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文学的人民性的概念发展来看，人民性是文学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属性，强调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指的是作品对人民的态度和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

生活，是文学活水的源头。文学的人民性，离不开扎实的生活基础。

你熟悉的，只是你自己生存的空间。除此之外，对于这个阔大的现实社会的主流脉动，对于更广大人群的真实生活，你熟悉多少呢？”

人民，是我们当下谈论最多的一个名词。

真正的人民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有权利说“我是人民的一分子”。但你代表的是个人，并不是人民。因为你只是个案，或最多是小众。而人民，是一个意蕴丰富、广阔无边的世界，涵盖着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包括信仰与追求、内心和外在。所以，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作品的“人民性”是自己进行文学创作时面临的一个重要概念。

文学的人民性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叶的俄罗斯。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提出，文学应该反映“人民的意识”，要求作品“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表现人民生活中美好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承认文学的人民性，并且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赋予它新的涵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著作中曾直接提到“人民性”，说这是“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并且指出“从人民的利益的观点来考察”作品。列宁曾明确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这些经典论述，为我们正确地理解文学的人民性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从文学的人民性的概念发展来看，人民性是文学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属性，强调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指的是作品对人民的态度和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的人民性也有着不同的涵义。因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说明文学就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

在这个全媒体的信息时代，我们再次谈论人民性，重要的不是概念、理论上的廓清和厘定，而是在实践中的实施和建设。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有志于反映时代本质的作家，只有尽多地、深入地融入社会，融入生活，融入人民，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现实，进而精准地反映现实，体现文学的人民性。这是一个客观的，甚至是科学的法则。

为有源头活水来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泉。文学的人民性，离不开扎实的生活基础。谈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常常有作家朋友说，我们本来就生活在生活中，我们本来就是人民的一分子，还体验什么呢？

是的，你的生活真真切切，水水灵灵。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或许你是一个教授，是一个记者，抑或是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你熟悉的，只是你自己生存的空间。除此之外，对于这个阔大的现实社会的主流脉动，对于更广大人群的真实生活，你熟悉多少呢？

上世纪30年代初期前后，从小知识分子家庭走进上海的丁玲，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一系列以个性和女性解放为题材的作品，轰动一时。如果她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可能是另一个张爱玲，是一个“心灵负着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语）。但由于时代原因，她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改变。她走向了延安，走向了人民，走向了最火热的生活。于是，她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的道路，正是延安生活使她的文学创作发生了质变。1946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她背起包袱，来到桑干河畔，实实在在、真真正正地与农民生活、战斗在一起。农民从几千年封建压迫中挣扎出来的伟大力量震撼了她；农民淳厚、质朴的品质吸引了她；土改中纷纭复杂的社会现状丰富了她。她走家串户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逢到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她总是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提建议：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更合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

如此深层的现场体验，才使丁玲的创作不是从概念和公式出发，而是循着生活的脉络，真实地书写。小小暖水屯，就是一个小社会，各种关系犬牙交错。富裕中农顾涌既把大女儿嫁给了外村富农胡泰的儿子，和本村地主钱文贵是儿女亲家；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儿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儿媳妇出身贫农；另一个儿子在村里还当着青联主任，是一个积极要求上进、工作不坏的干部。钱文贵是群众最痛恨的恶霸地主，可是他的亲哥钱文富却是个老实的贫农，堂弟钱文虎又是村工会主任，儿子更被他送去参军。斗争最坚决的贫农刘满，他哥哥刘乾却当过伪甲长……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生存环境及农民心态的复杂性、丰富性，将政治、经济、家族、血缘、道德、文化、个体心理等元素进行了如盐溶水、不露痕迹的成功表述。

正是这些独特成就，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显得更加真实、深刻、可信和可亲，超过了同一时期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从而成为一部文学名著，成就了丁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还有柳青。为了真正体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酸甜苦辣，他从大城市直接把自己下放到最基层农村——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这是一种真正的深入，深层的融通，由走近而走进，由了解而理解，由感染而感悟。正是踏踏实实地深入体验，他才创作出了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创业史》。

人民，一枝一叶总关情

我们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而不是贵族文学。文学艺术来源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道理和道路，就在面前，最关键的是如何去实践，去实现。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这确实又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虽然我们都置身生活中，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天地还是太有限了。当下的社会，处于特殊的转型期，世界一体化，信息全覆盖。多元的影响，使得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呈现一种全新生态。面对这一切，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走出自己已经熟悉的、舒适的、习惯的生活，走进更广阔、更基层、更陌生的领域，去学习、去热爱，去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并进行美的创造。

众所周知，工业题材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比较难以驾驭。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文学青年，我更是感觉陌生。1998年，为了创作自己的长篇处女作，我曾经在邯钢体验生活一年时间。我骑着自行车，走遍了分布在邯郸市周边的多家邯钢生活区，采访了数百名邯钢人。为了体验钢铁工人在特殊时间段的心境，我经常与工人们吃住在一起，甚至当年的除夕夜，我也没有回家，而是在炼钢炉旁与工人一起吃饺子值班。当天深夜，遭遇钢包大喷事故，钢液飞溅，极其危险，我躲避不及，左手小拇指被钢液烧伤，鲜血淋漓，至今仍留有白花花的伤痕。正是这些亲身体验，正是这次剧痛，把我与工人兄弟之间的情感彻底打通了，再看到他们便感到格外亲切。

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天，我主动请缨，成为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一员，并最早到达震中。当时的震中地区时时发生强烈余震，极其危险。我背着睡袋、干粮和饮水，在滚石乱飞的深山里采访，长达一周时间，几度死里逃生。正是这些特殊的体验，让我创作出《夜宿棚花村》等作品。

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我再次主动请缨。在中国作协的支持下，我独身一人连夜飞往西宁，又在冰天雪地中日夜兼程18个小时，翻越4824米的巴颜喀拉山，以最快速度到达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雪域深处的震中——结古镇。由于行动突然，缺乏休息，再加上高原反应，我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满眼金星，头痛欲裂，几次昏倒，只能依靠吸氧和喝葡萄糖维持。前线指挥部急忙联系飞机，让我与伤员一起转移。但我明白，北京方面只有我一个作家在场，使命在身，不能后撤。正是有了这样深刻的体验，我再次创作了4篇报告文学作品。

为了创作反映129师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我曾沿着刘邓当年行军作战的路线，在河北、山西的深山里奔波两个月，行程数千公里，搜集资料200公斤；为了体验民工生活，我曾主动搬进50多个民工居住的帐篷里，在汗臭、脚臭和鼾声中住宿了一个星期……

“扎实生活，诚实写作”是作家的基本准则。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拥有丰厚的生活经验积累，才能对生活有独到的认识、理解。有了独到的认识和理解，必须虔诚地对待，苦心孤诣地去创作，经营好自己的一方心田。诚如是，才能有所得。

文学，永远的正能量写作

文学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其表现手法和主旨都是正能量写作。哪怕写血腥写阴暗，其目的也是警醒和劝戒，而绝非欣赏和倡导。这就是文学的方向，也是文学的责任。

歌德在《歌德谈话录》中强调“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所特有的内在自我”（才能和内心生活）是不足凭的，个人智慧的最后根源是群众智慧而不是天和神。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每个人都是“集体性人物”，也就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文艺须从客观现实出发——这是歌德的文艺观中最基本的一条。他强调不要学席勒那样从抽象理念出发，“为文艺而文艺”，而要先抓住亲身经历的具体个别的客观现实事物的特征，为“较高的意旨服务”。他说：“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你不会缺乏作诗的动因……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所以，歌德的作品是“由现实提供作诗的动机，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就是“诗人的事”了。

我认为，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说，“人民性”就是“较高的意旨”。只有舍弃“小我”情调，永葆“大我”情怀，心向大众，才能把自己的作品“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特别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指出：“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能不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坚持文学的人民性，心系人民，深入生活，才能潜心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真正的文学作品，虽然是艺术，虽然不能说教，但最不能缺少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立场和时代政治背景。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说得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是文学的大道——也是一个作家的为人之道、为文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