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精工细绘出一副百态众生犹如繁花绽放的漫漫画卷之后，金宇澄带着《回望》沉默归来，在这里众声喧嚣被收拢进了昏黄台灯下的书信回忆，浓浓淡淡的人生化作摇椅中望着照片慢慢忆起的真实过往。《回望》中的故事还是关于历史中的个人和个人的历史，只是在这个非虚构的故事中，主角是他的父母亲人，他们的人生犹如被抛在浩瀚历史中的小船，记录了一些情感，承载了一些历史，刻下了一些城镇记忆。

《回望》分成了四个章节，第一章和第四章是作者对于父母人生的旁观和回望，第二章“黎里·维德·黎里”是作者整理的父亲人生记录，第三章“上海·云·上海”是母亲自述的人生记忆。父母各自的人生正如文章标题一般，总围绕着自己的乡音故土兜兜转转，而四章内容在不同叙事者的声音中相互交织，互为见证与补充，和传统的中国叙事偏好完满一般，被讲述的诸多故事也在一段跨越时空的讲述中拥有了结尾。土地养育生命也呵护灵魂，第二、第三章中父母的人生记录则围绕他们的家乡故土、他们曾经待过的地方描述人生变迁，灵魂成长。在个人历史的记录中，我们看见了他们所经历的磨砺与成长，了解了那些爱与期待，也窥得二十世纪那段动荡岁月的几抹真容，听得历史的几段寂寞唱腔。

关于父亲，作者的母亲说其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讲别人的事，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第151页）。作者在黑龙江下放时与父亲说起所见种种，父亲尽管知道，或者也曾经历，但总也不提自己的过往之事。这位沉默的父亲故去后作者开始记录父亲往事，因为父亲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申诉报告，信息来源并不缺乏，通过这些材料可以恢复往事一定面貌，但要让这份回忆完整却还需要更多，于是作者拿来了父亲的照片，找来了一些书籍，包括地方志、传记、党史等，搜索了网络信息，比如一些词条和网络资料，甚至还找到电视节目《面对面》的相关内容。在这部分的叙事中，事件细节、情感细节的提供者是父亲，作者将它们按时间顺序排列，以人生重要事件为节点摘选父亲的信件、日记等材料以扩充细节，并直接引用各种资料作为背景补充。作为父亲生命的部分参与者，作者见证了父亲的一部分历史，但在提供细节时也尽量保持客观化叙事，不以自己的态度和评价去异化父亲的世界。沉默的叙事态度符合父亲本人的行事风格，也是子于父、于父辈历史时空的一种尊重。

关于父亲的第二章中，一、三部分作者均命名为“黎里”，它们以作者本人为主要叙述者，记载了黎里在战争岁月里的完整与和平岁月中的拆迁改变，黎里金家在历史河流中的兴衰变迁，父亲在故乡所经历的人世百态和对于故土不变的深深眷恋。作者在这个两个小部分填上了很多细节和细小故事，比如战争中的谣言，“八一三”爆发后，那些在轰鸣的战机和火药味中颤栗的人们传言“只要身穿丝绵袄裤，子弹就打不进，死不了人”（第40页），和十四年前“非典”到来时群众抢购食盐类似，这细小的谣言为历史的宏大叙事备注了人间温度；比如祖父赶到杭州监狱看望儿子前囊中羞涩，向自己的大女儿借钱被断然拒绝的故事，以及父亲小学同学沈玄溟和他家庭的故事，个人的一生在历史河流中不过沧海一粟，那些真切痛苦难以被记住，但有了书写与记录至少会让我们知道，它曾发生过。比如一九八〇年阮仪三先生游说黎里镇领导保护古镇却被轰走的故事，不论是黎里古镇，还是像黎里、塘栖那样被人为抹去宁静的诸多古镇，人的力量总显得既微小又巨大。在客观化的叙事中，作者是隐没的，但对于读者而言，感受这些珍贵的历史细节，在自我经验中验证情感，或许远比探知作者态度更为重要。

第二章的第二部分命名“维德”，这是作者父亲数个曾用名中的一个。作者的父亲生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生与时代同步，在学生时代结束时加入中共情报系统，作为一名地下情报人员，他为国家奔走过，但也被历史遗忘过，被日军关入过囚牢，也被自己的党员同事关入过监狱。在作者父亲的波澜一生中不可靠的人类记忆，被断章取义的话语起了重要作用。通过作者摘录的文件资料，我们看到了当事者对于历史的补充，这些并不系统的记录没有尝试去还原大历史，而是对于个人的生平、为人做了尽可能的还原。于是，我们看见了建国前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建国后研究《列宁主义问题》，一九五五年在南京车站路监狱研读马恩、五九年在湖州阅读《反杜林论》、《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七一年之后依然细读列宁和恩格斯，读史并比较中欧国情的老党员，以及一个认为书中未必有真理的老人。他在逆境中坚持学习、努力生存，让知识和能力帮助自己生活得更有质量，所谓真理，它与苦难，与生存、生活搅拌在一起，其中真意可能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懂。

如同黎里部分作者本人对于细节的记录，父亲“维德”同样记录了很多并不十分为人熟知的历史边角，比如中日抗战中日共与中共的交集，挖掘了“佐尔格案”中日共在情报案中所受损失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共伤亡；比如对情报人员程和生为情报系统工作并牺牲的记录，留下了这位英雄式人物的剪影。在这本书中，这些史料让镌刻亡者姓名的“积藓残碑”（第119页）再次明朗起来。

与父亲部分的被动记录不同，作者请母亲以时间为序，对大量的照片进行整理和细节的回忆。本书的第三章以母亲为叙事者，结合父母两人的日记，对她的往事做了记录。关于母亲的第三章以“上海·云·上海”为名，上海是母亲出生与成长的城市，也是父母定居的城市，“云”是母亲初二时改成的单名，很美，却似乎预示了二十世纪中期漂泊无定的人生，尽管与丈夫相比，作者母亲看起来似乎是一位被人生温柔以待的人。

作者母亲的人生相对平顺，在家族的兴起过程中享受了较好的物质生活，受过良好教育，较为积极地参与社会变革，建国之后的工作也十分平稳。与丈夫自由恋爱多年后结婚，有共同话题，感情基础深厚，生有两子一女。她的生命不曾缺乏爱，但在二十世纪的波涛中，她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丈夫多次被捕入狱带来的忐忑难安，多次感受了因工作变动与孩子被迫分离的思念疼痛。这一章节的叙事中仍然十分客观，但那些焦虑、忧愁的情绪却很容易被读取，或许是因为历史难以被看清，人也经常看不清自己，但在别人的故事中，我们总可以透过他们的视野，看见自己的人生和人类一些共同的情感。

如果说作者父亲的一生或多或少地呈现了二十世纪的主流历史，那么作者母亲的人生则更多地记录了一位女性和一个家庭的成长史。“上海·云·上海”按母亲人生阶段划分，第一部分以高中为界，讲述中日战争背景下少女“云”的家庭和她的成长；第二部分以母亲作为维德的结婚对象调回上海为界，勾勒她的青春岁月；第三部分讲述了“云”成为一位妻子和母亲之后的岁月故事。

三个部分描绘了政权交替之中和之后，社会环境不断变动，人和家庭被迫适应并为更好的生活不懈努力的小历史。从中我们可以了解那一代青年人与战斗、劳动结合的热血青春，看见在他们身后国家走向公有化，又缓慢走出的过程，还有那个年代政府职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窥得那些批斗为家庭带来的种种伤害，发现下放的多种弊端。当然，还有更多的历史细节，比如在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短训时，三位同学离校出逃被追回和处理，不论身处何种历史环境，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自由意志从未缺席。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妻子和母亲在动荡年月中适应多变的工作和操持家庭的不易与坚强，以及她在困顿中为自己买一只小包、买一件外套、带孩子们看场电影所带来的感动。

行文中，作者母亲的真实情感并不隐晦，尽管她在学习和工作中表现优秀，获得了很多荣誉，但这些并没有遮住她对于家庭和亲情的珍惜爱护。军大短训期间，她渴望和亲属相聚，干部下乡以及下放湖州期间，她思念孩子和丈夫，渴望回家。为维持家庭，最为艰难时她白天工作，夜晚授课以挣取额外的十元工资，所幸在丈夫与她的书信来往中，我们可以看见两人温情脉脉的关心与体谅。在父亲篇章中，国家大义十分动人，在母亲篇章中，尽管情感克制，但这些儿女情长同样被书写得十分动人。

个人化的历史很难书写，它是发生过的事实，但一生的长度和复杂性决定了人的历史不会只是一条简单的单线索叙事，尤其在只有资料而无亲口叙述的时候。作者在最后一章“我们回望”中写道：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使命，面对选择，从青春直到晚年，旁逸斜出，草蛇灰线，实在也是复述的一种周折（第343页）。尽管难写，本书完成的状态却十分好，全书以一九六五年为界，缩减了类似沈玄溟家里那位吴医生的故事，以减少文本过于庞杂的可能，并以时间和空间为坐标，对书中人物进行定位和约束，再佐以丰富的资料以非虚构的形式呈现父母的人生。

这些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其丰富的资料避免了作品过于个人化的倾向，弥补了记忆的不可靠。而作者的笔法有着海明威冰山原则般的自我约束，叙事客观，仅以彼此的叙事作为补充，不加解释和议论；以时间为线索，条理清晰；修辞非常朴素，几乎看不到过多比喻和形容词；情感抒发极少，仅有的一些情感相关内容也以引文等形式出现。这些个人化的历史犹如冰山位于海水上的部分,看起来已经足够宏大，但不可否认水面下有更多的内容需要读者自己去挖掘、去感受，无论是情感还是史实。

客观化叙事必然留有空白和空缺，而这个敞开的文本在完成记载的同时，其实已将再创作的笔交给了读者。当读者的人生阅历，读者的知识素养、精神结构，读者的阅读意向参与本文创作后，这部《回望》实际才可真正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说作者没有加以引导。沉默坚忍的父母从年幼、年轻至年老，在跌宕的人生中一次次接受境遇，做出选择，对于时代和命运他们的认知和言行不应仅限于家庭内部的私阅读。实际上，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文本，让这些纷繁旧事在岁月中张开嘴说出自己的声音，在相互交织中呈现一个完整的真实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