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迁徒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张婷 张燃/文 贺俊逸/图 2017年03月20日09:41
迁徙路上的“小候鸟”，他们不知道未来是怎样的。
迁徙路上，也有快乐时光。
贫瘠的山村很难留住人。
迁徙，总要背着厚重的行囊。
3月，是学子们背上书包回到校园开始他们新学期学习生活的时候。然而，对于家住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的武铭来说，命运却将不到20岁的他指向了另一个方向——外出打工。
武铭自幼父母离异，他跟着外婆一起生活。少年时期的他，性格稍显孤僻和偏执。读高中时，因一场期末考试迟到被监考老师拒之考场外，他便辍学外出打工。从此，他的身份从高中学生转变为了农民工。
像武铭一样，无论是迫于无奈，还是迫于生计，农民工已成为每年冬季和春季中国人口流动大军中的最大群体。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2017年春运的40天，全国旅客发送量约29.8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3%。30多年来，春运大军从1亿人次增长到今年的29.8亿人次，我国农民工数量增长到3亿多人。
在武昌开往昆明的K109次列车上，笔者见到了从湖北省天门市前往云南省昆明市务工的黄斌夫妇。当笔者提出给他们二人拍张合照时，黄斌的妻子显得很腼腆，“都上了年纪了，又不好看，有什么好拍的，千万别拍我。”她说。坐在妻子身边的黄斌却立刻坐端正，将背包里的帽子拿出来戴在头上，他要打扮得帅一点再拍照。
“这是我们去昆明的第六年了。”黄斌告诉笔者，以前，他和妻子是家乡村里的鞋匠，妻子在村里卖凉鞋，他自己到城里给人擦皮鞋，因为要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所以夫妻二人年轻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外出打工。现在孩子都长大了，他们在家乡做农活的收入也不多，因此，夫妇俩就在亲戚的推荐下来到昆明，租了一间12平方米的门面卖皮鞋。黄斌夫妇在昆明务工这些年，只有过年才回家。
53岁的黄斌，上有老下有小，出门在外最让他牵挂的就是家中的老人和孩子。他说：“家里的两个老人身体很好，他们在家里种了庄稼，每月还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村子里的邻居也很好，家中老人遇到麻烦事时，邻居都会来帮衬。”
笔者问：“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到昆明卖皮鞋？”这时，黄斌的妻子终于开口了，“昆明天气好，四季如春，穿皮鞋的人也多。另外，我的姐姐也在昆明做鞋子生意，她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年纪大了，苦力活做不了，就想跟着我姐姐在昆明做点鞋子生意，没想到这一晃就过了六年。现在我们在昆明也认识了不少朋友，也有了一些固定的客户，我们打算在昆明长期做下去了。”
开皮鞋铺的黄斌夫妇一年能挣三万块钱，相比在家乡务农，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日子依然过得节衣缩食，这是因为他们想多挣一点钱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用。“现在娶媳妇和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了，没有十万元彩礼钱是根本娶不到媳妇的。我们村里好多男孩，既不瞎混，长得也不丑，可因为没钱，就是娶不到媳妇。哪个父母能不为此操心？我家大儿子今年28岁了，人长得帅，性格也好，却还没结婚，主要就是因为没有钱。”
说起儿子，黄斌的妻子随手打开手机相册，翻看儿子的照片，她手机里的一百多张照片中有一大半是两个孩子的。她说：“想儿子的时候我就会看看他们的照片，如果他们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通常也不会打给他们，怕孩子们忙。”
“城里有家，乡下有老家”，这是黄斌夫妇的梦想。不过，他们离实现这梦想似乎还很遥远。
数据显示，全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011年为2049元，2012年末为2290元，2013年为2609元，2014年为2864元。尽管呈逐年增长态势，但城市里房租、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压力仍让务工人员感到城市与农村的不同。
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6.1%，城镇常住人口达7.7亿。《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尽管各地采取了多项措施保障农民工权益，但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在短期内仍难以缩短。数亿进城打工的农民“钟摆”于城与乡之间，成为了“迁徙的中国人”，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障碍。
在被问及将来是否回贵州发展时，武铭回答道：“贵州这两年发展得不错，我也考虑过在贵州开一家旅行社，但是我现在还停不下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走，但我也找不到留下来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