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翻阅金宇澄的新书《回望》，首先被吸引的是书籍古朴的、散发着浓厚历史感的装帧形式。书页中夹有老邮票一般的上个世纪父辈的信件、手札、老照片等各种图像，在那些泛黄的纸张之中，金宇澄想要借此传达给读者的，便是他在本书最后一章《我们回望》中所概括的“记忆”主题——“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回望》346页）

作为“几代人回忆、探寻的总和”（金宇澄语），《回望》结尾的这一段文字揭示了《回望》一书试图“留取记忆”的主旨，更准确地说是希望留取对于父辈一代历史往事的记忆，留取对于整个家族风云历史的记忆，留取对于20世纪中国战争与后战争年代的记忆。因此，如何想象和形构父辈一代的家族史和大历史则成为《回望》一书背后所涉及的问题。

“留取”的意图首先从反面昭示出“记忆的危机”的存在，也即“遗忘”的存在。“人的全部印象，连带记取他的活者本身，全部消失以后，才是真正的死亡。人是在周而复始替换这些印象中，最后彻底死去的。”（《回望》17页）《回望》以多元化的记忆形式，使上个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在人们心中获得形象的还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望》一书的功能颇像一个“记忆的箱子”，它让几代人的记忆得以留取、储存和形构。

将书籍命名为“回望”，既概括了本书的“记忆”主题，勾勒出后辈人面对历史的一种姿态，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作者曾在一次关于小说《繁花》的访谈中提及，文学不等于故事，文学所关心的，不仅是故事本身，还有诸多故事之外的元素，他所理解的“小说”是没有尽头的形式，既是往前探索，重要的更是回望。“文学就是回望。人的经验都在过去，需要一个沉淀期。所谓旧事，也就是更有气息、更独特，它和新的现实会产生奇特的对照。”将“回望”看作为文学的某种本质，是金宇澄一直以来的创作观念。《回望》一书则将“文学就是回望”这一观念落实在具体的文体形式探索之中。

《回望》中的各个章节完成于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写作语境，各自担负着不同的“功能”。从内容来看，初稿完成于1990年代的第一章《我的父母》，曾借“伯父”、“伯母”之事写作自己父母的故事；第二章《黎里·维德·黎里》的初稿则发表于《回望》成书前的两年，用空间与父亲的曾用名为题，利用大量的往来书信、读书笔记与申诉材料，勾勒父亲从青春到晚年所面对的复杂的历史境遇；第三章《上海·云·上海》与第二章的标题形成对仗，是以母亲的相片剪贴和说明为基础而完成的以母亲的第一人称叙事的口述文本。第四章《我们回望》则具有“后记”的意味，是作者对此前三章写作情况的一些补充与说明。

《回望》的前三章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有对照的美学意味。首先是当下的时代与过往的历史的对照。“他们那时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丝忧愁。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一对。”“如今，一切都归于平静了，他们都戴老花镜，银发满头。”“在漫长的人生中，已无法再一次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书中多处出现的青年与老境的对照，后代人与前代人的历史记忆对照，让读者时常感受到一种来自历史记忆的沧桑与怅惘。其次则是父亲与母亲所经历历史之间的对照。关于父亲“维德”的成长史与作为上海沦陷时期的中共情报人员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潜伏史”，显示出作者运用材料的多元性、鲜活感与参差度。所涉及的材料类型既有大量的家族照片、往来信札、父亲的读书笔记等，也有相关书籍与文化理论。作者并非不注重各个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有意地使用近似于直接插入“引文”与“材料”的方式，标明出处和时代，进行历史材料的铺陈与拼贴，让材料自己说话，从而形成一种材料间互相对话的形式，一种喧嚣的历史现场感。在材料的跳跃、拼贴和参差对照之中，每一个读者都会因其对材料不同的组织与阐释方式，而产生与其他读者不同的认知方式。在母亲的口述史一章，则采用母亲第一人称的平静的叙述口吻，展现时光与历史变迁以及生命的价值。而关于父亲的记忆与关于母亲的记忆两条线索，既各自独立，又产生交汇与呼应，并最终均被笼罩在一个更大的时代氛围之中，按照相近的大方向发展并最终汇合。

因此，从《回望》一书的写作素材来源与素材安置方式来看，“真实性”与“还原历史”的诉求，是本书最为核心的价值所在。评论者多将《回望》的文类形式定义为“非虚构写作”，认为《回望》的文本纪实性相当明显，加之叙事人又有一个材料调查、访问与研究的过程，从而将其定义为一部有关家族史的非虚构作品。然而在金宇澄自己看来，尽管他并不否认用“非虚构写作”来概括《回望》的文体形式，但他仍然强调这是一种更具“个人性”的，有情感的，另类的“非虚构写作”。从某种程度而言，《回望》的重大贡献便在于它所探索和追求的特殊文体形式。它显示出作者打破文类界限的努力，既牵涉着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写作的区别，也包含了文学与非文学边界的探索。

在金宇澄看来，“非虚构是更接近真实的一种意愿，你有一系列真实材料，即使有缺失，也会让你有聚集更多材料的冲动。我感叹诺曼·梅勒《刽子手之歌》那种广阔的纪实魄力，一个少年犯经历了审判的漫长过程，牵涉无数的人和事，复杂丰沛，长纪录片那种真实。材料会刺激更多材料，是非虚构的良性路线。”作者所追求的“真实性”，成为了比虚构性与虚构类问题更为吸引读者的元素，真实性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而书中所引用的大量丰富鲜活的素材，也使得这部非虚构作品反而比虚构更为有力，拥有更多元的可能性。尽管相比于虚构性写作，非虚构写作的对象相对客观和稳定，主体介入的主要目的也仍然是还原、记录与再现，但在《回望》中，也时常表露出叙事者对历史的判断与感慨。

《回望》不仅是留取过往历史记忆的箱子，同时也是构建、生产记忆的处所。可以说，《回望》想要再现的不仅是过去的人物与事件，还包括历史的生成性与过程性本身。在这一努力之中，回望者所处的时代语境，及其所利用的媒介形式，则对记忆的留取与形构产生重要影响。德国的记忆研究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中，特别关注了记忆的媒介问题，即语言、文字、图像、声音、身体、地点等不同的记忆媒介，将会分别打开不同的通向文化记忆的特有通道。而《回望》中所涉及的记忆的媒介则表现出多元性和综合性的特征，除了普通的文字材料和事件分析，旧物、声音、味道和光影等，均成为作者与读者回忆过去的物质性载体，它们共同构成了《回望》中的多元的记忆素材，形成了作品的多重回忆模式，展示出历史记忆的综合形态。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