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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醒龙:投身经典的“第一现场”

来源:人民日报 | 刘醒龙  2017年01月13日07:50

●经典无论怎样映照和塑造伟大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英雄,它都来源于最基层的生活现场,重要的是如何在鲜活丰满的社会生活中寻找到创造经典的第一现场

●新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所谓火爆现场,往往是经过人为改变、蓄意制造的第二现场、第三现场,甚至是黑白颠倒、美丑不分的伪现场,盲目听信、不加省察的话,可能永远与真相隔着一层

●以中国社会之丰富,生动的文学元素漫山遍野,加上不可阻挡的民族复兴气势,作家没有理由不投身讲好这些史诗故事的实践,更没有理由不去坚定创作史诗的雄心,以文脉传承国脉,以文运复兴国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短短几句质朴的话,将经典的真实面貌说得清清楚楚。经典的美、情、气之所以不会过时,正在于它来自火热的生活现场,经典自诞生之初就“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

经典是创作与生活的天作之合

1992年我发表了以乡村教师为典型人物的中篇小说《凤凰琴》,2009年又出版了同样以乡村教师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因为大家认为我对乡村教育比较了解,所以去年4月,湖北省政协邀我参与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问题的调研。调研中,大家对一处只有两名小学生,却按规定配置三名教师的乡村教学点的撤销与保留,产生分歧。有人认为,与其花了钱还无法保证教学质量,不如将两个孩子送到山下有寄宿条件的重点小学就读。而我却有不同看法:这样的教学点,在教导孩子学习知识时肯定有欠缺,教学成本也会高出很多,但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有温暖亲情和符合道德的精神参与。亲情与精神一旦缺失,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花再多的金钱也无法弥补。以往乡村孩子与城市孩子在教育上的差别只是知识层面上的,如果只考虑教学成本,强行将孩子们集中到有条件寄宿的学校,造成亲情断裂,将来城乡差别就不仅仅是知识层面,而且还有更为严重的精神成长层面上的、人格上的强烈差别。这个意见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个教学点最终得以保留下来,没有被撤销。生活有所欠缺,不等于没有希望;人生出现迷茫,不等于就是丑陋;社会需要调节,不等于要冷冰冰地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对我的创作也有启发意义。它提醒我,作为一个作家,要能不断地从卑微世俗中发掘生命意义的经典性,在鲜活丰满的社会生活中,努力寻找文学真谛、创造经典文学的第一现场。不管我们有没有发现,可以成为经典的素材一直存在。在成为经典之前,它们与普通事物的观感毫无二致。要将经典素材从看上去一模一样的事物中发掘出来,必须经过长期积累,并尽可能向事物的外部延伸观察,向事物的内部深入思索。身为小草,必须了解大树;作为江海,必须追溯溪流。经典无论怎样映照和塑造伟大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英雄,它都来源于最基层的生活现场,是文学创作与火热生活的天作之合。

警惕遮蔽真相的伪现场

经典来自火热的生活,但火热的生活不会自动成为文学的第一现场。特别是新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所谓的火爆现场,往往是经过人为改变,甚至蓄意制造的第二现场、第三现场,还有可能是黑白颠倒、美丑不分的伪现场。那些能够发现真相的有效的第一现场,只要作家带着情怀进入,就有可能踏上创造经典的坦途。而任何企图以一己之好遮蔽世间真相的第二现场、第三现场和伪现场,无论如何言说,也注定是过眼云烟。

去年夏天,长江中下游的大洪水过后,西方有些媒体讽刺中国,说河堤溃口了,洪水泛滥了,再也没有人跳进惊涛骇浪里组成人墙保护家园,宁肯袖手旁观,等着军队、专业人员来营救。殊不知,今天的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早已超越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原始劳动方式,灾难救援手段也鸟枪换炮了。新机械、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使得抗洪更加专业化、更能提高救灾的效率,这是以前想象不到的。而且,从另一个侧面看,为堵塞溃口而砍伐的林木,受到林业法的保护,那些作为私有财产的经济林木,哪怕动一片叶子也可能受到法律追究。可以就近取土的耕地同样受到各种法律的保护。哪怕是在救灾这样的特殊时刻,也有非常复杂的情况需要考量。更加难能可贵的,现在救灾过程的科学化体现了对救援人员、受灾人员生命的珍视,良田熟地被水淹了还可能再造,生命一旦失去就无可挽回。这些,何尝不是一种发展和进步?

身为作家,如果我们不能在第一现场目击到这些,或者理解不到位,甚至盲目听信一些人的胡编乱造,可能就会永远与真相隔着一层;如果我们不能去伪存真地去体察和辨别文学现场,将错失真正的创作资源,遗憾地失去创造文学经典的基础。

树立创造经典的文化自信

经典是文化自信的产物,对经典的认定更是自信心的表现。去年8月中旬,中国作家协会安排我为第四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作总结发言。我说了一番话,大意是作为主流的汉学家应当让自己的翻译作品成为了解中国历史主流、中国社会主流、中国文化主流和中国文学主流的有效窗口,而不是专事窥探中国社会不足之处的猫眼。作为21世纪的中国作家,那种过分迁就西方文化口味的“谦虚”,将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大忌。相反,要理直气壮地告诉世界,他们目前所接触的很多还是中国文化的边角料,离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本体还有距离,还要继续用心探索才行。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以中国社会之丰富,生动的文学元素漫山遍野,加上不可阻挡的民族复兴气势,作家没有理由不投身讲好这些史诗故事的实践,更没有理由不去坚定创作史诗的雄心。面对这种影响深远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的史诗,也有责任重现中国文化的高贵境界和伟大传统。

经典是伟大而永恒的,经典的发现是日新月异的,认知经典、创造经典的能力也需要不断成长。作家在成为历史与时代的书记员的同时,也时刻不能忘记自己就是这部史诗的亲历者和创造者。接下来,还有更多文学的第一现场需要作家不负时代、充满情怀地投身其中,及时感知每个人的命运、每个群体的命运、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的那些改变,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变化中发现进步,努力创作更多经典之作,以文脉传承国脉,以文运复兴国运,担负起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的重任。

(作者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