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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塔洛·卡尔维诺是20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小说家和批评家，1985年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却因脑溢血猝然离世，与这一荣誉失之交臂，但他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位诺奖得主，堪称无冕之王。卡尔维诺在世界文坛上享有“文学界的爱因斯坦”的称号，代表作品有《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看不见的城市》等。

在《在骄阳和新月之下：伊塔洛·卡尔维诺讲故事》一书中，作者安吉拉·M.让内将卡尔维诺本人认为密切相关的两个角色——有创造性的作者和批判性的思考者相结合，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丰满而富有生气的准确人物形象。本书审视了卡尔维诺复杂的小说世界中的文化、文学模型，集中研究了他对故事叙述的强烈爱好，其作品演化的不同阶段。卡尔维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正处于对文学的未来影响深远的转变之中。让内追溯了卡尔维诺生命里重要的创造性影响和事件，以及它们对其写作的意义，其中包括他所受的中产阶级教育、他对战后工业化的现代主义阅读、20世纪60年代的消费文化等。

安吉拉·M.让内对卡尔维诺的作品进行了系统分析。卡尔维诺是一个善于“织网”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从来不存在单一、线性的叙事方式，而是始终呈现出零散、网络般的叙事片段组合，他将这种网状的叙事片段编织在文本中，使作品叙事和寓意更加繁杂。卡尔维诺终生致力于小说形式和内容的创新与探索，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与令人拍案的构思。无论上一部作品获得了怎样巨大的成功，他都能够推陈出新，在下一部作品中找到截然不同、更为新颖的创意。他是一个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家，但他完全不关心政治，游离于体制外，作品中丝毫不带有任何社会性。

将科学和诗

联姻的

文学拓荒者

作为一个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家，完全不关心政治，游离于体制外，作品中丝毫不带有任何社会性，是如何有资格在世界文坛上享有“文学界的爱因斯坦”称号的？

伊塔洛·卡尔维诺是20世纪意大利著名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终生致力于小说形式和内容的创新与探索，他的奇特和充满想象力的寓言作品使他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小说家之一，他也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最独特、最有想象力”的作家。他每一部作品都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与令人拍案的构思。无论上一部作品获得了怎样巨大的成功，他都能够推陈出新，在下一部作品中找到截然不同、更为新颖的创意。

他的作品从不沉重、从不悲天悯人、从不说教，他的文字里有最古老的传说和最真挚的情感，那么多声称茫然和迷失的灵魂当在此找到归宿。

卡尔维诺如同他笔下的帕洛马尔先生一样，对混乱无序的周遭世界感到不安，于是用毕生的时间试图去对它进行认识。他已经不再用某种现有的体系、某种既定的理解模式去包罗杂乱无章的空间，也不再一味剔除自我，尝试与世界建立一种客观中立的呈现关系，做到百分之百绝对冷静的描述。作家经过连续的文学追问和反思，认定空间思考的出路在于摆脱以往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既不模仿别人也不因循自己，而是在小说的语言、结构、文体等方面不断做着拓荒者的工作，将小说与宇宙、物理学、哲学、人类学等新领域不断结合，引领着其他作家的创作。

在这个英雄少有的年代里，我们有永远等待戈多的贝克特，有和那只大甲虫一样绝望的卡夫卡，有游离于主流的个体知识分子王二，有靠着卖血熬过困难时刻的许三观，还有那个焦虑与愤怒的麦田守望者。这些人物脱胎于我们最为熟悉的现实生活，表现着整个时代的困境和人类的挣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然而世界变得越来越色彩缤纷时，却也在变得茫然而沉重。

卡尔维诺和马尔克斯以及众多其他优秀作家一起，用华丽的篇章和精彩的故事展现了文学的种种可能，提出了文学在当代社会中自身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担负的责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学都不可能丧失自己的纯粹。

卡尔维诺曾说，他自己不是一个哲学家，只是一个遵循故事内在逻辑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幻想与现实、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悠远的过去与繁复的现在和未知的未来交织在一起，他的每一篇故事都在重新探寻一种逻辑的结构，支配那个虚构世界的规律总是带有某种随性、破碎性和偶然性。

在他的作品和回忆录中，给我们较为清晰地提示了他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斯特劳斯和巴尔特等人的联系，他的文学实践早就为此做足了文章，多次运用过的结晶体、百科全书、迷宫等术语，无不清晰地阐释这一主题。

卡尔维诺提出作家要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观察世界，体验社会生活，这种作家自身进行的体验会使得作品打上作者自身深刻的烙印。《在骄阳和新月之下：伊塔洛·卡尔维诺讲故事》的作者安吉拉·M.让内审视了卡尔维诺复杂的小说世界中的文化、文学模型，集中研究了他对故事叙述的强烈爱好、其作品演化的不同阶段。

套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兄弟》开篇时所做的论述，“假使没有不死，就没有道德”；科学知识让人们无法继续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存在主义应运而生，精神分析学说对于文学的颠覆性影响，在科技发生最大变革的20世纪，文学也得以更加多元和包容，并且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笔者认为所有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前提便是一个完美到不朽的开篇，这是经典能够永存的保证。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属于世界性的，他会将人性与整个宇宙都掰开揉碎地观察和思考。早在读卡尔维诺的作品《树上的男爵》时，就已被他吸引。这样的震撼总会使我想到狄更斯的《双城记》，那句“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提起杜拉斯的《情人》，便无法忘记“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所有关于时间和爱恋的苍凉都在里面了。

一个好作家，一部好作品，未必会将话说透，也未必将情节布置得那么清晰，当作家看穿了一切，那么只是一个简单的“半遮面”，将所有的情感抑制住，只用一个简单的问候，便足以让人意犹未尽。

作家的身上往往背负着更沉重的命运，他们理应更清醒，更睿智，更坚强，更擅长表达自我与时代，更懂得去同情和尊重，爱，还有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