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滚沸现场与百年游踪

多样化的诗歌传播方式、出版渠道的拓展以及社会影响度的提升是不争的事实。诗歌与公共空间的对话、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跨界与融合成为年度话题。这似乎都在提醒——诗歌已经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回暖”“升温”，而是“繁荣”和“一片大好”，又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然来临。但是，越是火热的诗歌年代越需要沉静下来予以反思，因为从文体特性来说诗歌的持续升温是反常态的。

滚沸、炙热的诗歌现场背后的深层动因、内部机制、精神场域以及空前复杂、分层的社会现实、诗歌美学上的分化都亟待甄别、过滤、辨认、反思。比如一年来无比火热的诗歌活动和高分贝的造“节”运动。高举国际视野、地方政府经济搭台、文化资本利益挂钩成为一些诗歌活动的驱动。吊诡的是，如此热烈的诗歌现场和造“节”运动中缺席的恰恰是“诗歌”和“诗性正义”。目前国内有五花八门的300多个诗歌奖且不断攀升的奖金数目令人咋舌。相比欧美等其他国家，中国的诗歌奖项多且乱，很多都不具备公信力。

2016年是新诗百年诞辰，面对新诗百年，其历史化和经典化已提上日程，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在形成的自身传统已是事实。但是，新诗发展的瓶颈、有效性也需要重新反思。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与《扬子江诗刊》社联合举办的“百年新诗论坛”就新诗的现代性、地方性、形式建设、译介、少数民族诗歌、长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于进一步厘清百年新诗的问题具有建设性。一度模糊的百年新诗面孔正在一次次的累积中变得越来越清晰。新诗的动力就在于它有很多的方向，有诸多的可能性形态。所以当我们面对百年新诗的时候不可能用一顶帽子去扣住它，它可能会有其他的你认知之外的形象。新诗百年，自由、开放和创新一直是其发展的核心，但是其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恰恰是“新”。新诗百年之际谢冕认为不能因为“新”而丢了“诗”（《中国新文学：百年的忧思与梦想》）。而越来越叙事化、段子化、散文化和定型化的写作无疑给新诗自身套上了禁闭的枷锁，如何进一步突破和创造成为当下以及今后诗歌发展的关键。一百年的中国新诗最关键在于一个“新”字，这并非是简单化的文学、社会和历史的进化论，而是代表了实验，意味前所未有的开放性的创造方式。

“诗”与“歌”的分化或对话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这不仅出乎太多人的意料并随之产生不解、尴尬甚至愤怒，而且更进一步挑动了人们惯常意义上对诗歌以及诗歌边界、文学等级和惯见的理解与刻板印象。

就汉语新诗而言“诗”与“歌”的分化、分家或“分手”已经很久了，而西方的摇滚乐与先锋文化和社会运动却密不可分——街头意识形态、青年亚文化、异见文化、时代精神和幽暗的体制的复杂关系。摇滚乐不乏理想主义的传统和音乐政治的诉求。尽管从诗歌来说，鲍勃·迪伦深受兰波、狄兰·托马斯和艾伦·金斯堡等诗人的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代表了新的世界诗歌写作标准，而是一种可能性——被忽视的诗歌传统。就诗与歌对话这一隐秘关系或久违的传统，已很少谈论“诗教”和“乐教”，业界更多关注的是诗与歌的平行和分化关系。而从近年来诗与歌对话性的向度看，“歌诗”的传统在当下仍在延续，一些唱作人和民谣歌手、民谣诗人一直在做探索性的尝试。尤其是诗歌跨界传播一定程度上将诗以歌的形式推向了大众。因此，如何更好地推动当下诗歌创作，在强调诗人独立写作的同时关注诗和歌的结合，对于今天的诗歌传播来说作用巨大。

分层的诗歌与差异性的“取景框”

犹如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擅长各种技术和项目的诗人运动员正在展开各自的比拼。从诗歌类别和体式来看，现代诗、旧体诗词、长诗、散文诗都出现了共同发展的局面。与此相应，从诗人身份、题材分类而言，少数民族、底层、主旋律以及女性写作、青年写作均取得长足发展。诗歌的分层和分化状态越来越明显，与此相应每一层级内部的写作者和诗歌状貌同样千差万别，正如每个诗人手里差异性的“取景框”一样。

旧体诗词在创作、文献整理、理论研究和多媒体传播、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整体呈现出复兴态势。旧体诗词在继承和创新中力求表达新的时代经验，实现古典诗歌传统的“当代化”和创造性转化，显示出旺盛的活力，“坚持‘求正容变’，处理好‘新’与‘旧’、‘变’与‘不变’的关系，是诗词写作需要面对与破解的一个时代课题”（蔡世平）。

2016是长诗的丰收年，长诗写作在今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非常突出，展现了诗人综合写作能力的整体提升。萧乾父主编的《现代汉语史诗丛刊》收录了80年代以来42位诗人的33部长诗、11部小长诗以及1部诗学论著，共计29册、1.4万页、30万行。年度代表性的长诗文本有吉狄马加的《致马雅可夫斯基》、雷平阳的《去白衣寨》、陈先发的《秋兴九章》、赵野的《哀歌八章》、胡弦的《葱茏》、桑子的《钱江书》、路云的《此刻，蔚蓝》、张战的《我，一个编号》及《大风》（曹东）、《祖宗海》（乐冰）、《疑问录》（南子）等。这些长诗无论是在精神的复杂性、思想的深度、历史的个人化、现实体验的差异性，还是在写作技巧、修辞策略上都体现了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实验意识。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中，白族诗人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朝鲜族诗人崔龙官的《崔龙官诗选集》、裕固族诗人妥清德的《风中捡拾的草叶与月光》、彝族诗人鲁娟的《好时光》、维吾尔族诗人依力哈尔江·沙迪克的《云彩天花》集中展示了当下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整体成绩。他们在关注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也关注现实生活及个体复杂的情感，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创作局面。收入310位彝族诗人作品的《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全面展现了当代彝族诗群的总体成就。《燃烧的麦穗》（夏依甫·沙拉木编选、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翻译）集中展示了33位不同代际的维吾尔族诗人的创作，显现出独特的语言特性及民族性、个体性、先锋性和开放性。谈论少数民族诗歌往往会强调其地域性、民族性、异质性以及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传统等，但当下的少数民族写作也存在着表层、刻板、符号化现象，不乏“仿民族”“伪民俗”的写作。

当下的女性诗歌已不再局限于“个体”和“女性主体”，而无论是在写作风格还是在整体格局上都呈现了一种“普遍性”诗学。女性诗歌在2016年呈现出井喷式的状态，大批涌现的年轻群体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崭新的精神质素和写作方向。

诗歌是面向未来的，而预写未来的主体必将是青年一代。《70后诗人选编》以及张清华和孟繁华主编的“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诗歌卷”展示了“70后”一代的群体状貌。而以“85后”和“90后”为主体的青年诗人，其成长速度的加快不仅与诗歌整体写作水平的提升和新媒体、自媒体所提供的交流平台有关，也与良好的诗歌生态有关，比如各大诗歌刊物以及综合性文学刊物集体性地对“90后”诗人的推介。与此同时，青年诗人群体的差异性和分层状态愈益显豁，而相应的诗歌趣味和美学观念的差异、分化也随之凸显。写作技术整体提高的青年诗人群也存在着危险，提请青年诗人注意的是，诗人的责任不仅在于抒写日常的可见之物，更是把有限易逝性转换成永恒性，把“可见领域转化入不可见领域的工作”。随着生态坏境的堪忧，越来越多的城市被雾霾困扰，诗歌中的“生态写作”正在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年底涌现的大量的“雾霾诗”体现了诗人“介入现实”的努力。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值得强调的是，诗人所理解的现实也是多层面的，任何执于一端的“现实”都会导致褊狭或道德化的可能。尤其是在当下“日常之诗”泛滥的情势下，一个诗人必须正视认识和体验的有限，必须在诗歌中让更多的环节来拓展自我——大数据时代作家的感受方式是如此趋同。

跨文化、跨语际的汉语诗歌“形象”

全球化视野下诗歌的跨语际、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2016年呈现繁多的局面，各种诗歌活动继续呈上扬的态势。各种国际诗歌节和交流活动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对外翻译工程、诗刊社编选的《那些上紧时光的手》、中国诗歌学会组织编纂的《“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都不断助推汉语诗歌的对外译介，塑造诗歌的国际化形象。

诗歌的国际化视野也衍生出一些问题，尤其是助长了一些假想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写作幻觉。有些诗歌节动辄就冠之以“国际”二字，跨文化、跨语际的诗歌交流实际上并不是对等和平衡的，往往会产生失重的状态。而这一不对等的关系再加之区域文化政治和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性而影响到不同国别诗人的判断力和自信程度。正如臧棣所说，“新诗是我们的传奇。即使不使用百年新诗这样的尺度，人们也能隐隐感觉到这一点：新诗是汉语的现代传奇。但在柏林诗歌节上，我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另外的情形：西方人只愿意把新诗当成是我们的一种分类简陋的政治文献。对他们而言，新诗不过是一种文献诗。”西川也认为中国诗人在世界上还没有树立起自身形象，“绝大多数诗人的作品翻译成外文后完全处于失效状态”。

不断涌现的“诗人翻译家”使得诗歌译介取得相当成绩。以新陆诗丛、巴别塔诗典、雅歌译丛等为代表的诗歌翻译工程不再是以往欧美诗歌的一统天下，而是向以色列、巴勒斯坦、韩国、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等更多的国家和族裔拓展。2016年代表性的译著有《里尔克诗全集》《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寂然的狂喜：叶芝的诗与回声》《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阿米亥诗选》《幻象集》《舞步》《佩索阿诗选》《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希尼的《人之链》《电灯光》《区线与环线》《夜舞——西尔维亚·普拉斯诗选》《重建伊甸园——莎朗·奥兹诗选》《高窗——菲利普·拉金诗集》《奥登诗选：1948—1973》《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春天 得以安葬——高银诗集》等。诗歌的对外译介也值得关注，比如多多的双语诗集《诺言》以及古典诗歌集《独立》、古典诗歌集和游记《寻人不遇》、痖弦的诗集《深渊》、伊路的《海中的山峰》等被翻译成英文。此外，《中国现代诗系》韩语版、蔡天新诗文集《幽居之歌》的亚美尼亚版、《杨克诗选》蒙古语版的出版呈现了多元化的对外传播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历时八年之久翻译的《杜甫诗》全译本的出版在国外引起巨大反响。熊辉的专著《翻译诗歌在中国的接受》、孙晓娅编选的《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以及日本汉学家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立体化呈现了不同视野的诗歌译介。荷兰汉学家柯雷的《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则从文本、语境和原文本三个方面对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社会转型、先锋诗歌裂变、诗歌思潮、创作新变以及诗人专论进行了别开生面、角度独特、立论新颖的观察、剖析与反思，体现了一个“局外人”对中国当代诗坛“多方面的深入而独到的观察、理解”。陈太胜翻译的特里·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则向我们敞开了诗歌阅读的多重空间和可行性方法。

在这一年，传奇歌手、诗人莱昂纳德·科恩、英国诗人杰弗里·希尔以及马新朝、周伦佐、栗原小荻、水晶花和“95后”诗人凯歌辞世，祝他们在另一个诗国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