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铨对德国汉学的关注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博士论文《德国文学中的中国纯文学》主要就是研究德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就自然必须充分关注德国汉学的成绩与不足，他自己显然也是心高气傲，对德国汉学颇有“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其批评挑剔，也确实不无道理。

一般的汉学家和译者我们且不论，就名家来说，陈铨首先就选中了卫礼贤和顾路柏，他说：“如果我们再去翻一翻阅在德国最负盛名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一部是卫礼贤（Wilhelm）一部是格汝柏（Grube），看见他们讲中国文学家名字同作品的稀少，我们也会同样地失望。”这里被点名示众的乃是两位大汉学家，即卫礼贤、顾路柏。对卫礼贤，陈铨总体还是肯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颇不以为然：“就是像卫礼贤那样深造的学者，对于中国文化在德国方面那样有贡献，在他作的中国文学史里边，居然说《红楼梦》是‘禁书’，称《玉娇梨》是一篇‘短篇小说’。”《玉娇梨》篇幅适中，但《红楼梦》则确实有过被禁的历史。卫礼贤撰有一册《中国文学》，短小精悍，不能说有多么详尽，但倒也眼光独到，不失为一部了解中国文学的入门书，关于《玉娇梨》的论述是放在缩小的字体中论述的，集中讨论了一批在中国本身文学史脉络里未必很重要，但却在欧洲获得殊荣的作品，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白蛇传》等；而且这里陈铨对德语文类概念的理解或许略有偏差，称《玉娇梨》为“诺苇乐”（Novelle），其实并不错，Novelle虽然译作“中篇小说”，但它对小说的情节和结构有着严格的要求，与篇幅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有的“中篇小说”还没有短篇小说（Erzaehlung）长，而有的“中篇小说”又接近长篇小说（Roman）的规模。当然，若说陈铨对卫礼贤的批评过于苛刻或许未必，因为如果放置在一个整体的翻译史脉络中，其实还是肯定居多：

洪德生实际上不是翻译的人，是改编的人。我们读他的改编本，我们应当只认作洪德生的诗，不应当认作原作者的诗。从这一点看起来，我们认为他的改编本，是有价值的作品，真正准确精美的翻译，还不多见。方塞卡的《灰阑记》，依据裘利安的法译本，还有不少的错误。汝德伯格出版的《古代中国爱情笑剧》不过叙述五本元曲的内容，它既不能算翻译，也不能算改编。我们有个印象，好像汝德伯格听见别人谈过这五本戏里的故事，从记忆里，错误遗漏地重述出来。惟一好的翻译，只是佛尔克的《灰阑记》。此外还值得称赞的，就是卫礼贤的翻译，特别是他两本关于庄子的戏剧：《蝴蝶梦》同《劈棺》。

这里涉及到多位欧洲汉学家，譬如洪涛生、儒莲等都是，可见陈铨对西方汉学相当熟稔。但是，我们要理解的是，陈铨之所以如此锋芒毕露，与其基本学术定位有关，他对自己研究的目的性有很明确的设定“说明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的程序”“就中国文学史的立场来判断德国翻译和仿效作品的价值。”陈铨所试图达到的，是三层境界：第一层，展现的是“考据功夫”，希望通过细致扎实的译本校勘，来对德国汉学界（或中国文学德译状况）的“误读”进行客观的学术批评；第二层是“义理判断”，即站在中国文学的价值立场来考量德国人工作的“是非对错”；第三层，是“理论构建”，即试图建立一套外国文学译介输入（首先是中国文学德译）过程的“三阶段说”。但他或许有着太过强烈的主题预设立场，所以在基本层面的工作并不足够细致，譬如对卫礼贤的批评就不够扎实。

留学生对汉学家的批评，自来就有传统，辜鸿铭当年批评翟理斯（Giles），就以《一个大汉学家》为题，批评说：“翟理斯博士早就享有大汉学家的名声。如果从其已出著作的数量来看，他是不枉此称的。可是我以为，现在已不能只看数量，而该是对他的著作进行质量和真正的价值估定的时候了。”这其实不足为奇，因为留学生群体对于本国文化有学脉在身之感，又兼能走出国门，对留学所在国文化往往也颇有了解，自觉能融通中外，返观中国自以为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所以对汉学家常常不以为然。譬如陈铨对歌德与中国小说关系的研究，虽然也引证了一些材料，但其对翻译史演变轨迹的考察显然不如范存忠细致，而且关注的重心仍旧落在了“对于歌德所读小说译本和原文的评价”上，他倒是充分发挥出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的母语优势。但我们必须也要意识到，陈铨虽对汉学家多有挑剔指摘，可自身并非十全十美。譬如他批评西方译者关于“好逑”的翻译，可自己的解释就有问题，说：“‘好逑’两字是从《诗经》中第一首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取来，‘逑’是伴侣的意思，‘好逑’就是说很好的伴侣，《好逑传》的作者要想描写一段理想的婚姻，一个幽贤贞静的淑女，配得上作君子很好的伴侣，所以把书名取作《好逑传》。”实际上，这个“好”是形容词作动词，乃“喜欢”的意思。

根据陈铨自述，其最为感谢的是美国人谭唐（Danton）教授（奥柏林），正是后者将其引入了德语文学之门；而在留德期间的博士导师，则是基尔大学的李普（Liepe）教授。从学历师承来看，他是继承了日耳曼学的衣钵，而非英语文学。考察其一生学术轨迹，脱胎于清华时代，作为吴宓门下三杰之一，陈铨很有自己的特立风骨，也确实才华横溢，读书之际即已发表小说，崭露头角；日后先留美、再留德，其博士论文开辟的中德比较文学领域在汉语语境中可谓开后来之风气，其学术贡献是显著的；到抗战时代，作为战国策派主将之一而叱咤风云，更是思想界和文学界都瞩目的人物。这都与其早年求学尤其是留学时代的收获分不开。

留德时代，陈铨也曾在柏林求学，按照傅吾康的说法，他1937年来华后，曾“骑自行车去城外的清华大学，再次见到我柏林时的语言交流伙伴、清华大学的德语教授陈铨”。如此，陈铨与德国汉学家有过直接交往，亦属查有实据。也就难怪，陈铨对德国汉学界的成果了如指掌。就其指点江山、议论风生来看，陈铨确实有着一般日耳曼学家难以企及的汉学学术修养，对德国乃至西方汉学界的学术成果也算相当娴熟，但他所采取的态度则并不让人恭维，过于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他人，并非一种“知学”的态度。我们要意识到，汉学家虽然是外国人，但其所观察中国的角度往往与国人不尽相同，尤其是那些有纯正求知立场的汉学家，绝非一般人可比，可以对中国研究起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作用，丰富对中国自身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