃记忆的河流中，除了孤独、死亡，还有爱与情感的成长。那些艰难生活中的点滴美好，他会记得格外深刻，成为他努力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哥哥、逯老师、大碗伯，都在不同程度上弥补了马垃的父爱。他后来回到神皇洲后对逯老师遗孤唐草儿的寻找和救助，对乡村弱小和孤儿小拐儿的收养都可以视作这方面的反哺之情。也有在中学教书时初恋的美好与忧伤。但真正影响到马垃情感成长的是慕容秋。知青下乡无疑给乡村和乡村少年都带来了新鲜的刺激。慕容秋带来的一箱子书对马垃进行了文化启蒙，但是她身上好闻的雪花膏味儿留在马垃多年的美好记忆里，让他一直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单纯，善良，少年情怀。直到中年之后再与慕容秋相遇，他想叫出的仍然是那一声亲切清脆的“慕容姐姐”。她是哥哥的恋人，又是自己的老师，马垃对慕容秋的情感也是模糊的，像少年的爱慕，又像对母亲的依恋。不管怎样，这种年少时的美好情感成为马垃以后人生无数磨难坎坷孤独困惑时的一丝支撑与慰藉，即使在私生活比较自由放纵的逯老师身边，他仍然保持着少年之心与情感的纯洁性，其实就是一直空白，一座孤岛。像是在等待着冥冥之中与慕容秋的再次相遇，像是等着这恩赐的相遇来把空白填充，从而完成情感上的真正成长。小说的最后也暗示了两人殊途同归后的这种美好可能。

慕容秋可以看作是另一个马垃。知青生活对她而言同样是一种历练和开拓。乡村火热的劳动生活，马坷的青春蓬勃、理想激情、公而忘私，都给慕容秋带来热切的感染。与马坷的初恋让这种美好升级，然而马坷的牺牲又让这种美好在伤痛中永远定格。不曾想马坷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又与他的牺牲一起过去。这是马坷所有的幸与不幸。它让慕容秋一直珍视和怀念与马坷的这份情感，而少了其他知青们的种种后续纠缠与麻烦；又成为她长久以来不愿面对和揭开的伤疤，直到中年后与马垃相遇，她才回到神皇洲站在马坷的墓前吐露心结。慕容秋之所以是另一个马垃而不是马坷，是因为马坷和他的时代精神一块儿被埋葬了，慕容秋不得不和马垃一样经历着时代的风云和现实的嬗变，他们在社会转型时期所感受的迷茫、失语、纠结和挣扎是一样的。只不过慕容秋的经历稍微单纯，一直在高校教书，葆有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独立性和纯洁性，不与腐烂的学术圈同流合污，在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也由一名清高、淡泊的知识分子变成关注现实、走向田野的社会学者。她与马垃在乡村的合流，是两个同病相怜、同气相求的人遇见另一个自己，是两个有着务实精神和现实关怀的人在“三农”问题上的志趣投合。但是慕容秋哪里知道，她最终决定回去做田野调查的神皇洲，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她的改变社会的愿望，和在汪洋中的孤岛上死守的马垃一样，都遭遇了人间最沉重的幻灭和困境。

走不出的人间困境

刘继明是一个入世精神很深的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常常溢出了文学之外。《人境》把他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聚焦在“三农”问题上。或者说，在这个复杂多元、支离破碎的时代，作为一种后撤的策略，他想把农村作为抵抗现代性恶果、寻求社会出路、重建精神家园的一方净土和一种可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小说以“人境”命名包含着作者无尽的现实关切和美好的乡村愿景。这种关切和愿景来自刘继明对社会、历史的认知和自我的乡村经验及想象。所以，无论是小说上部实干的马垃们在乡村的建设实践，还是下部以慕容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于“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作者的这种基于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寄托了一定的社会理想与抱负。然而，这多少又有些一厢情愿。马垃们的乡村建设，只是凭着对故乡的朴素情感，凭借个人经验，对历史进行选择性接续和对乡村的乌托邦想象达成的。所以他们的乡村试验，必然是失败的；他们寄寓美好愿望的“人境”，遭遇更多的是人间困境。但是他们理想主义的热情，与时代气候的格格不入，对社会真相的揭示和弊端的披露，又具有一种堂吉诃德般的单纯与可贵。

刘继明也许是想把乡村和马垃的乡村建设作为一种退守和重建，小说中也一再提到《安娜·卡列宁娜》中列文的乡村改革和精神困惑，但是依然接连遭遇了一系列阻力和困境。首先是神皇洲的种地大户赵广富，马垃与他就像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拉锯。赵广富是一个对土地深怀感情的老农民，自家的、别人撂荒的土地，他都种上，农忙时就雇人帮工，有点当年地主的感觉。因此，当得知马垃回来准备种地时，他是有些敌意的，觉得会抢了自己的“生意”，尤其是一些农户又把土地要回去自己种，都让他有危机感。但后来他看到马垃搞同心合作社的种种新气象，终于按捺不住也成立了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引进了抗虫棉，获得了大丰收，也留下了隐患。在资本与科技的席卷之下，无论是赵广富顺势而为的转基因农作物，还是马垃针对食品污染坚持的有机生态大米，都抵挡不住。不仅有李海军等人在搞农村资本渗透，推广转基因种子，还有城里楚风集团的生产污染导致了周围居民的怪病和集会抗议。抗议的结果是公司准备迁址神皇洲。马垃的建设宏图还未来得及大规模展开，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这洪水是自然的洪水，更是资本与权力的合谋。在这样的合力之下，马垃组织的村民自救毫无招架之力，全村撤离到镇上去，只剩下马垃带着小拐儿和两只劫后余生的刺猬，守着这汪洋中的孤岛。

马垃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与权力对乡村的挤压，在于马垃理想主义与时代潮流的格格不入。小说塑造了辜朝阳这样一个买办资本家形象，他是官场勾结的一个链接点，更是造成马垃人生重挫、理想幻灭的直接元凶。马垃的人生经历了两次巨变：一次是跟逯老师下海时在人生的巅峰时刻锒铛入狱，根本原因就在于与辜朝阳合作的一单大生意因为走私出了变故，辜朝阳们因为有权力背景安然无恙，毫不知内情的马垃实际上当了替罪羊；一次是在神皇洲进行的乡村改革，因为污染企业楚风集团的强势入驻导致夭折，而辜朝阳正是改组后的楚风集团的实际控股者。神皇洲因为洪水的自然灾害，因为灾难面前政府的选择性作为，因为污染企业由城而乡的破坏性迁移，导致马垃的乡村建设不仅在这样强大的攻势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乡村将变成荒漠，连他自身都面临走投无路的困境。辜朝阳的如鱼得水映照着马垃的处处失意，他们代表着两种时代的审美趣味。“商人重利轻别离”，辜朝阳身上集合了这个复杂时代赋予他的所有特质：投机，现实，功利，对市场敏感，对感情随意；而马垃是时代的逆行者，他的失败不仅在于所进行的乡村改革被资本和权力合力夹击，根底在于他的理想主义与这个时代精神的格格不入，他房顶上的风车，洪水中的孤守，都象征着这种格格不入的孤独。

所以说，刘继明在《人境》中与其说寄托了对乡村的回望，不如说饱含着对当下的深思。他抛出了“农村的出路在哪里”这个旷日持久的命题，也在小说的下部急切地让众多面目有些模糊、形象有些单薄的知识分子上场，如慕容秋的乡村社会研究，旷西北创办的民生网，何为的农村社会实践，都是这一问题的探讨，甚至借他们之口直接表达对农村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但是他们也跟马垃一样，看到了现在的社会问题与乡村困境，选择的出路和解决办法却不一定可行。

刘继明要追求的显然不止文学的表达，他近年来的身体力行也证明了这一点。《人境》有着对诸多社会热点和重大问题的思考，中国加入WTO后往何处去，社会转型后出现的问题，分散经营的小农生产方式如何改革？诸如此类。这样一种“大”的思考正好印证了他对有力量的文学的期待，更表达了他对社会现实深度介入的野心。

（作者单位：《长江文艺》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