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12年由长篇小说创作出道，从06年到16年，以散文记录心路的李修文经历了怎样的生活旅程，很难为他人体会。毕竟，如何在当下现实中以浓郁的美学坚守讲述一切而又不被指认为矫情，是文学创作者的一道关卡；另一方面，李修文十几年未曾写小说，想来也在于那些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执念在现实中遭遇挫折时带来的疼痛和自我怀疑，会让一个人双手颤抖，一次次失力，但毕竟还是不能以自闭和反讽的方式批判一切，因为理想主义者在那一刻又会怀疑是否自己狭隘，更因为信仰文字之人，对美和善大抵有本能的信赖。然而在这万事滚滚向前，不念来处只问今后的人间，念情是软肋，怕也难以经世致用。身为写作之人，李修文的困惑大抵也是当代文人的困惑。

一、写作者的身份困境与反抗

言说本身成为一个自证合法性的过程，并且是一场决绝的，无法成功的自证。但，还是不断不断有依稀的微光被感知——来自前辈的作家，也来自现实中卑微的小人物。因此，李修文这般以文字为信念的执拗，也因了这执笔之人曾在文字间获得片言的慰藉，乃立下这由来悲壮的志向，以文字记录这心心念念的情感触动，又何尝不是这敏感温柔之心能自存于世并对这山河与尘世的庇护与救赎。

于是这反抗可以是一场持续失败的安静——“这一场人间生涯之所以值得一过，不只是因为攻城夺寨，还因为持续的失败，以及失败中的安静。这安静不是他物，而是真正的，乏味和空洞的安静；这安静视失败为当然的前提，却对世界仍然抱有发自肺腑和正大光明的渴望。”

可以是荆州英雄清醒和放纵的荡气回肠——“清醒和放纵，花红柳绿和哀鸿遍野，有过一点自暴自弃，也有过一点无情无义，到底哪一个才是脱离了迷障的我？‘世上哪个圣洁，定吾罪者，谁？’”

可以是布罗茨基应对无法闪避的失败时，提出更多的问题——“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又以此来确认我们并不存在愚蠢中死去；拜伏于失败，并非是自暴自弃，而是朝着死去生，是在愤怒与怨怼之处寻见微妙，这微妙最终会将我们从电视机前带出来，从一切不费力的生活里带出来，从一切不费气力的生活里带出来，遇见彼此奔跑的奔跑，弯腰的弯腰。”

就像他和他那在鞑靼荒漠上守护着自己的新芽不被摧毁的小兄弟……

尽管他一次次的怀疑自己每日的写作，“无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发呆与痴狂。”然而这岂非也是自己认定的命——“我要去赶火车走夜路，先活过那条哀鸣的狗，再回来认我的命，”是的，“命运里的我早晚都要认取前身，又或者视而不见，在埋头找寻可以安营扎寨的长生殿……就像犹太人经过流浪，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也像弗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吉普赛人为了流浪，他们认定了逃亡。”

所以一个个“失败者”的由来，无不是固守执念和对这固守本身的执迷。

在这里，关于合理性的探寻，关于文学正义的守护，成为一种思想的武器，如骑士捍卫着文学最后的立场。因而，这记叙也便不仅是记叙本身，而是独属于记叙者的身份困境，是在言说时对自身言说行为合法性的寻求，是对文学的尊严的维护。

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在中国当代，往往将人的生存困境放大到极致。然而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作家很难给出一个有力的对抗性力量。因此即便是内心象征主义层面的书写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过分的自我辩证往往成为心灵的圈套，使读者和作者一同陷入无望的窠臼，因此，即便依然会有人埋怨着“醒来何用”，也还是需要反抗本身以某种方式传递给他人并唤起同道。反抗即使失败，也会呈现为失败者的悲壮，并引出某种振奋人心的力量，恰似前驱者尼采对悲剧的赞颂。

二、距离与“同代人”

对情感最切近的描述，往往会被疑问最切近的贴近生活，然而真正陷入生活，却很难站在远处审视这生活本身，人与这世间万物的情感也变得模糊不清。因此，绝对的关切也产生绝对的距离，因为投入生活并将之赋予一定形式，本就意味着心灵与思想的形式化，而二者只有在跳脱现实之时方能实现。正如阿甘本关于“同代人”的观点，认为只有和这个时代有歧异的人才是同代人，而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在各方面都紧系于时代的人，之所以并非同代人，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真正的同代人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我们常看到许多对民间的叙事是启蒙者的叙事，有许多同情是启蒙者的同情，而启蒙者面对民间时很难真正自化为民间的一部分。而在李修文的创作中，他的距离感在于自身对自身写作初衷的理解。在李修文的眼里，文心是佛，正如这世间试图逃避痛苦的人太多，终得佛性的不过寥寥数人，大多数人蒙受苦难之时便试图超脱，苦难过去，便又去生活，去争斗，去享受……又何曾给过自己菩提树下静坐的机缘。而李修文说：“唯有写作，既是困顿里的正信，也是游方时的袈裟”。

也正因这静观，他理解文字，理解创作文字的人的情绪——从里尔克、卡夫卡，到阿赫玛托娃、金斯伯格，从嵇康与孟浩然，到苏东坡与苏曼殊……以及能让人“在狂奔中落定，在瘫痪中起身，让人劈开了自己能并从体内的黑暗里拽出躲藏着的另外一个甚至是千百个自己的”艾米莉·狄金森。

在李修文的观念中从来没有一种是从善如流，这才是他与世界的距离，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距离，使得他面对真正的民间时，反而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感。因此我们可以说李修文的视角是独特而尖锐的，但也可以说他的文字是最温柔和善意的。他从未离开过民间，他将自己扎根于其中，却也注视和凝视着世界。

也许正如歌德所言：仍然拥有的，仿佛从眼前远遁；已经逝去的，又变得栩栩如生。

而那些“逝去者”，是在重病之时“手忙脚乱的”忙着生的祖父；

是电信局的临时工老陆写在围墙上的“每次醒来你都不在”；

是在牢狱中出生，兜兜转转半生时间，又在牢狱中结束生命和唯一的愿望的小梅——那愿望是去看看天安门；

是那个既认真又心不在焉，最终穿的干干净净，跳了长江，永远也不会成为周迅的小周；

是病房里的给另一个小病号一个人编写教材的岳老师和小病号，和那向来顽皮的小病号离开时，答出的那一句“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

现代社会一切的变动和复杂的现象以及解不完的现象之谜底之外，文字恰恰能提供某种可感的永恒人性。如何穿透变的现象，达到某种“可感”的不变，如何在网络时代的工具理性之外寻找到情感的形而上表征，而又能真实的将它们扎根于这土地，此时的我们需要一种言说历史的理想方式，更需要一种审美的洞见。李修文会成为一个终身的作家，在于他对个体与时代之间的裂隙的把握，更在于他对个体身上闪光之处的细微洞察。这不同于精英立场的文学态度，而是一种探究文学与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的思辨。而这样的思辨固然是令其自身痛苦的追问——对自己也对所有人。然而，如若没有这层思辨和追问，精英式的刚愎自用也往往也成为文学最大的限制。

三、文体的弥合与现实的引渡

中国的现实，有太多的裂隙，而这裂隙最鲜明的体现之处，并非几组数据或几篇标题响亮的公号文章所能指涉，更需要各式各样的人物出场，以各式各样微小的内心波动和被人所忽略的情绪见证。太多的人处在时代最幽微最艰辛之处，并没有合适的代言者去呈现，亦或也有简短的出现在一些故事所需的悲情叙事里，但人成为如蝼蚁般的无奈众生却也很难集中的显现出人性本有的光辉。当阴暗太过强大，我们依然需要对人性保有某种信任，此种文学的审美属性有时候包括赋予生活本身以美学的象征意义。

艺术可以作为理性的替代物，从这一点上，当代和任何一个时代一样，都具备提供丰富素材的可能，但实践理性对传统中国文道理论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而消费社会的一大好处在于，文道理论的实践同样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吸引相应的受众，前提是文本对情感和语言的把握达到相当的程度并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字的韵味。

此时的散文创作，文字的自我生成力量对不同文体的弥合则尤为重要。李修文的每一篇文字并未拘泥于散文向来的抒情与写实，许多篇章不时加入浓烈的虚构色彩。散文中恰到好处的虚构而不显生硬，需要相当的语言功力。正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是人的生存之家，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能够延伸多远取决于我们的语言能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写作所能达到的精妙感，散文内部可能具有的寓言性——如果理性能够提供某种人生指导的意义，其实感性同样能够提供。

情感至深乃至以想象之景入现实之境，扬撒开去，反而浑然一体。

然而当代的话语已非传统社会的万物有灵，架空在一个虚幻世界或依托乡土民间的神话传统之外，如何在生冷的现实逻辑里述说灵性？

在李修文笔下，那灵性是地震之后的“惊恐与哀痛之歌”。那夜幕降临时在祖父怀抱中入睡的女孩，和山峦间人们惊魂未定的呼告“诸神保佑许我背靠一座不再摇晃的山岩；如果有可能，再许我风止雨歇，六畜安静；许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是在生离死别的波折中无法埋怨命运，只能去埋怨一棵“作为凶手的树”的失去儿子的母亲和失去丈夫的妻子，而我们看到那化为魂魄的丈夫回来帮她砍去那棵海棠树，又有谁愿意否认这情感力量的真实；

同样，那些也命运——如泣如诉如鬼故事中沾满的尘世伤心之人的泪水。

沉默倔强如一只宁愿不自由的鸭子，只因它与人类的女孩儿曾有相依为命无可替代的情感；

眼神温柔如那只在冰天雪地里，它期待着他帮忙堆出一个“雪鹿”的小鹿；

豪情悲壮如那只猴子，它和人类结为义兄义弟并拼了命守护“家人”。

……

与此同时，在《山河袈裟》中我们看到，哪怕散文的形式之下，叙事情节完整性不断打碎又不断重建，但人物却是完整的。其中的奥秘正在于这样的文体并非按照故事的逻辑来结构本身，而是按照情感的逻辑。因此虚构也罢，作者不断的出入文本也罢，心灵的塑造是艺术对形式主义的制衡。散文可以结合多个个体，而其主题指向依然鲜明，反而使我们看到通向同一个主题的方式可以有多么丰富，而这丰富本身代表着人类精神和生存可能的丰富。

当然，弥合一种裂隙，本就需要逆反，在日常的冷峻中寻找出诗意，需得先穿透那冷峻。很多时候人们选择在一开始就无所共情，方能保有客观与理性，久而久之，形成习惯，便也无所谓共情与否。然而想来任何一个人都是情感和理性的混合体，李修文选择将情感本身化为力量，求得可堪与理性相比肩甚至超越理性的“意志”，正如叔本华认为意志是表象世界的根据，当代知识分子正是在意志和现实理性的夹缝中左右为难，这也未免使任何一种呈现都稍显紧张——一种对峙中的紧张，能够成文本的张力，但也会偶然显出节制的不足。

在当下建立一种文学的标准是尤其困难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标准。而这样的标准依赖于文学的自觉，依赖于创作者的努力。但正如在玛克思▪德索的《美学与艺术原理》中所言：虽然艺术家的内心结构可被称作是道德的，但他更广义的说，又可称为宗教的。他们来自生活与命运，而不是来自生活与反省，……它们都植根于内在世界对外在世界的克服之中，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与宗教共通的象征，还通过变化的形式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精神的光照透了存在至半透明的世界。

在这一点上，李修文的文字不是现实主义的批判，也不是轻酌浅唱的小确幸。是关于命运和命运所能带来的一切，是对这尘世的生死轮回的柔情庇护，是“同代人”的距离和穿越万难对裂隙的弥合，是诗心佛骨，是山河袈裟。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