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蕾拉·斯利马尼

《甜蜜的歌》法文版

《食人魔的花园》法文版

2016年11月3日，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蕾拉·斯利马尼（Leila Slimani）的第二部作品《甜蜜的歌》（Chanson douce）一举获得了龚古尔奖。作为法国最权威的文学奖项之一，龚古尔文学奖已经有113年的历史了，蕾拉·斯利马尼是第12位获此奖项的女作家。那么，是什么让这位有着北非摩洛哥血统的“80后”女作家，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呢？

1981年，蕾拉·斯利马尼出生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父亲是摩洛哥人，而母亲兼有法国阿尔萨斯和北非阿尔及利亚血统。虽然拥有法国和摩洛哥双重国籍，但蕾拉从出生到高中一直待在摩洛哥，高中就读于拉巴特的笛卡尔中学。父亲是赫赫有名的银行家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秘书 ，母亲是摩洛哥第一批女医生之一，蕾拉还有两个姐妹。蕾拉一直用法语和双亲交流，阿拉伯语反倒说得并不太好。虽然父母非常开明，但蕾拉还是更向往巴黎的自由空气。1999年，她来到巴黎，先在巴黎政治学院读大学，毕业后尝试着做女演员，随后又去法国商校求学，攻读传媒专业，在那里她遇到了《快报》的主编克里斯多夫·巴尔比耶，这位伯乐提供给她实习的机会，蕾拉由此成为一名职业记者，后来就职于《年轻的非洲》杂志，专门为北非问题撰稿，从2008年一直工作到2012年才离职，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同时也发表些新闻报道。

2014年，蕾拉发表了第一部小说《食人魔的花园》（Dans le jardin de l’ogre）, 女性性瘾者的题材选择十分大胆，小说源于一则新闻报道的“DSK事件”——DSK是法国经济学家、律师、政治家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名字的缩写。2011年5月他涉嫌在纽约市的一家饭店侵害一名女性服务生，之后企图逃回法国，在机场被捕，美国警方以性侵害、非法监禁、强暴未遂等罪名起诉。同年7月，事件出现逆转，检查方发现该女服务生在性侵犯指控和个人经历的细节上有许多漏洞和不实之处。受到案件的启发，蕾拉决定写一个关于女性“性瘾”的故事。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当年的花神奖评选中，这部小说一度闯入最后一轮五选一的角逐。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记者，名叫阿黛尔，她对工作缺乏热忱，慵懒闲散，却热衷于男欢女爱的性生活，并且乐此不疲，甚至沉醉成瘾。她过着双重生活，在巴黎她生活富裕，嫁给了医生，自己作为记者也有收入，但是当夜晚来临，她就会摇身一变，悄无声息地进入另一片天地，以另一种身份生活。小说继承了法国作家杜拉斯自传和杜撰融为一体的写作风格，虚虚实实、亦真亦假，让读者不禁怀疑是否蕾拉本人就是这样的双面娇娃：一面阳光，一面阴暗；一面满怀希望，一面感到绝望；一面冷静，一面疯狂。

对这样的揣度蕾拉不予理睬，在她看来，阿黛尔并非她本人的写照，而是一个沉迷于感官快感，失去对身体和存在方式的控制力，迷失了自我，并因为堕落而感到眩晕和迷醉的人物。这部小说同时也在彰显勇气和爱的力量，只有勇气和爱，才能让人们面对存在中的种种背叛永不言败、自强不息。小说介于赤裸裸的色情描写和路漫漫的自我找寻之间，始终充满了神秘色彩：阿黛尔爱这些男人们吗？她或许爱的是男人们投向她的目光，是她在男人们身上激起的欲望和感动。阿黛尔喜欢收集情人吗？不完全是这样。蕾拉这样诠释：“她对每一次征服既没有荣耀感，也没有羞耻心。她不记录流水账，记不住对方的名字，更不用说当时的情景了。她很快就忘了，这样岂不是很好。”阿黛尔所追寻的仅仅是最简单粗俗的，最具动物性的，只有离开小资的舒适生活，只有身处险境，才感到自我的存在和生命力，才能逃离生存中的尴尬和对自尊的伤害。

在不久的将来，这部小说将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如果美剧《欲望都市》是在讴歌女性自由的性解放，那么蕾拉的作品恰恰相反，她展现的是关于女性两性关系这一话题所引发的争论和寓言般的启示：一旦灵魂迷失，肉体成为禁锢人们的囚笼，性瘾者和毒瘾者一样，走向了自我毁灭的地狱之门。

蕾拉的第二部作品《甜蜜的歌》并不像小说的名字一样充满了甜蜜的味道，而是一个饱含辛酸和苦涩意味的关于爱恨和阶级的故事：两个年幼的孩子亚当和米拉被保姆路易斯杀害了，整部小说就是在回放酿成惨剧的一幕幕。小说可以称得上是可怕的噩梦：死去的是幼童，杀死他们的是保姆，是人们往往很信任但其实非常不了解的人。孩子的父母都出自富有的资产阶级阶层，父亲保罗制作音乐，母亲米莉亚姆曾是律师。因为感到与社会脱节，孩子们的母亲想要重新开始工作，开始面试保姆。路易斯是最完美的保姆：温柔、灵巧、谨言慎行，会打扫房间，准备饭菜，孩子们也喜欢她，受到别人冲撞她竟然说对不起。但是路易斯也有些反常和怪异的举止行为，感情起伏也很大，社会阶层的隔阂和性格的不可控制导致她一步步走向癫狂。小说一开始就交代了结局，采用 “闪回”式的往事倒叙展开故事。

故事的灵感来自2012年10月发生在纽约的一则社会新闻：一位波多黎各裔的保姆杀死了她看护的孩子，而且对杀人动机讳莫如深。于是蕾拉把这个故事搬到了巴黎，在书中她描写了法国中产阶级家庭中的金钱关系、不可调和又十分隐蔽的阶级矛盾，以及人性的疯狂和阴暗：表面上看来路易斯是个忠诚、谨慎和倔强的保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她还是一个内心阴暗的求偶狂。孩子的母亲和保姆这两名女性在小说中形成了不对称关系，她们代表了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孩子的母亲信任保姆却不了解她，保姆嫉妒女主人，表面上却十分恭顺。蕾拉的笔触冷峻而犀利，直言不讳又细致入微，仿佛是世界著名的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再世。

乔治·西默农是用法语创作的比利时作家，后世赞誉他将侦探小说变成了真文学。西默农的文字简洁、清晰，重在心理分析，挖掘人性黑暗面。他的作品所营造的犯罪气氛，往往令人胆战心惊。蕾拉颇有西默农遗风，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她正孕育着第二个孩子，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悲悯之情，而是冷酷地讲述着残忍的故事，始终与作品保持着距离。“婴儿死了”是小说的开头，伴以孩子母亲的尖叫声，宛若冰山一角被撕裂开，一则令人胆寒的悲剧寓言拉开了帷幕。

在读者看来，第二部小说比第一部小说有了长足的进步，蕾拉认为这很正常，写作就是一次次永不停歇的重新开始，她认为两部小说之间是有一定关联的。也有人质疑蕾拉的身份认同问题，她到底是法国人还是摩洛哥人？她回答说自己一出生就是拥有双重国籍的人，也长着一副两国混血儿的面孔，并且从来没有为此而产生过困惑。不论是作为法国人还是作为摩洛哥公民，她都乐在其中。

作为记者，她在一次采访中结识了摩洛哥著名作家塔哈尔·本·杰隆（Tahar Ben Jelloun），两人成了忘年交，塔哈尔很欣赏蕾拉的作品，传授给她一些经验。在交往中，两人谈论摩洛哥的时局，用摩洛哥的方式开玩笑，也会交流对文学和艺术的见解。虽然蕾拉声称其作品没有影射任何国家或任何文化，但仍然会引起摩洛哥的阿拉伯文化圈中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们的不满。而蕾拉小说畅销的原因，除了她自身的文学才华以外，恐怕就是读者对蕾拉的好奇心了：一个摩洛哥女子竟敢如此大胆露骨地在全世界范围内谈论性爱！此外，评论家们也对蕾拉在情节的把握和处理方面表示欣赏，她的一气呵成，避免了老生常谈的女性话题，冲破了宗教禁忌的束缚，也没有留给人们任何道德说教的余地。

仅仅出版了两部小说，蕾拉就跻身法国文坛，龚古尔奖此次颁给“80后”作家，对青年写作者来说无疑也是一种鼓舞。“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献给我那十多年前就去世了的父亲，献给我那今早刚刚从摩洛哥坐飞机赶过来的母亲，因为她今天凌晨4点钟有一种预感（我会获奖），而我的母亲总是很相信她的预感，所以她来了巴黎，她才刚刚到这儿半个小时，结果就是这样（我获奖了）……”通过获奖感言的只言片语，蕾拉向世界展示了她率真的一面。虽然说“甜蜜的歌”作为这部悲剧寓言小说的题目有些名不副实，但蕾拉是可以担当起“甜蜜的歌者”这一称谓的，因为她为法国文坛注入了新鲜活力，唱出了新风尚和新韵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