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6年中篇小说的创作仍然在多年来中国文学创作中形成的稳定格局和固有线索中行进，虽然在思想艺术上并无明显突破，但在某些方面也呈现出特色和新意。我们也要意识到，文学史上父子冲突叙事集中的时期都是社会转型期，《红楼梦》《家》《创业史》《人生》等创作无不是社会价值观重估和重构的标志性创作，因而，2016年的中篇小说对此的关注也未尝不是新一轮社会观念变迁的风向标。

以篇幅和题材为尺度对年度创作进行总结，有时候是勉为其难的，因为文学的特色和趋势可在某一主题或作家创作线索中被确定和提炼出来，但以篇幅与体裁去总结则不具有这种便利与优势，因为它必然要面对丰富复杂的对象，更何况各类文学杂志每年刊发的中篇小说浩如烟海，笔者一方面无法阅读所有，另一方面也必然无法在有限框架结构中囊括全部，只能在阅读所及之内进行选择式和印象式总结，必会有所遗漏，必会有主观性和先验性，但无论如何，这种总结都是有效和必要的。总的说来，2016年中篇小说的创作仍然在多年来中国文学创作中形成的稳定格局和固有线索中行进，虽然在思想艺术上并无明显突破，但在某些方面也呈现出特色和新意。

新世纪以来，城乡文学叙事占据了文学创作的半壁江山，从单一的乡村叙事到城市化叙事，体现了中国文学在中国乡村人口快速涌入城市，城市化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新的文学反应和艺术敏感度。城市化文学叙事是多样性的，作家的艺术志趣也是不同的，这自不待言。但在笔者看来，“城市化”文学叙事最突出的征候却是反城市化情结，“城市化过程”在文学中常被描述成“受难”和“堕落”的过程，这显然是文化传统中的乡村价值尺度在起作用。2016年此类题材的大多数中篇小说仍然在这个思想轨道上滑行，不过可喜的是，一些作品在同主题之下，却表现出弥合城乡情感差别和价值差异的主动意识，并力图在城乡平视的平等化视角上为乡村出身者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苦难寻找依据。宋小词的《直立行走》中，杨双福作为一个进城寻梦的乡村人一直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周午马的出现令她看到了希望，但他最终认识到了，作为城市人的周午马的生活比他强不到哪儿去，周午马对她的婚姻承诺也不过是为了多得30平米拆迁房的功利目的。虽然最终杨双福在虚妄的亲情和正义感影响下袭警入狱，并惨遭抛弃，但最终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人生感受中放弃了对周午马的报复，这种和解并不源于爱，而是源于“我不过是另一个你”的理解与原谅。显然，作品中杨双福对苦难人生的发现与领悟并不来自对城市的嫌恶和遗弃，而是与城市贫民感同身受的感触。这种城乡的抹平感在旧海棠的《橙红银白》和王华的《橡皮擦》等中也表现明显，作品虽也关注入城者的彷徨与堕落，但生活成为陷阱并不是因为弃乡入城，而是源自人生选择和婚姻处境的某种普遍性。

2016年中篇小说仍有一部分创作关注历史题材。无论我们如何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时至今日，历史题材小说仍在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惯性上延展。作家们更习惯在20世纪巨大而波折的历史变迁中勘探家族与人群的命运，更习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中展现人性的复杂万端，虽然依托宏大历史，但又不依据宏大历史解释已然，而是在偶然化、个性化、荒诞化维度中做个别性理解。不能不说，这种写作方式已不再具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莫言、陈忠实、苏童一代作家文学创作的先锋性与新锐感，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国作家想象历史和理解历史的新的模式化。可以说，2016年中篇小说的历史题材创作仍处于这个维度中。像海飞的《秋风渡》和畀愚的《丽人行》就是这类创作的典型代表，两篇作品有相似的构思，都是把女性的生长史、婚姻史、爱情史镶嵌在波谲云诡的民国与左倾路线肆虐的历史维度中，历史的荒诞成为主人公无法摆脱的命运渊薮，他们只能在其中随波逐流而永远无法自主命运。在作品中，作者似乎要表达与主流历史不一样的见解，但如果将这些见解置于30年来中国文学历史叙事的大格局中的话，显然已无更多新意。两篇作品的作者都试图在整个现代史线索中讲述人物的命运与家族的兴衰，但以中篇小说的规模来完成如此宏大的写作意图难免会差强人意，两篇作品在叙事上表现出来的单薄和平面化与此是相关的。相对于具有较为明确历史意识的历史小说，有些小说则表现出对历史叙事本身的某种怀疑，像小白的《封锁》和胡性能的《消失的祖父》试图告诉读者，历史是我们苦苦求索但是永远也无法真正还原的，前者试图揭开汪伪特务头目被刺杀的真相，后者试图厘清祖父如何从轰轰烈烈的抗日英雄沦落到阶级敌人的生活轨迹。但是叙事走到终点，不是真相的被揭开，而是真相的不可知。在我看来，两篇作品关注的不是虚构本身的不真实，而恰恰是对历史本质的直面。

在2016年城市题材的中篇小说中，爱情与婚姻生活仍是主题的主流，相对于城乡叙事与历史题材的刻板和机械，城市婚恋题材叙事则体现出某种新鲜感与多样性，这显然是因为在当下价值观念和生活样式多元化和多层化的现实中，婚恋题材比城乡题材和历史题材更能摆脱观念的束缚与文学史惯性的牵扯。较有新意的是，在一些作品中，爱情观念的传统与开放，婚姻生活的忠诚与背叛这些以往婚恋文学中的中心词汇已不再是作品的核心了。很多作家很可能认为，这些内容不过是婚恋生活的表现，带来的不过是非此即彼的有限视野，作家们更多的是试图在婚爱生活的表象下寻找和发掘某种生活的真相与心灵的真实，张楚的《风中事》、黄昱宁的《三岔口》、朱朝敏的《慈悲刀》表现的都是现代城市婚恋生活中男性的生存景观，虽然主人公的身份与对爱情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在两性关系中，无论是寻觅真爱，还是适度逍遥，亦或寻求刺激，主人公所认知的异性和与之的关系都是合规律的、可掌控的、可以预见的，但最终他却发现自己的认知不过是冰山一角甚至完全错误，逆转性的结局令人大跌眼镜，同时也使井然的叙事发生了讹变。主人公自信心瓦解的过程也是新的世界观确立的过程，作品的反讽结构令作品获得了传奇性，它们都试图表达：生活不过是巨大的深渊而已，婚恋的本质存在于深渊之中，华丽的袍子上永远会有扫不尽的虱子。这些作品不但说明了理想化的婚恋生活的可望而不可及，而且也涉及到了存在本身的灰色与荒诞。此外，像迟子建的《空色林澡屋》虽然致力于在原始森林中寻觅一尘不染的风物和心灵，但当科考队员为了获得仅有的一次的沐浴机会而不惜互相撒谎欺骗与你争我夺的时候，美好的理想瞬间化为虚无缥缈的风烟，空色林澡屋也变成了人们讲述中的存在而永远无法真正抵达。

2016年中篇小说创作还对代际观念分歧与隔阂给予了焦距。代际冲突是中外文学创作史的一个母题，虽然父子冲突是这个母题最常借用的模式，但相同的母题和模式并不意味着因袭，因为父子冲突背后的观念意识往往不同，冲突的走向和和解方式也不尽相同。陈希我的《父》和陈继明的《圣地》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两篇作品可参照阅读，前者关注的是当下中年人与老年人的观念分歧，后者关注的则是中年人与青少年的观念分歧。前者表现为老年人革命理想主义的硬汉精神与中年人市场经济氛围中实利主义原则的冲突，后者表现为老年人传统的古典主义生活观与年轻人纯粹以感觉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生活观的冲突，这种泾渭分明的划分难免有本质主义的嫌疑，但却符合作品本意，也与当下社会观念的代际分层结构相契合。作品的开放精神体现在，没有对两代人的价值观念作是非曲直的判断，也没有让任何一方向另一方靠拢，而是在分歧中反思自我，忏悔内心，在他们看来，自我中心主义与爱的缺失才是两代人隔阂冲突的根本原因。虽然作品中两代人都因为意外和阴差阳错而阴阳两隔，但结局却走向了和解，同时也是温暖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文学史上父子冲突叙事集中的时期都是社会转型期，《红楼梦》《家》《创业史》《人生》等创作无不是社会价值观重估和重构的标志性创作，因而，2016年的中篇小说对此的关注也未尝不是新一轮社会观念变迁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