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金宇澄，戴显婧摄影

预言

我在想，我不是一个预言者，可我曾经预言过，并且事后被标注为准确预言。

当初，时任《收获》执行主编的肖元敏把金宇澄的长篇发给我，而我迅即读完，抑制住内心的喜悦，给作家发短信强烈表达“我要做责编，即使以后不算我是责编”的时候，《繁花》还不叫《繁花》，它曾被金宇澄唤作多个名字，比如“上海阿宝”，后来确定为《繁花》，2012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出版时，以程德培和西飏的两篇评论同时隆重推出，这在《收获》，是一种从无前例的做法。

当时我对老金预言：即使评论家不关注你，这部作品必定会口口相传。在2013年的元旦，我的学长、上海文艺社的社长打电话给我，顺问：有什么好小说吗？我热烈地推荐了《繁花》，“赌”上我三十年的编辑经验，说，这绝对是一部好小说。记不得我向多少人讲述小说中的那些人物，那些细节，因为它们如此鲜活地被我记忆着……《繁花》合同上写着开印8000册。我觉得不担心：会加印的，我说。当它的印数过了5万册时，书的责编郑理给我打了电话，说，谢谢你推荐了一本畅销书。然后，在送评茅盾文学奖时，它的印量超过了30万册。在所谓严肃文学作品里，相信这是不多见的。

在2012年的6月，我读到了金宇澄的长篇散文《碗》（刊载于《钟山》），开头就让我非常惊艳：那对情侣在大杨树下争执，僵持，纠缠……一场死亡的开幕，生命消陨，带给知青同伴的恐惧，在金宇澄的笔下，被描摹得盛大而苍凉，仿佛一幕又一幕的电影画面，诸如“他们是恋爱的反面，全凭内力与命运的驱使，只活在对方的视野里，周围的一切都成为虚幻，这是一种异常的对立与粘连”这样的精辟概括则比比皆是。

我以为，金宇澄的非虚构里，充溢着小说家笔法，这是一种文体的自觉和清醒，透着精心和讲究。但更重要的，是其中思想的力量。他对知青年代的反思，对那段生存的展现和认知，让我觉得超出了我所读过的同题材的作品。

一段时期里，在食堂的饭桌上相遇，我对老金的提议都是：接下来写一部非虚构吧。他微笑，不点头，再讲一个故事，那颗大锅里煮过的后来做了医学标本的“熟人”头颅和骨架，宛如就在骨碌碌地滚，老金讲故事的用语非常简约，戛然而止，依旧画面感极强。

经验

作家的创作，许多时候并不会完全超越他的经验范围，无论时间还是空间。

我曾问过老金：你是《繁花》里的谁呢？他说：阿宝。我由此知道，他的父亲曾牵涉潘汉年案。是“沦陷”时期中共的情报人员。

2015年初，我收到了《一切已归平静》的PDF，刊载在《生活》上，因为我每天做《收获》的微信公号，金宇澄经常给我分享他的作品。

我第一次看到了金宇澄的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他们的青春时代的影像，俊逸而美丽，“那时他们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丝忧愁，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一对。”（金宇澄）。

而他们的故事，是一个激荡的大时代的隐秘情节，信仰和牺牲，惊心动魄，但从未被正面书写。或许，是这段历史长久地被单一化、模式化的书写损害，或许，是正在被遗忘。

我尤其难忘的是文中对监狱生活的描摹：“监室走廊里每天摆有外来的馄饨担，也有卖小笼、春卷、蛋炒饭、大肉面以及‘包饭作’摊档，收受各类钞票或细软，付了账，或一个银假牙，小贩递进铁窗一碗三鲜面……记得一个身披獭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气扬进监，出手阔绰，常常拿出钞票和首饰，从外面大馆子里叫菜，叫热毛巾揩面，终因缺少社会朋友帮助，日渐懂得讨价还价，铢锱必较，数零钱吃馄饨面，吃廉价盖浇饭，最后无钱可拿，一件一件剥下衣衫，以得充饥，没有接济，坐吃山空，最终饥寒而亡，死时蓬头垢面，仅穿一套底衫裤，如缩毙街头的乞丐。”

《收获》主编李小林看到了《收获》微信公号上推送的这篇文章，让我约金宇澄为我们纪念抗战的专栏《说吧记忆》撰稿。老金说：我想说的，已经写完了呀，再想想。

这时，我收到了朋友程兆奇的论著，他是交大东京审判中心的主任，其中有一篇论文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他在搜集东京审判记录时发掘的，是日本警视厅特高一课于1942年（昭和十七年）9月至次年1月对李德生十六次法庭调查的记录。事涉“中共谍报团”案，是德裔苏联情报人员佐尔格（Richard Sorge）在日本暴露被捕后连带牵出的案件，李德生在调查中全部招供。

我敏感到这篇文章讲述的案件，和金宇澄的父亲有关，就拿给他看。果然，是一个案件。其中涉及到的程和生，就是金宇澄父亲掩护身份的“假胞兄”。而金宇澄的父亲也因为此案，坐了日本人的牢，汪伪的牢，建国以后，还是坐牢。延至1979年，才解决历史问题。

然后，金宇澄交由2015年第5期《收获》发表的，是一篇4万字的长文，最初叫《我的黎里》，后来叫过《红羽》，再然后，刊发的时候叫做《火鸟——时光对照录》。那个曾经叫做维德的青年，他的前世今生，旧时的大家庭渐趋衰落，他从黎里小镇走出，抗战前夕加入中共秘密情报组织……细细描述作用于他们生命的那些所有可能性，百川归海，最后合力于他们的走向。虽然枝蔓繁乱，如作者所说，不过海上冰山一角，更多的部分幽暗，隐没。

现在，我的面前摆放着的这厚厚一本非虚构叙事集，《回望》，我忍不住去想，它是什么时候叫做《回望》的呢？回望，很朴素的一个动词，似乎低到尘埃里的姿态，但那是要经历怎样的伤痛与沧桑，才会拥有的澹泊澄澈的觉悟？我会想到弘一法师离世之前写下的那四个字：悲欣交集。

标题，许多时候其实指示着彼岸，当彼岸太远或者太渺茫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引渡——那些努力的寻找，检索，拼贴，接近真相，重塑……道路曲折，彼岸终会浮现在天际线处。

读《回望》，再回望《繁花》，看见那些背景和声音。才知道那些你以为是想象和虚构的地方，恍然竟是真实的摹写。

金宇澄父亲所摄太湖照片及背后小诗，一九四八年

胎记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福柯的这句话反复被引用。一切历史也都是个人史，这句话也经常听人说。

也许历史，就像金宇澄的一块胎记，也许一辈子都放不下，丢不掉。这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解构的过程。

非虚构作品，标签就是真实，但并不是标榜为真实的叙写，就天然地成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都具备力量，难的是要赋予真正严肃的思考，否则就不免琐碎。《回望》做到了这一点，丰富的材料，描摹出历史的现场。一个别样的历史现场。对那个公认和共识的大时代，发出别样的评判，甚至是一种挑战。作家刻意保持了三段记忆之间的某些差异，就是要保留那样一种“在场感”。

《回望》所叙述的历史，是从中国深邃黑暗的历史深渊中生长出来的，是激烈而动荡的，金宇澄写出的父母一辈，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抉择，不是大时代的点缀，他们就是凤凰涅槃，是剧烈的疼痛，却一直被忽视的存在。但所有真实的生命，都不应该被漠视，甚至曲解。

这需要一种知识分子的立场。这是对宏大历史的解构，对所谓历史进程的重新叙述，对“谎言”的剥离。而当一个人穿过众说纷纭的历史，历史因此带有个人的温度。而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又是多么的艰难。

紧张的情节扣人心弦，风情民生丰富可感，读到文中，父亲“文革”期间被带走，独自囚禁在小楼里，日复一日，写交代材料，听见窗外传来小贩的叫卖声，才恍然知晓，自己被关押在离家两站路的地方；而母亲从家书里写到的那一声惊雷，恍然察觉离家“长期学习”的父亲，就在上海……不禁潸然。

时时感受到两种气息的强烈涌动：既炙热，又悲凉，彻骨的悲凉和孤独。

自觉

金宇澄一直是对文体高度自觉的作家。在《回望》里也是。

首先是材料的运用。一般所见，都是叙述中，以引号带出某某某文如何说——上下文连接，而金宇澄的引文是截断式的，直接跳接到 “出处”，然后展开，叠加。这样一种材料的接驳方式，就像一种档案检索，更像是各种背景声一起涌入，书信，笔记，照片，交待材料……一个问题盘带出一个问题，一个线索盘带出另一些情节，几乎是以一种众声喧哗的方式，自由地四面八方地呈现大时代里那些丰富的细节，这个非虚构的文本，由此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结构。

以小说家笔法来构筑非虚构，我们所读到的，就不是感情的习惯性分泌，而是做了充分的文学化的表达。它才会独立成为一种文学的参照物，比个体的生命存在更长久。

即使是看似闲笔，也饶有趣味：“我祖父五岁时的某个深夜，一伙强人夺门而入，捆绑了太祖母，将家中所有的金银洗劫一空。所幸她还留有窖银，待到几个佣人挖出了装元宝的地缸，却发现缸里全部是赤链蛇，太祖母立刻就哭了，她知道，金家要败了。”

很长时间里，我的案头都放着《火鸟》的一份份校样，邮箱里有着来自金宇澄的一封封更改邮件。现在拿着《回望》，看到里面那些照片，书里那些忽然缩小了的毛边的似乎散发原件气息的纸片插入，褪色的信件、手迹、毕业证书，像是夹进去的一封信，卡片……不由得想起《繁花》出书之前，因为《收获》发表时刊发了作家手绘的地图，有天我开玩笑说，你和一个摄影合作，比如写到那个消失的教堂，就旁边勾勒出建筑的廓线，像钢笔画。过了些日子，我看到的一叠画稿，惊喜而至于惊异，那之前，我从来不知道老金会画画。画的这么有意思。

在这部非虚构里，作家对人物的描述就像一种阅读，照射在上面的光线的变化，精雕细刻的描摹，出入内心，绵绵不绝。这些记忆，就像一个有机体，不断地膨胀，成长。

金宇澄记下了父亲在《日瓦格医生》书上写下的一段话：“……反映当时的动荡，饥饿、破坏、逮捕、投机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沮丧，都是事实，但作家们的任务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决不是沮丧和黑暗的。”金宇澄也说到死亡，“终也有一天，将同保存印象的主人一起，忽然消失，人的全部印象、连带记取他的活者本身，全都消失后，才是真正的死亡。人生是在周而复始替换这些印象中，最后彻底死去的。”

所幸的是，这本书，是回望，也是凝视、对视，和对父辈存在的证明。因为这样的证明，虽然只是海上冰山一角，却注定不会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