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金宇澄在当代文学中不算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他在80年代中后期发表《失去的河流》、《方岛》等作品便中止小说写作，二十年后以长篇小说《繁华》重返文坛，夺人耳目。《繁华》以与众不同的语言方式——沪语方言与叙事方式——“说书人”的身份写作，展现了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上海的生活，表达了对生命的尊崇。此后又修订出版了文集《洗牌年代》，回望了自己的年轻时代。而最近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作《回望》更是以与众不同的形式展开了对父母家族往事的追忆。

《回望》共分四个章节，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叙事”，分别以父亲、母亲、“我”为叙事对象进行叙述。第一章《我的父母》主要写父母晚年的生活境况和简要概述父亲的生平，算作全书的引子，以“回望”的姿态展开接下来更为详细的叙述。第二章主要以父亲为叙事对象，介绍了父亲的家族与其一生，父亲的家族在上个世纪初的社会转型中渐渐败落，父亲作为上海沦陷时期中的中央情报人员，九死一生，忠诚坚贞，却在1949年后数次的政治斗争中被迫害，展现了他“如何应对他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又添加了父亲大量的书信、读书笔记和关于他特殊系统的资料。第三部分是母亲的“口述实录”，是以上海姑娘姚云的视角来写，叙述了上海普通女孩的时光之变。最后一部分以“我”为叙事视角，回归当下，阐述“我”作为“见证者”与“整理者”的身份叙述这段家族历史的历程与感受。同一本书中，采取三种不同的叙事，来叙写同一段时光，这是作者在叙述方式上的新意。父亲和母亲对于同样的事情可能说法并不相同，“我父亲这么说，但我母亲觉得他不是这么讲的”，但作者恰恰是将两种叙述都按照原状，摆在读者眼前，让读者自己去感知和判断。

在叙事学中，叙事是一种行为，一种手段。叙事是讲述者按照一定的序列结构将事件编织成文本故事的行为。叙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呈现故事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讲述者与接受者双方进行互动交流的过程。而作者采取怎样的“叙述方式将直接关系到故事的性质”“观察角度会左右事件的性质” ，金宇澄深谙叙述方式的重要性，他如此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来父辈往事，让三个部分相互补充，相互印证，还原历史的细节与丰富。金宇澄在近期的一次读书会中曾对此有所解释，“这既是要避免同质化，即使非虚构，也要有与众不同的文本，另一方面，材料本身形成‘互相参照’，也能让读者接触到更多内容，形成自己的判断。”

当下小说写作存在许多问题，在中国几乎成为一个共识，作家、批评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诊断，如思想能力的孱弱、想象能力的缺失，批评精神的荒芜，语言的苍白等等。而作为与新时期文学几乎同步的文学杂志编辑金宇澄的看法可能更加具有现场感，只不过他更关注怎么写的问题，他在访谈中指出当下小说的一个症结是：“几乎是一样的西文翻译味道，小说文字越来越趋同化，残守故事完整性，文学对语言造成影响功能丧失殆尽。” 《回望》的语言洗净铅华，不耍花腔，表面朴素平淡，却又十分精致讲究。尤其是书中第三部分母亲的口述史，以时间顺序将自己坎坷而又温暖的一生娓娓道来。“我曾名姚志新，一九二七年生于上海南市‘蔑竹弄’。”“我母亲一八九八年生于南京，籍贯安徽铜陵。”“我父亲生于一八八三年，祖籍浙江慈溪，后迁庄桥，读过两年私塾，十三虚岁在宁波银楼当学徒，白天打杂，晚上练字、练算盘”，简单清晰的语言，三言两语便将家庭背景记叙清楚；“几个‘镜头’一直留在眼前：我躺在床上，捧着奶瓶吸奶（奶粉冲的奶）；睡在父亲脚后；父亲常让我帮他把长裤脚拉直，带我坐黄包车，一起去四马路吃喜酒、买风琴”“我从来没喝过白酒，乘他不注意，偷偷把酒倒在身后的落水沟里”“我们正在早操，为改善伙食，在这天清早食堂杀猪，为了免遭杀身之祸，猪不断地奔逃，它们的叫声凄惨高亢，打开了我的眼界，也让我极为不安”生动形象，极富画面感和生活气息，细碎而美好。而那些温情脉脉、动人心弦的故事的底子，却是中国在时代转型期风云动荡的大历史。作者“细细描述作用于他们生命的那些所有可能性，百川归海，最后合力于他们的走向” 。父亲母亲将时代给予他们的苦痛一一吞咽，默默无言，生命的尊严在历史的映衬下显得更为崇高厚重。

无论是在《繁华》中所采取的“说书人”式的叙述方式和方言写作，还是这里采用的三种不同的叙述方式和口语化、朴实平淡的语言，都体现了金宇澄重视文学形式的文艺理念，透露出他创作的先锋精神和对抗同质化写作的立场。

另外，在书中充斥着的大量人物日记、书信、笔记和照片等也成为此书的一大特色。这些记录人物形象的“老照片”成为文字叙述的可靠的证据和无言的解说，作者意图在告诉读者他所些历史的真实性，而李欧梵在《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文中提到，“老照片”是一种形象，在后现代理论中就是指的一种意象，当国家民族的历史即所谓的“大叙事”走到尽头时，就要用老照片来代表个人回忆或一个集体、家庭的回忆，但以“老照片”的形式进行回忆，其实也是一种“再塑造”、“创造性的行为”。 而作者所引用的父亲的笔记、书信和日记等实际上已不是历史之本身，而是“作为文类的历史”，“并不等同于事件的历史，而是话语的历史，事件的历史曾经存在但不应声而至，留下的乃是话语——对事件的叙述、记述或记述的记述” ，因此作者采用多样叙述视角、大量材料、照片佐证，看似是还原历史真相，让历史变得触手可及，其实也包含作者的意图与历史观念。

同时，《回望》呈现了历史事件中的另外一面，常常被人忽略的，隐秘的一面。新历史主义批评认为，“没有历史事件本身是内在悲剧性的”“因为在历史上从一个角度看来悲剧性的事件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喜剧性的” 。在第二部分《黎里·维德·黎里》回忆祖父的友人沈剑霜、父亲的玩伴沈玄溟时提到一位姓吴的青年医生，这位吴医生与沈玄溟的母亲有染，逼死了他的父亲沈剑霜，但又与玄溟的妻子私奔并席卷了所有金银首饰、钱庄存款，沈家败落，玄溟母亲与玄溟也相继去世。但接下来又写吴医生在抗战期间为中共组织通风报信，使中央地下吴嘉工委书记及时转移脱险传为佳话。同时不加筛选地展现一个人物的两段历史，并列“悲剧性”、“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从而展现人性的复杂与幽暗，令人感慨万分。

“非虚构作品，标签就是真实，但并不是标榜为真实的叙写，就天然地成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 尽管当父母走过那个时代，经历了种种历史事件，以笔记、日记、书信、照片、口述等的形式记录下来时，以成为“历史叙事”或“历史性技术”，而当作者编辑整理并缀以文字后，更加变为“历史写作”。《回望》作为非虚构作品，在经过作家的各种叙事处理后，呈现出来的其实也是一种艺术上的真实。非虚构与其说是一种文体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姿态，是作家面对历史或显示的介入性写作姿态。

“如果不是父亲去世了，我绝不会写这部作品”“可能是到了我这个年龄，我会去经常看（指回忆）”，许多作家步入晚年，都有写回忆录或个人传记、家族叙事的趋向。张爱玲虽在早期小说中不断批判她的那个让人“一步一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的旧家庭，逃离她抽鸦片还曾暴打并囚禁自己的父亲和憎恨她冷漠自私的母亲，但在晚年写作中，却不断“回望”家族，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出现了父女之间难得可见的美好时光；在《对照记》中，张爱玲进一步梳理了自己家族的历史，老照片里那个温情脉脉的世界，与她早期创作中阴郁黯淡的家族书写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对自己曾先后背离的父母都表示歉意，将祖父母之间虚构的爱情传奇当作想象世间美好事物的源头。“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她重新回归自己的家族，在家族的群像中定格自己的自画像。回望家族历史，回望自己的历史，找寻自己与家族、父母的联系。白先勇在停笔小说创作多年后投身昆曲和中华文化的传播，但也在近年开始写作有关父亲白崇禧的传记文学。金宇澄作为深负反思和自省精神的知识分子作家，在晚年深切回望家族历史，回望父辈岁月，虽是大时代的点缀，却是真实存在不可漠视的。这需要一种知识分子立场。作者认为父亲的笔记“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决不是沮丧和黑暗的”是专门为他而写，是用来提醒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立场。而父亲一生中所经历的坎坷和父亲隐忍沉静的对待方式，都彰显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独立精神与人格，也将鼓舞与照亮作者的人生之路。

“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须根，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发生的同时，迅速脱离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回望是一种仪式，让所有经历的、看到的甚至看不见的，都落得安宁。而作者在书中采用的三种不同的叙事方式、洗尽铅华的语言和呈现的大量照片、书信、日记等资料，力图重现真实的历史与记忆，展示了作者努力避免同质化写作、追求文学探索精神的先锋精神，以寻找的姿态，梳理细节，深情对待那个父辈曾走过的动荡岁月，追忆自己的来时路，在回望中获得生命的静谧与安宁。

（于迪：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创意写作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