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杨凝式《韭花帖》             王铎《论书篇》

   欧阳询《卜商帖》          徐渭《墨葡萄图》题款

传统艺术创作强调“意在笔先”，先构思，再下笔。但实际创作中，创作可能受“鬼神”牵引而行，完全另辟蹊径，走向一个完全“另类”的逻辑。这个牵引艺术家创作的“鬼神”，就是直觉。

郑板桥画跋有一经典画论，云：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

这段文字主要说“画”，但最后他说“独画云乎哉”，说明他已认识到不光绘画如此，这是一个艺术的普遍规律，当然也包括书法。

在中国艺术理论史上，这是一段十分经典的画论。它蕴含的思想非常丰富，从不同角度解读，可以导出内涵不同的结论。

从客观存在的“眼中之竹”，到艺术家接到自然景物发出的“感召”信息脉冲，而形成心灵的镜像“心中之竹”，到艺术家激情高涨“胸中勃勃”，解衣盘礴奋笔力挥，不期然而然形成的气象万千的“手中之竹”，这中间有一个“落笔倏作变相”的奇异变幻过程。这里涉及到了艺术的本源问题、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艺术创作在激情高峰时审美经验的升华问题等。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开始按照一般规律进行构思，是必要的；而创作过程中对原有构思进行否定与突破，也是必然的，这是“化机”——创作的高级阶段，“融会贯通”。实际上，郑板桥这里所谓的“化机”，以近代艺术心理学视角诠释，就是“直觉”引导了创作。

直觉（Intuition）是人类思维的一种特殊存在形态。它潜伏在人类意识深层，超越人类普遍的理性思维和价值判断，在人类自觉的意志和意识控制之外。受到某种特殊的心理诱因或视听感觉触动、诱发，它会突然神光闪现，隐秘甚至诡异地出现在意识层，主导人类思维，直接对事物、环境状况作出判断。直觉有由内而外、直接、突发、稍纵即逝、非逻辑性、超验等特点，不需要直接的经验推导。在历史上，有无数的例证可以证明“直觉思维”的存在，在科学、艺术、生活、劳动创造各领域发挥着神奇的作用。因此，有的心理学家把它称为是人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五个基本感觉之外的“第六感官”（Sixth Sense）。

艺术直觉是人类直觉思维的一个分支。

郑板桥画竹时，本来已然“胸有成竹”，但他开笔时，突然“变生法外”，艺术直觉像一个鬼神把他的心带走了，带到了另一种审美意象世界。他鬼使神差，画出了一张自己都感觉惊讶的墨竹，“手中之竹”已不是“胸中之竹”。艺术直觉调动了他人生所有的有关“竹子”的视觉审美经验积累，瞬间实现了最高级别的艺术创造思维跨越，使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彩高度。这就是直觉的力量——它不是普通心理状态下的艺术构思所能比拟的。

书法创作同样存在艺术直觉。在书法创作中，它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中，多次对“直觉”对书法创作的影响作出描述；同时他对艺术直觉的积极作用、书法家如何获得这种能力，都作了阐述。关于书法创作中的“直觉”，他说：

夫运用之方，虽由己出，规模所设，信属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苟知其术，适可兼通。

书法家临池挥毫，写什么，怎么写，似乎都是由书法家自己决定，其实不然。写什么，由个人理性主导，这个没有问题。但怎么写，就未见得了。虽然自己事先打了腹稿，有了“运用之方”，但下笔触纸瞬间，“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宣纸上的黑白空间格局、关系就产生了。“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画面的存在，立即生成了自己的“延伸逻辑”。因此要往下写，就不能按原先的腹稿，必须“信属目前”，尊重眼前“视觉反应”的呼唤。这时候书法家不可能停笔思考、分析、判断，因为那宣纸沾上水墨，是瞬间四下奔散洇发，你任何一个心理停顿，都会在笔下留下痕迹，甚至导致作品毁坏。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依靠“直觉”，跨过信息输入、大脑运算、判断，直接跟着感觉走。而当“直觉”引导你在雪白的宣纸上纵横挥洒的时候，那你就是这个世界的霸主了。你可以随心所欲，因为直觉为你设定了创作的“最佳路线”。你可以“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与润，将浓遂枯”，可以“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也可以“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总之你获得了绝对的创作自由。什么规矩不规矩，你都不用想，也没有时间去想。这时候你的心就是你的手，你的手就是你的心（无间心手），“幽思入于豪间，逸气弥于宇内。”（张怀瓘《书断》）生命的能量像节日的礼花在高空自由爆炸绽放，从心灵深处铺向雪白的视觉空间；从雪白的视觉空间，迸向清风荡漾白云悠悠的天宇，扩散、弥漫。作品完成了，看看效果怎么样？“直觉”可以引导艺术家实现理性状态下无法企及的艺术创造性超越，结果是“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我写的和原来学的各位大师不一样了，是“绛树青琴，殊姿共艳”，“隋殊和璧，异质同妍”。虽然和大师风范“暌隔”已远，但已都是美的载体、替身。孙过庭认为，艺术家“学古”是手段，不是目的。掌握了基本艺术规律，艺术家就应该听从直觉的召唤，和大师异途分趋；而一旦直觉的引导成立，书法家完全没有必要再和古法不离不弃、亦步亦趋，不必“刻鹤图龙，竟惭真体；得鱼获兔，犹恡筌蹄”。因为“直觉”已成就创造，直觉的创造使书法家和历史相衔接。

西方部分心理学家在述及“直觉”的本源的时候常常强调它的不可知性、与生俱来、不可实证，似乎是属于某些人的某种神秘本能。笔者以为，先天的因素应该存在。因为近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已经证明遗传基因是人类不同地区、民族生理和文化心理、性格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精神分析学说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也为进一步探索、研究人类不同民族、家族、群体的思维模式差异的成因，在社会生活、环境因素影响之外，别开思路。可以肯定，直觉思维能力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另一些科学家则强调后天因素的影响，认为长期的职业训练，是某一人群形成他特殊的直觉能力的主要原因。孙过庭似乎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前面说到的那种“直觉”引导下产生的迷人的自由创作境界，来源于长期艰苦执著的技术训练。书法家必须经历“傍窥尺牍”、“俯习寸阴”的基础阶段。这一阶段必须“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心不厌精，手不忘熟”。等到功夫到家了：

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亦犹弘羊之心，预乎无际；庖丁之目，不见全牛。

如果经过了应有的阶段，那么《庄子·养生主》里面讲到的以直觉屠牛的境界——“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一定水到渠成。因此对于学书者来说，既然影响“直觉”形成的两大因素：基因遗传和家族“集体无意识”都不是我们自己可改变的，那么我们惟一可努力的希望所在，就是自己的勤奋与执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