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6年的军旅文学，相对固化的写作梯队有所松动和调整，一些专注于影视化写作的成熟作家重新回归到纯文学写作队伍中来，“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则在延续此前写作调性的基础上有所延展，而出于使命召唤的一批集中反映历史战争之作中也见出作家们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文学格局。”

以动态的眼光看待2016年的军旅文学，别有一番新鲜气象。

在梳理2010年以来的军旅文学概貌时，我们曾把军旅文学影视化和现实题材的弱化视作近些年研究军旅文学的逻辑起点，而持续耕耘于纯文学领域的军旅作家或钟情于宏大叙事，或挖掘个体军人的意义，或追踪部队改革强军步伐。

在文学环境大体不变的前提下，进入到2016年的文本阅读中，会发现此前相对固化的写作梯队有所松动和调整，一些专注于影视化写作的成熟作家重新回归到纯文学写作队伍中来，且出手不俗，给人以文学强力回暖之感；“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则在延续此前写作调性的基础上有所延展，无论是触及战争反思还是书写现实之中的生命个体都相较前期写作更进一步；而出于使命召唤的一批集中反映历史战争之作中也见出作家们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文学格局。凡此种种现象有如久旱遇甘霖，为2016年的军旅文学注入一股活水清流。

让文学回归文学

流于影视化的文学写作会削弱文学本身，是批评家们疾呼让纯文学回归的根本原因。2016年，我们看到曾多年从事影视创作的作家重新开始小说写作。陶纯的两个中篇小说《天佑》和《秋莲》是2016年军旅文学的重要收获。《天佑》将人间正道融于对一个孩童的生命呵护之中，以最纯真、纯粹的人性之美诠释英雄情怀；《秋莲》分量更重，站在人的立场上，写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撬动冰山一角。小说讲述的是上海解放之初，国民党军队高官之女秋莲因父母意外双亡，在恋人的引导下加入国民党秘密组织，继而叙写她得遇解放军团长马九龙并与之结婚，在政治“原罪”的阴影和诚恳的生活光明中度过一生。篇尾，已经是解放军高级将领的马九龙买了一枝莲蓬，去医院看望自杀未遂的秋莲。苦涩而清香的莲蓬，是主人公命运的象征，也飘溢出小说自身独特的气息。小说保持着好看故事的完整性，主人公随着境遇的改变几番遭遇命运无常之捉弄，且文本深层暗合了好小说理应具备的质感，探索和发现信仰的冲突、人性的晦明、个人或集体命运中的不确定，努力把握、表达其间的深有意味之物，让难以言喻的东西得到言喻，才是作家冒着流俗的风险展开写作的潜在动力。

具有类似风格特质的是柳建伟的长篇小说《永远追随》，讲两个生活安定的农家少年为了追回家庭的重要财产——一头被红军借走却未按期归还的驴踏上征程，误打误撞进入湘江战役的主战场，见证了战争的惨烈和解放军为之付出的惨痛代价。小说中对村庄人物的刻画和描摹十分精准，这是一个由真实事件和真实人物构建起来的虚构故事，虽不是正史，但存在历史缝隙中，也极有可能还原了“历史真实”。

陶纯和柳建伟作为业已成熟的军旅作家，当他们从影视写作重返纯文学创作时，作品中既不乏营构故事起伏的叙述技巧，同时亦有小说于故事层面之外的“言外之意”，以小人物的飘零命运映射战争之中的人性和苦难。事实上，融合了生与死、爱与恨、家国情怀等人类终极命题的军旅文学如果用心经营，更容易出现黄钟大吕之作。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2017年是建军9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些重要年份，势必集中涌现一批军事作品，这正是军旅文学强力回暖之契机，也让人对更多成熟作家的“反巢”充满期待。

“新生代”作家延伸触角

“新生代”作家各自从熟稔的军旅生活出发，继续营构属于自己的一方“营盘”。王凯的《铁椅子》《白鸽》等小说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与水准，从基层小人物入手，书写普通基层官兵的职业梦想与日常烦恼。故事依托军营中度过的青葱岁月为背景而展开，是对刻下青春烙印的军营生活的回望，却注重还原“在场”的鲜活气息。朱旻鸢的《马桶》以幽默而犀利的笔调还原了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

在完成了最初的对军营生活的回顾之后，部分“新生代”作家主动突围，在更为广阔的军旅文学土壤之中寻觅新的写作资源，他们的新作显示出主动向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等军旅核心价值的积极靠拢，并从中引发出独特的思考。

西元的《枯叶的海》讲述了军旅生活中青年知识分子心智的成长，在人生不同境遇的历练中，主人公最终选择了一条平庸却让自己能够平静安稳对待人生的路径。和解在这里往往不是一种妥协，而是在庸常生存中努力让自己和他者获得最起码的良知，从而在新的时代伦理价值体系中趋向善和善的生活，也是在当前宏阔背景下试图捕捉时代脉络，从而寻找本我生存定位的尝试。

另一些作家从历史资源中打捞养分。裴指海在2016年写作了长篇小说《香颂》，也是军旅文学的重要收获。主人公李曼娜为逃避父母包办的婚姻而入伍，但她却无力逃避组织的包办，少女的爱情梦想在现实中被粉碎。在残酷的战争中，丈夫牺牲，她需要更加努力地生存下去。抗美援朝时，父母在国内被镇压，为了自保，她嫁给了已经是A团政委的刘永生，两人的爱情幸福美满。到了晚年，她突然发现，自以为正确的选择可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小说从战争年代延展到和平时期，展现出在和平年代抚今追昔的历史沧桑，赋予战争极其残酷的真实性，惊心动魄处更显出军人本色。而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苦难，遗憾的是这些苦难远没有转化为我们的精神资源，这部小说也力图尝试把战争创伤与苦难向精神资源转化。

王甜的短篇小说《雾天的行军》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故事，却保留了情节——一个雾天的早晨，张德明在母亲的诱导下，离开怀孕不久的妻子和家乡，在土著人的土地庙外的小空坝上与另外二三十个人会合后向北边去了，“之后，就再没有之后了”。小说同样用超写实的方式把历史和现实有效地勾连起来，不失为作家突破过去风格的一次大胆尝试。对于从未经历过战争的“新生代”来说，努力将战争转化成一种现代资源，也许是一种有效的探索和出路。

文化自信昭示未来

现实题材一直是军旅文学的创作短板，除却上述作品之外，2016年反映描写当下军营现实的佳作有裘山山的短篇小说《红围巾》、石钟山的《大院往事》、项小米的散文《永远的女兵》、乔林生的报告文学《高天厚土》等。李骏历时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黄安红安》，在近百年的历史长镜头中审视革命对于乡土社会及其伦理关系的深远影响。温亚军的长篇小说《她们》介入北漂群体的内心世界，以3个年轻女性的遭际再一次回应作家在晦暗之中守望人性温暖的写作立场。

对于当下军营生活的描摹，一位值得关注的新人是言九鼎。他的中篇小说《集训队》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成长特质。青春飞扬的少年与刻板束缚的军营相抵对，必然有矛盾冲突，而矛盾便是小说中“立住”的核心，是戏剧出彩的源头。过程自然是尴尬事件频出，苦乐参半，在一次次的碰撞中，年轻人从年少轻狂、惶惑无知到慢慢适应部队、理解部队，最终破茧成蝶，以更好的姿态适应部队未来的工作。《集训队》也是如此，陶器、武空等代表的年轻人在郭楚、韩剑等为代表的“体制”交往中，逐渐成长、成熟。作者对军营生活相当熟稔，触及到一些生活敏感点，却又处理得轻巧得当。

非虚构写作是追踪军队现实生活的有力支撑。由于时代使命的召唤和军旅作家职责所在，一批带有浓厚家国情怀的军旅文学作品应运而生。特殊的历史时间节点，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老作家们表达遥远的战争之时所显现出的更为开阔的胸襟和格局。

彭荆风的《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反映的是1942年中国先后派出20余万军队，以“中国远征军”的名义赴缅印作战的一段惊天动地的壮阔经历，堪称是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大剧的致敬之作。

徐剑的非虚构作品《喊魂》着墨于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寻访，在现实的立足处思考信仰与人性，试图从大量的资料和亲历者的讲述中，照拂岁月模糊的面容。一场为大众的前途和福祉进行的伟大远征，肯定无法避免冲动、暴力和盲目的牺牲，如果不能理解这些，便也无法理解前辈们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创造了历史，并将他们精神和意志的光芒灌注至今。不断地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人性经验和情感的测试，让这部作品昭畅而切理，显示了一种身体力行的人生观与历史观。

丁晓平一直秉持着“大历史观”，他的新作《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穿越80年的时空，资料详实、细节扎实，仿佛沧桑的老者在这里静静地诉说着苦难的岁月，让后来者懂得了“枪杆子”背后，还有许多不知道的“笔杆子”的革命传奇。军事科学院专家在审阅后认为：“这部书是进行党史军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是研究长征意义和影响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书，填补了长征研究的空白。”

这些作品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立足于当代视角复活其历史战争，为军旅文学提供了新意。这种视野的拓宽与调整，显现出了作家的进步，同时更是时代的进步，它充分彰显了大国气象的艺术风范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