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继长篇小说《繁花》之后，金宇澄于2017年初推出了非虚构叙事集《回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如果说《繁花》让人沉醉于1960至1990年代上海的无数个传奇故事中，那么《回望》则将视角回撤到作者的生命之根里，深情了回望“父母”一代的人生经历。在《回望》中，金宇澄旁搜博采各类图文资料，包括父母的照片、书信、日记以及相关学术著作，以近乎科学研究的方式从各式各样的记忆断片中“缀合”了父母“密密麻麻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此书旨在“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春直到晚年”（第342页）。金宇澄父母的一生，恰好完整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为波澜壮阔的一段时光。因此，个体在岁月沧桑中的 “境遇”及其“应对”与“选择”，也就天然地与某种历史的图式与势能联结在了一起，从而使得对于个体经历的讲述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个”的价值，而具有了一种“群”的意义。书中的“回望”虽止步于“文革”爆发，远未彻底完成，但父母一辈所经历的哀乐人生与寂寞历史，却早已被拓展蔓生的细节勾勒得动人心魄，况味悲辛。而这部深翻于记忆地层之间的作品，也为后来者提供了若干凝视历史的门径与支点。

重新打开个体与历史的“紧张时刻”

金宇澄的父亲金若望出生于江苏黎里的没落地主家庭，他的学生时代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而提前结束。他曾是“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义勇军”的成员，“皖南事变”后转移至上海成为了一名中共地下情报工作人员。1942年日共地下组织在东京暴露，亦即著名的“佐尔格案”发生之后，中共上海情报科的日裔中共党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被捕，并供出了与他们有联系的南京、上海两地情报人员。金若望因此被日军逮捕，在经历了严刑拷打与刑讯逼供之后，侥幸保住了性命，开始了疾患交加的牢狱生活。1944年，他虽借“重病保外治疗”的方式得以出狱，但终其一生却都难以摆脱曾经“叛党”与“变节”的猜疑。自1955年因“潘汉年案”被重新隔离审查之后，他十余年来数度申诉，其间也不免再次惹上牢狱之灾。

在《回望》中，金宇澄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父亲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尤其是父亲突然被捕接受刑讯一节，节奏紧凑，令人屏息，格外可见金宇澄的文字功力。当然，历史本身的紧张感也跃然纸上。值得注意的是，金若望的经历固然传奇，但在金宇澄的笔下却一丝一毫都未沾染时下谍战剧的媚俗气息。从写法上来看，作者的态度是极为严肃认真的，甚至把对于父亲的温情都压在了纸背之下。他在文本中直接插入了大量文献资料，“材料名称、出处都放在引文前面，既像是引、也像是注，很有意思。有点像围绕一件事七嘴八舌的插话、讨论”（《金宇澄：文学就是回望》，《南方都市报》2017年1月8日）。他让材料之间互证、互补甚至互驳，尽力还原了记忆的原生态、参差性与“在场感”，从而形成了一部所谓的记忆“毛边本”。比如，对于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书中罗列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党的文献》指出中西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即使被捕入狱也坚持进行英勇斗争；而《吴成方谈话摘要》（注：吴成方是金若望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领导）则指出中西功等人情报的价值极为有限，是后来被夸大了的；父亲在“抗战时期上海情报史座谈会”发言中又提到，中西功被捕后对情报部门地下党员造成了事实上的伤害，应当给予客观评价，不能隐恶扬善、不分是非。这些历史材料的对读，让读者尽可能地体会到历史内里的丰富性。但与材料的丰赡相比，金宇澄的笔法却极为克制，并未轻易给出只字评价。即便这里直接涉及到了自己父亲的政治声誉，他也是抱着一种“实录”的史传精神，留给读者进入、理解与评判历史的自主空间。

所谓“历史”，往往并非均质连续的时间河流，而是产生于人与史互动的紧张瞬间，特别是那些个人遭遇外部世界时拼搏挣扎的瞬间。在历史书写中，这些有待讲述和清理的动态瞬间通常包含了最大的容量与延展空间。因此，记忆中的“紧张瞬间”也就成为了历史中的“关键时刻”。只有在回望这些瞬间时，历史才是在场的。《回望》中关于父亲的讲述，便是对于这些“紧张瞬间”的重新打开。其间打开的是个体的生命史，同时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大时代”，更是浮沉于“大时代”的沟壑中的人的境遇与选择。

当然，紧张感虽是一种历史书写的动力，但其表现形式却并非仅有高度戏剧化的命运这一种。与父亲命悬一线的生命“瞬间”相比，母亲的口述只是“记录了一个普通上海女孩的时光之变”（第342页）。金宇澄的母亲本名“姚志新”，小学时改名“姚美珍”，初二时自己改作单名“云”。在几十年后，她曾经感慨，“这个名字有彷徨无定之意，名如其人”（第185页）。她的人生经历的重述，便构成了对于另外一种形式的“紧张瞬间”的打开与呈现。

母亲的人生故事虽然平淡不少，却依然由与大历史互动的“紧张瞬间”构筑。母亲一节，以“我”的口吻自述，风格一变，平稳沉静。母亲姚云就读于上海建承中学时，因与投身革命的初恋情人唐凌生有书信往来，被日军搜捕，情急之下决定潜逃出上海，投奔新四军。结果临走之前计划泄露，在咖啡馆被大哥带走，未能离沪。1949年大学毕业前夕，她决心于复旦大学肄业，报名参加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的“短期训练班”，理由是“以往因我没有离沪，影响了投身革命的热情，这次要下决心改造思想，适应形势”（第246页）。个人必须适应历史形势，虽然她与革命的形势始终有疏离之感。在南京集训期间，她日夜想要离开军营，回归上海的平静生活。如愿返沪工作之后，她参加了1957年的机关干部下乡劳动锻炼，经历了她前所未知的农村光景。而最让人触动心弦的，莫过于1955年丈夫金若望因牵涉“潘汉年案”被突然带走时的天崩地裂之感。这些“紧张瞬间”真实再现了一位普通上海小姐进入历史的节点、方式与姿态。换言之，这便是属于她的历史。在沉静的回望之际，原子化的“个体”取代了历史的“主体”，在国族叙事的裂隙处，打捞出了或隐或现的细部，在个人与时代之间，弥合出了一份专属的历史记忆。

金宇澄的父母一辈无法自外于大时代的历史浮沉，既承受着历史偶然性的塑造，同时也发挥着笃定活泼的生命力，仿若在激流中游泳，出落成“热爱生活的一对”。只是如此独异的个人史与家庭史，能否足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呢？亦即读者能否顺利进入金宇澄营构的“历史现场”呢？答案是肯定的。《回望》中留存的这些与时代共生的“紧张瞬间”以及其间蕴含的记忆与情感，实打实地构成了读者共鸣的精神基础。这些过往的细节，通过时间的沉淀与内省式的回望，铸成一个又一个有意义的标本。在个人的渺小命运背后，包孕着历史的教训与人性的原理——无论是隐蔽战线工作者群体的历史评价问题，还是对于普通人与革命事业的疏离隔膜应当如何看待，以及人性在具体的微观情景中的善恶交织需要如何判定，等等——这些都构成了纸面背后直指人心的巨大力量。它们既是极为具体的与历史的，又是及其超越的与现实的。金宇澄的好处在于，他选择了最为克制的笔法，但同时并未放弃极为敏锐的历史感觉。通过呈现这些与历史逻辑相纠缠的个人经验，他将这些“紧张瞬间”上升为了一种读者进入历史的有效通道。

在“语言”中回望

尽管意在“非虚构”，但《回望》仍是一部由语言构筑起来的作品。而书中那些“紧张瞬间”与读者之间通电传导，靠的也正是“语言”。也就是说，《回望》归根结底不是一部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虽然此书具有鲜明的历史品格，而是一部作家通过语言进入历史的尝试之作。因为凸显了“语言”的重要性，恰恰并未使得此书的价值大打折扣，相反，还为当下的历史书写提供了一份难得的经验。

在通过文献资料了解与拼合父辈生活的过程中，金宇澄觉察到呈现历史的“真相”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一截昔时光影的‘积藓残碑’，复杂文献漫漶凝结，时显时隐，于当事者言，仍如海上冰山那样触目……那样无法忘怀”（第119页）。云烟往事化作“零缣断素”，难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过，与材料的不完整性相比，对“语言”本身的质疑则更为根本和致命。

书中最让人扼腕叹息的便是父亲数十年来申诉自身清白的蹉跎岁月。而父亲的悲剧命运，源于被日军审判时口供最后数行的问答：

问：你今后干什么？

答：回《先导》去。

问：今后愿为南京政府做和平文化工作么？

答：愿做和平文化工作。

口供中的一个“愿”字，在脱离了具体语境之后，被发挥为“变节”的证据。金宇澄在此极为贴切地引用了罗兰·巴特的一段话：“自己不能证实自己，这是语言的不幸（但也可能是语言的乐趣）。语言的实质可能就是这种无能为力，或者，用一种肯定的方式说：语言在性质上是虚幻的。为了试着使语言变得不那么虚幻，必须有一个巨大的测量装置：求助于逻辑。或者，再没有逻辑的情况下，求助于誓言。”（第115-116页）在逻辑幽暗、誓言失信的时刻，还有什么力量能够证明自己呢？金父厚厚的申诉材料“欲诉无门”，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在数十年后的《回望》里，在满溢的细节互证中，读者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还他一个公道。而“公道”的最终得来所凭靠的正是曾经一度构陷于他的“语言”。语言的本质或许是虚幻的，但语言在特定的时刻，仍会建构出某种“无能的力量”，改变历史的本来行迹。

在金宇澄回望父母的青春时代时，难免也回忆起属于自己的往昔岁月。金宇澄1969年赴东北插队，在家信中写下了看到大批犯人被整队押上卡车时的震惊体验。时隔数十年之后，通过阅读父亲1942年的狱中通信与1953年的调查监狱制度的报告，他才发现父亲的经验与他的经验竟然高度重合。而他与父辈一样，都曾在暗夜或黎明，艰辛地劳作，无望地奔跑，两代人的身影交叠难分彼此。“一些简单的词语，如频繁出现的‘写交代’‘写申诉’，会油然融入到我少年时期的记忆碎片里”（第344页），通过“阅读”父母的照片、信件与日记，“写作”曾经的过往与共同的经验，在“语言”的整理与生产中，金宇澄让历史变得可以可触、可感、可亲、可怨。

正如金宇澄所说，文学的本质便是回望。照片中的父母“那时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丝忧愁”（第13页）。可是时间的箭矢拼命往前，一转身便已到了“回望”的年纪。“仿佛只有回望，才是生命的价值”（第342页）。时间的箭矢回转，撤回内心，送来了沉积的过往经验，因此文学才有了可供耕耘的土壤。而只有在语言的遗存中，历史的共通感才得以建立，“无能的力量”才得以发挥。如果说“语言”本身并不具备把握自身与呈现自我的能力的话，那么作家对于“语言”的自觉与激活则使其这一功能的实现成为了现实。当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经验时，需要的不仅有“正视一切历史事实”的道德勇气，还要有通过语言感知历史经验的技艺与修养。而《回望》正是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一份属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努力。这无疑是金宇澄在《繁花》之后的又一卓异贡献。

《回望》不仅在内容上对于相关主题的书写做出了推进，在形式上也可圈可点。全书的主体部分既有金宇澄讲述的父亲的故事，也是对于母亲口述的记录，还有若干第一人称的叙写。这样的三重叙事角度的“合奏”，使得历史的多元面向得以呈现。同时，必须说明的是，这并非是作家的故意“炫技”，而是书写对象的内在要求使然。可以说，全书的结构既十分精巧别致，也非常自然而然。这是每个人生命的展开过程中，记忆自然层累的结果，也是两代中国人情感与记忆的沟通与契合的见证。金宇澄为他所“回望”的历史找到了最佳的“回望”之道，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之一种，也拓展与确认了文学所应担当的使命之一斑。而这，当然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份重要收获。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