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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雕刀下的丰富世界

来源:文艺报 | 崔晓蕾  2017年01月13日14:06

2016年12月7日,著名版画家、艺术理论家王琦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王琦生前为中国国家画院院委、版画院研究员,曾任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等职务,是中国版画艺术奠基人之一、最后一位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参与者,也是延安鲁艺美术系的学员。

1918年1月4日,王琦出生于四川宜宾,其后在重庆长大。1937年,他毕业于上海美专,次年前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1939年初,王琦加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并回到重庆工作。抗战时期是王琦创作的旺盛期,他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了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鼓励了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在国内外反响强烈。此外,王琦在推广版画方面也做出过极大的贡献。

7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王琦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包括木刻版画、水墨画、素描、书法等,曾举办个人画展22次,出版多种艺术著作,并多次参加全国性美展和国际性美展。作品为国内外许多博物馆收藏。1991年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中国版画家协会颁发的“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1992年获日本创价协会颁发的“富士美术馆荣誉奖”,1995年获法国敬业与成就协会颁发的金质十字奖章,2003年又获中国文联与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中国美术金彩奖和终身成就奖”,是为中国美术事业尤其是版画艺术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艺术家。

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美术史的发生和发展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兴起被誉为“时代的战鼓”和“革命的号角”,由于木刻作品的“战斗性”与“革命性”以及天然的易复制、易保存的特性,使其诞生之初就与中国革命产生了紧密的联系,版画作品在兼具艺术性的同时,更多起到了“枪杆子”的作用。正如鲁迅曾对中国新兴木刻所寄予的厚望:“这是开始,不是成功,是几个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配合革命的需要,艺术界涌现出了一大批从事版画创作的艺术家,古元、彦涵、力群、李桦、王琦等就是这一时期的鲜明代表。他们创作了大批具有时代特色的版画作品,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设时期,均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然而,2016年12月7日,王琦先生的去世为20世纪早期这批版画家时代画上了句号,借由王琦的版画艺术,我们得以一窥20世纪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与特色。

素描与版画

王琦先后于上海美专西画系和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其扎实的素描基础为他能够顺利地进行版画创作提供了基本保障,鲁迅曾说过,没有好的素描基础不能成为好的版画家,王琦恰恰走到就是一条从中国画启蒙到西画专门训练,从素描、速写升华为木刻创作的道路。从《一天的工作完成了》《当宣布要停水的时候》《劈石》等作品既可以看出他对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现状的深刻剖析,又得以看出他对人物动作、形态的严谨把握。革命年代和新中国建设时期,劳动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核心,是艺术创作和革命宣传的主要表现对象,因此,版画作为宣传和记录的主要载体,其题材也多数选择劳动人民,既有揭露旧社会的阴暗面和战争苦难的作品,又有表现新气象、歌颂光明的作品。

对人物的精确表现,离不开素描基础,而由素描人物转向版画人物的表达,则更是对素描基础提出了较高的要求。20世纪早期的版画作品多为小而繁,即在有限的空间里表现黑白、虚实、繁简诸多关系,素描的好坏对版画在雕刀下的点画表现起到了直接决定作用。所以,才会有鲁迅强调版画家具备的素描功底,才会有王琦顺理成章从素描、速写向版画的过渡。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版画在近现代艺术史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从抗战时期的艺术代替“笔杆子”,到新中国成立和建设时期的反映劳动人民积极建设国家,版画都占据了关键地位。早期的版画创作风格大多以现实主义为主,以直面和批判现实为核心,表现手法多以叙事为主,是人民苦难的悲歌;新中国成立和建设后,新的时代需求促使了版画题材由人物向风景、花卉的拓展,表现手法多以抒情为主,是新建设与新生活的颂歌。这种社会需要的转变直接导致了木刻形式的转变——由黑白木刻向套色木刻转向,色彩的活泼和多元逐渐取代了黑白单色的表现。

在王琦的木刻作品中,也很容易看到这种风格的转变。首先,王琦的作品注重对生活的深入挖掘,这也是他前期现实主义艺术表现的思想来源,他在某次展览前言《我的话》中就曾说道:“一个艺术家应该不断地从生活海洋中去发现新的题材和主题,不断地探索和创造新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并使自己的创作永远保持不断上升的状态,停滞不前就意味着他的艺术生命的枯萎或终结。”从版画创作的早期开始,其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理念就已经存在。1942年在重庆中国木刻研究会这段期间,王琦的木刻作品《马车站》《听讲演》《待发》《农村之秋》《拉纤夫》等,均来源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也是对这一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王琦对木刻作品《马车站》极为满意,“《马车站》成绩最好,黑白处理和刀法运用都比较成熟精到,这幅木刻的素材,是直接从我的住所大门前马路上停留的一辆马车写生稿得来的,背后的房屋是我想象加上去,看上去好像是北方的环境。”从他的表述中,我们也能很清晰地看出其艺术创作题材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

《马车站》也给我们提供了王琦木刻作品的基本风格形式,该作品是他在1942年的木刻代表作,在纤秀的刀法下,构图完整洗练,基本代表了他在此时期的版画作品风格。刘开渠曾有言:“王琦的木刻作品,创造了一种刻法简洁,构图严谨的明朗画风。我不喜欢那种冰冷无力或小巧的或专注重趣味的唯美派,也不喜欢那种需人猜测、摸不着底细的模糊混沌派,这是只有那些靠剥削穷人为生的有闲者才会沉醉在里面,用这样的艺术作为他们消耗岁月的方法,我认为美术必须意思明朗,形象确切,表现有力。”对现实主义木刻作品而言,只有意思明朗、形象确切、表现力强,才能在特殊年代起到特殊作用。

《晚归》可以看出中国版画从现实主义向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的过渡,从黑白木刻向套色木刻的过渡。作品构思同样来源于对生活的感受,夕阳下,被风吹起的草垛和农人的愉悦心情给画面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表现了温馨、朴实的乡村场景,在清新自然中予以轻松活泼,与之前的作品有明显的区别。同时,江丰针对版画的套色问题也有过相关阐述:“套色木刻的艺术性提高了,它克服了追求油画那样复杂的色彩效果的倾向,而趋向色彩单纯,色调明快,许多作品用很少的套色版却获得了强烈的色彩效果。”《晚归》因为套色版的缘故,一改前期单纯的黑白对比色,转以明快的色调增强了画面的视觉效果。

齐凤阁在《20世纪的创作版画》中对中国版画创作的转型有恰当的概括:“由功利型转向审美型,由悲愤情境转向欢乐精神,由社会批判转为讴歌赞颂,这是社会改型给版画带来的最明显变化。”这一变化不但体现在版画创作中,也是近现代中国艺术创作的整体转变方向。以古元、彦涵、力群、李桦、王琦等为代表的版画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中,以版画的形式彰显了艺术的顽强生命力,以艺术的形式参与社会表达,对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内涵的深入挖掘,都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