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叙事功能讲，“我们回望”这部分充当了《回望》的“后记”，既介绍了该书的成书过程，又对书中的内容进行了扼要评述。作者金宇澄并不避讳谈及书中三部分内容在细节方面出现的不一致现象，强调这样做是为了“保留‘在场感’的某种差池，是保留了‘寻找’的姿态”。自1990年完成该书第一部分的初稿以来，作者一直在收集与整理父母的生平资料，并鼓励母亲以口述的形式还原她的成长经历和婚姻生活，最终结构成《回望》这本关于父母人生传记的记忆书写。

除该书第三部分采取口述史的叙事形式之外，最能体现《回望》记忆书写“在场感”的书写策略是互文性的叙事技巧。书中三部分之间的内在互文性保留了记忆的整理过程，以一种元叙事的特征让作者始终在场。当然，最吸引读者目光的是穿插在文中的图片、个人日记和笔记、私人信件等其他形式的内容。此类文本的存在不仅是为了追求叙事方法的陌生化效应，而且通过它们与叙述主线的互文关系为文中讲述的内容提供物证和证言。图片所传达的信息尤其丰富，有父母家老宅的掠影和记录他们成长过程的一张张影像、有父母相识相爱再到养儿育女时的合影、有父亲寄给亲朋好友的信件和明信片的复印件、还有母亲在复旦大学的读书经历证明和写给湖州水泥厂的请示公函等诸多内容。这些照片与私人信件等材料一方面作为文中语言叙述的佐证资料出现，另一方面则使《回望》具有了博物馆似的记忆功能。读者在直面和触摸这些有着明显历史印记的材料时，具有回到历史现场的感觉。文中有一张图片把母亲在复旦大学的在校证明书和在校肄业证明书并置在一起。这两份证明开具的时间分别是在1949年1月和1949年7月，刚好横跨解放军1949年5月27日攻占上海的时间。这两份证明带给现代读者的历史厚重感不仅在于纸张的破损和上面书写的繁体文字，而且缘于两份证明在字貎、纸式、款式以及文字表述等方面因政权更替存在的微妙差异。这些差异表征的岁月沧桑与人情世故扑面而来，让读者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与此同时，各类文本资料参照性的互文叙述策略为叙事内容赋予了视角上的立体感。立体感的叙述对线型的历史叙述构成一种反作用力，增强了记忆书写的空间维度，与第二、三部分突出地理方位在父母人生中的作用的意图形成互动。故乡黎里是父亲生命无法遗忘的驿站，而上海则是母亲人生的安身之地。时间的空间化强化了记忆的在地性和文本的在场感。不过，互文参照性叙述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多角度地对同一事件进行描述。其中，关于日共情报人员中西功的功过评价在不同的文献资料中表述差异较大。1998年第5期的《党的文献》肯定了中西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并积极正面地评价了他在1942年被日方逮捕之后的英勇表现和他出狱之后为中日友好关系做出的努力。不过，1985年7月9日《吴成方谈话摘要》提出中西功主要做的是分析研究，没有为党的情报事业提供重要的文件。因中西功的口供而遭到暴露和逮捕的父亲则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意见。在1985年7月17日的“抗战时期上海情报史座谈会”上，父亲认为在承认中西功做出贡献的同时，应该正视和反思中西功在被捕之后的表现。事实上，中西功在狱中并没有经受住严刑逼供的考验，“招了口供，供出上海、南京我情报部门地下党员（代表上级的联系人）地址”。 在此，多角度叙事具有历史编撰的特点，探索了单一历史叙事中被遮蔽的可能性和多元性。

多角度的历史叙事从而为缺席的记忆提供了补位的机会。由于《回望》中父亲从事的是地下情报收集工作，有许多历史事件因行业的特殊性秘而不宣，常常在官方历史叙事中缺席。父亲与好友之间的通信以及个人笔记以当事人的身份为帮助读者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不同视角。而且，父亲平时读书时有加注和述评的习惯，使一些不为人知的史料以这种形式得以披露。在左翼女作家关露所著作品《新旧时代》的扉页，父亲1985年1月4日忆写了自己与她一起从事特工活动的经历以及她因工作需要所遭受的误解，补充了1984年《新文学史料》关于关露所未提及的史料。当阅读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这本书时，父亲对文中关于情报人员李复石的记录同样做了补位，讲述了自己在李复石家中见到的人和事。这些带着个人情感温度的点点滴滴为历史的背影抹上了一道道欲说还休的夕阳。

相比较而言，母亲的口述多些细腻与感性。她讲述了自己父亲的发家史和衣食无忧的童年，讲述了抗战期间父母为维持生计所做的努力和自己接触进步思想的进程，讲述了自己的恋爱和婚姻，也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次次的社会运动给自己家庭生活所带来的冲击。母亲的口述为读者呈现了个体命运面对历史潮流所做出的妥协与抗争，揭示了一位普通女性对家庭的眷恋和关爱以及宏大历史进程中个人遭遇的人情冷暖。与父亲总是在笔记和日记中记录工作经历不同，母亲的日记用一种更加私人化的叙事展现了个人的情感波动和对事件的观察反思，以另一种形式对历史进行了重构。

在“我们的回望”这部分，作者基于篇幅所限和共同经验太多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对父母1965年之后的经历采取了略而不详的写作策略。尽管如此，作者还是抄录了自己在2013年6月29日所写的日记，补叙了父亲当天去世的情景。实际上，在还原父母的生平经历时，虽然时代语境不同，作者总能在比较他们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中找到契合之处。例如，作者发现，自己1968年到东北下乡的体验与父亲1942年被捕入狱和1953年接受调查时的经历本质上差别不大，父母缺席的历史记忆在后辈经历中找到了某种程度的补位。书中曾引用法国理论家罗兰·巴特观点，认为“语言在性质上是虚幻的。为了试着使语言变得不那么虚幻，必须有一个巨大的测量装置：求助于逻辑。或者，在没有逻辑的情况下，求助于誓言”。为了使文中的叙述可信真实，《回望》引入了各种具有档案价值的材料和当事人的口述。不过，就像有一次开车行驶在太浦河边时，作者清晰记得汽车途经一座停泊在柳岸旁招呼行人“停车吃饭”的大船，但当车折返回去寻找时，眼前竟是一片空荡荡。不知是因为大船已驶走，还是说记忆终究难免出现差错？而且，历史细节的容量如此之大，当我们换一个视角审视任何以追求事实纪录为目的的个人传记时，是否会发现还有些缺席的资料需要拾遗和补位呢？如果说记忆与想象有时难免存在交叉之处、历史细节难以穷尽，那么传记与小说之间的界线究竟在哪里呢？或者，它们模糊不清的界线正是一本传记具有普遍意义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父母在场的记忆具有样本参照意义，告诉读者何以成为如今的自己。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