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生活在经济新常态的趋势下稳步运行，文学创作在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持续发展。在这种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密切互动与联手推导下，长篇小说创作在年复一年的依流平进之中，也在每个年度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特色与姹紫嫣红的风景。

就2016年来看，各式各样的题材中，直面当下社会现实的倾向更为突出，各显其长的写法中，切近日常生活的叙事更为彰显。这种不约而同的写作追求，使得2016年的长篇小说，既在内蕴营构上更具现实性，又在形式表现上更有故事性，这种现象也可解读为：作家们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既高度注重紧贴着时代的深层变异，感应生活的脉动，以使作品更接地气，更具生命力，又密切注意切合大众读者的阅读口味，力求为更多的读者所喜闻乐见，以使作品更有人气，更具辐射力。这一切，都可进而概括为，我们的作家越来越重视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也越来越在独特的中国故事中回荡着动人的中国旋律。

探悉乡土的深层变异

乡土题材长期以来都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点所在，但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联袂而来，传统的乡村生活已不复存在，置身其中的人们经历巨大的精神阵痛。这种由内到外的深层变异，使作家们认识和把握新变中的乡土现实，面临了极大的挑战。

但在2016年，作家们面对生活与创作的难题，迎难而上，锐意开掘，或以曲婉的故事探赜索隐，探悉生活深处的奥秘所在，或以日常生活的顺蔓摸瓜，揭示表面事象背后的人文底蕴，使得乡土题材经由他们的生花妙笔重现新的活力。

贾平凹的《极花》主人公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女孩胡蝶，她在找工作时被人贩子拐卖，她以无言的沉默拼死抗争，在这过程中她见证了黑亮一家因买她倾其所有，圪梁村人缺失女人的人生残缺，她虽然为公安部门营救出来，却又最终回到被拐卖的圪梁村。作品既写了拐卖对于蝴蝶人生的无情改写，也写了两性失衡对于农民生活的扭曲，作品在一个习见的拐卖故事里，探索了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社会性原因，描摹了为这一问题承担了不同负累的各色人等。

付秀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陌上》，没有连贯性的故事，也没有贯穿性的人物，但散点透视的叙事，多人多事的内蕴，却使作品在家长里短与恩爱情仇中，交织着对于乡村传统伦理的依恋与叛离、乡村内在秩序的破除与建立，以及乡村女性的生存智慧与心灵隐秘等诸种意蕴。作者自己所说的一席话，是值得人们看重的：在《陌上》里，当芳村的风雨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总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时代的气息，芳村那些人，那些男男女女的隐秘心事，也是乡土中国在大时代里的隐秘心事。

李凤群的《大风》，以一个家族四代人7位人物的不同叙述视角，勾画出60年间家与国的演变情景。作品写法上的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叙述，既让不同的人物以最大限度地表述自己，也让相互交织的故事具有了不同的侧面与棱镜，而由此映射出来的，是家族中的每一个人，在他乡与故乡间的数十年迁徙中，寻找着安身立命的精神所在，探寻着改变个人命运的可能。但飘荡在历史的大风中，谁又能准确地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里，“大风”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象征，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又让人身不由己，沉浮其中。可贵的是，作者不只写了人在“大风”中的摇摆与无奈，还写了人在“大风”之中的坚韧和顽强。

状写都市的新生气象

中国当下的都市，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扩张与膨胀之中。这种扩张与膨胀，既有市场的伸延，楼房的兴建，地界的扩大，更有务工者的进入，大学生的择业，就业者的流动，这种都市中的新兴群体的生活情状与生存现实，不同阶层人们的相互碰撞，不同向往的人们的相互竞争以及有得又有失的都市生活，有喜又有忧的都市故事，因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构成了当下中国故事最新的篇章。

王华的《花城》，写花村青年女性苕花、金钱草抱着改变命运的美好意愿进城务工，而花城这个城市不但冷若冰霜，而且固若金汤，使得她们只能蜗居于城市的边缘，生计与安全得不到保障，随之而来工作与爱恋，更是步履维艰。让人为之感动和纫佩的，是她们既没有轻易认命，也没有随意放弃，面对难熬的现实，人生原则必须坚守始终，这使她们艰窘的打工生计，既增添了几分额外的艰难，又内含了应有的尊严。

温亚军的《她们》，主人公是共同租住在京城一套公寓楼里的三个年轻女性，她们带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向往，在这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碰撞、交织、演绎。虽然“北漂”的生活时时处处充满着沉重感，如同雾霾一般的铺天盖地挤压着三个女性的青春活力，但她们却在以小博大、以柔克刚的人生努力中，尽力适应着都市的生活，并努力导引着自己的生命去除浮虚与迷离，向着本真与平淡回归。

焦冲的《旋转门》，由北京姑娘何小晗的人际交往与两性爱恋，作品渐渐展现出一个都市白领难以遂愿的的追求与并不顺遂的人生。作品从都市白领一族，透视了看似光鲜的人们背后的身心伤痛，同时又揭示了不安现状的人们左冲右突的人生追求。都市的丰繁，人性的斑斓，都于此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

捕捉历史的精神脉息

长篇小说中，有不少作品是写过往生活的，这或者是现代以来的百年历史，或者是过去不久的三五十年，这种或远或近的往事书写，虽非属历史题材，但却充满各具内涵的历史感。

2016年的长篇小说中，这种史事写作还表现出一个鲜明特征，这就是作家们不满足于依循传统的观念与写法，去诠释共识性的历史常识，而是以个人化的角度、个性化的视点，去着力揭示历史中的人文遗迹与精神脉息，以独特的人性蕴含与人情冷暖，让冰冷的历史复现其原本应有的温度。

方方的《软埋》由丁子桃和她的儿子吴青林两个人物，展开两条线索的叙事：丁子桃与吴家名两个苦命相怜的人结婚后，有了孩子吴青林，长大之后的青林由父亲生前留下的日记本和母亲失忆后的呓语，了解到母亲可能就是土改斗争中全家自杀的陆氏家族的逃生者。小说的另一个线索，是丁子桃痴呆之后，断断续续回忆起陆氏家族被批斗至全家自杀的整个过程。作者似乎是在引导读者去发现一段被掩埋和遮蔽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指向的却是人性自身。尤其是不断显现又最后彰显的“软埋”的残酷事实，更是托出了意味深长的一个意象性的概念：“软埋”。这便使这部作品的主题，超越了历史与文学，而具有一种伦理与哲理的深刻意义。

格非的《望春风》，以一个少年的视角状写一个村庄在时代发展中逐渐变化的全过程。在“我”的眼里，村子里的人们既有着这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又因为这些人际关系而在某种方面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和内部和谐，在外界因“文革”而翻天覆地时，村子里却因为村领导的种种善意而让大家较为平稳地度过了这段极端年代。一个村子总能守住各种秘密，源于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道德标杆和行事法则，他们的愿望，只是在村子里默默度过一生。行云流水的叙事，波澜不惊的故事，都在自然而然地展示江南农村特有的民俗风情，自有的内在秩序。

路内的《慈悲》，由普通工人水生的人生经历，讲述了一个国营工厂在蜕变中经历的种种窘境，为了得到为数不多的补助，人们各显其能，不择手段，弄得人际关系格外紧张。而在时代更替之后，市场经济在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水生这样的普通工人，只能以深怀慈悲的隐忍，回望过去和面对现状。个人化的故事背后，有时代的浓重身影，更有情怀的坚韧持守。

2016年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还有很多，这是主要从现实题材和写实角度所做的观察，难免挂一漏万。但由这样一个简要的描述可以看出，我们的作家，无论是名家，还是新秀，都有不负时代的坚定追求，都有不负自己的卓越表现，这种文学主体精神的凸显与高扬，应该是比作品本身更让人为之兴欣和鼓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