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忠明：理性与信仰之间的裂隙，正是希望进入之处
来源：新京报 | 武忠明 2017年04月05日15:39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生于立陶宛，二战时参加了华沙的抵抗纳粹的运动，战后作为波兰文化专员在纽约、华盛顿和巴黎工作。1951年出走巴黎，1960年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米沃什的诗歌和随笔注重内容和感受，广阔而深邃地映射了二十世纪东欧、西欧和美国的动荡历史和命运。
《路边狗》 作者：切斯瓦夫·米沃什 译者：赵玮婷 版本：花城出版社 2017年1月
“我担心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这本书。”波兰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199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那时他刚凭借《路边狗》获得波兰最有声望的文学奖项“尼刻奖”。这位见证了二十世纪的疯狂和荒谬的诗人，用诗歌在深渊呼喊。对诗人来说，写诗成为一种无名的需要，为秩序、为节奏、为形式，借以对抗混乱与虚无。
《礼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伯克利，1971年
（西川译）
《创造日》
其实根本没那么难。
上帝创造世界。谁说是在很久以前？
不久。就在今晨。也许是一小时前。
因为那快要枯萎的花，重新绽开了笑颜。
或一节仿俳句诗：
我的顿悟建成的大教堂，秋日的风，
我在感恩中慢慢老去。
即使在牙医诊所的窗外也看见：
美轮美奂的。一栋房子。高的。被白气环绕。伫立在天上。
诗人的“复调”独白
来自世纪老人的呼喊
凡知波兰诗人米沃什的人，大概莫不知晓《礼物》这首小诗。写作此诗时诗人已至耳顺之年，从故国波兰出走流亡异国二十载，终能忘却曾经的痛苦与邪恶，抵达澄明达观之境界。
打开《路边狗》这本书，我们发现诗人的晚年远非超脱通透那样简单。这本书出版于1997年，此时米沃什已八十六岁高龄，正如书中一节“楷模”所说，他在耄耋之年对精神事务的追寻依旧热情不减，于是写下这些自由随性的片段式随笔，类似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主题多样，文短旨远，有诗歌、有随笔、有笔记，或反思自身、或回忆故人往事、或品评人生世相、或谈论诗歌与宗教。
书名《路边狗》，源自本书第一章篇名。作者回想自己年少时，那正是二十世纪初，乘坐运牛粮的马车在家乡土地上游荡，行至村庄或庭院，总会有一条尽忠职守的狗冲着他吠叫。如今已是世纪末，百年转瞬即逝，而那些狗始终陪伴着奔波劳碌的人们。“路边狗”，作者以这个可笑而温情的名字作为书名，或许是米沃什这位世纪老人以“路边狗”自况，以自己的文字向人呼喊，以唤醒人们的记忆，纵然马车与故乡已消失无踪。
虽是诗人的独白，我们却能从中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有些甚至互相矛盾。米沃什把自己比作一件“发出各种声音的乐器”，其话语拥有不同声音，而每种声音又都是独立平等的。我们知道，米沃什流亡美国后，在大学讲授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陀氏的“复调”理论必定深刻影响了他。“复调”必然带来矛盾与怀疑，诗人即在这种怀疑与矛盾中，带着微弱的希望，步履蹒跚地寻求。
这本书的引言，诗人引用了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改写笛卡尔的话：“我思故我在：这是确实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舍斯托夫以反对必然性的哲学著称，以信仰反对理性，抵制纯粹理性对人的主体性的侵蚀，然而其批判方式却是非常理性的，米沃什对其非常推崇。在此书谈论宗教与信仰的章节中，常可见到舍斯托夫的影响。
从小接受天主教式教育，米沃什对于宗教信仰有种本能的认同，感恩“自己很久以前在橡树林中的木头小教堂里接受了天主教洗礼。”他赞颂创造之美，甘愿一次又一次陷入对美的惊叹与欲望之中。
被怀疑包围的信仰
万物的“暂时与虚假”
然而，他又时常被怀疑所包围，到了沿着“肉身之路”离开的暮年，他更感到万物之“暂时与虚假”，世人只是戏台上的提线木偶，表演骄傲、忏悔和愚蠢。
而对于宗教信仰，他由衷地惊叹，认为“人类所有的荣耀和尊严都凝聚在了宗教信仰中，人类这一可悲并终有一死的生物，竟能创造出善与恶、高与低、天堂与地狱”。但他对仪式性的宗教敬拜迟疑不决，如“丈夫与妻子”一节：妻子从不去教堂，认为“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那他不应需要那些颂歌、咒语和咕咕哝哝的祷告”；而丈夫却加入祷告人群，对他来说，人如果完全把自己交给纯粹理性，就太悲惨了。
在“海伦卡的信仰”一节中，海伦卡虽然内心有着可怕的怀疑主义，却认为“这世上有太多的丑恶，所以在某个地方一定有真和善，这就意味着上帝一定存在于某处。”在他晚年的一篇长诗中，他也坦承“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但我跟他们一起唱，于是克服了存在于我的私人宗教与仪式宗教之间的矛盾。”理性上排斥，情感上愿意相信，这样一种心脑矛盾使得诗人保持一定距离，始终审慎地站在信仰的门槛上，有时信有时不信，总是向前走一步，然后向后退一步，但他仍满怀期待，“希望自己能成为主的葡萄园里的工人”，得到神恩的光照。
对信仰的这种犹疑态度，也源于基督信仰在近代受到巨大冲击。自尼采以降的虚无主义者宣称“上帝已死，真正的世界并不存在”，进化论等实证科学的出现使不可否认的真理不再无人质疑，而由天意推动的历史被当作一些盲目的力量之间角逐的战场，神学家们两千年来搭建的理论大厦轰然倒塌。
米沃什批判虚无主义是“真正麻醉人民的鸦片。”在“达尔文太太”一节中批判达尔文主义抹杀了人的尊严，将世界变成物种之间的残酷角斗场，而二十世纪的血腥历史，似乎更能证明这个世界受某种无情的物理定律统治，如果上帝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并把它交给了无情的必然性法则，那上帝一定是凶恶的怪物，不值得信仰。
诗歌“作为一种祷告”
给“希望”留一席之地
面对尘世的无情法则，诗人感到仿佛被黑暗追赶着，只能在怀疑与不安中寻求，或选择如舍斯托夫一样反对“二二得四”的必然性法则，带着“以头撞墙”的勇气，因其荒谬而信仰，这种反抗彰显个体的自由与尊严；或如诗人极推崇的思想家西蒙娜·薇依一样，相信世间受机械法则统治，上帝“退场”了，人只能抛却一切虚假的安慰，在尘世的重负中专注地期待神恩的降临。
传统的信仰已然式微，神学语言再不能表达出二十世纪人们的经验，而诗歌“作为一种祷告”，仿佛其中存在着一种非世俗的东西，作为思考终极问题的人们表达自我意识的工具。或许人们可以从薇依的话中找到写诗的理由：“绝对纯粹的专注即是祷告。”
然而作者对于写诗并非没有怀疑，他时而感到“诗是一种令人羞耻的东西，写诗就如同被扒光衣服在公众面前展示身体缺陷”。他说诗人不正常，不阳刚，因为有黑暗的纠结与恐惧，才有了创作的冲动，用作品来抵偿自己的软弱。
“我们行走在地狱屋顶，凝视着繁花。”这是米沃什最喜欢的日本诗人小林一茶的诗句。“相信自己很出色，然后渐渐发现，你并不出色。为一个人的人生努力就够了。”纵使怀疑甚至虚无主义不时萦绕，内心的焦灼不安难以克服，米沃什依然坚守着人的价值，始终给超然存在留有一席之地。或许理性与信仰之间的裂隙，正是希望进入之处。而诗歌作为一种可能的希望，使他摆脱虚无之时，也给他创造了一方与他人联结的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