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墨灵象 高学大德
来源:文艺报 | 吕国英 2017年05月24日07:14
立论本部分主题,关于艺术、艺术史、艺术家之“纠缠”不期而至,是自然而然、必然联系,更是无法绕转、不可回避。
坚定文化自信,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是宏图伟业,也是使命担当。在此语境下,上述话题既为关注与热议焦点,也是探索与学研力点。
气墨是灵象之笔墨,灵象为笔墨之气墨,气墨灵象形质一体、同行相携;气墨灵象从线墨具象、意墨意象、泼墨抽象与朴墨真象(“三象合一”之墨象)走来,是墨(彩墨、油彩)与象演变发展的未来与远方,是墨象艺术的高峰,是艺术语言的至美之象,也是迄今可以预见的艺术发展的最高艺术形式;艺法灵象是艺术的本质性规律,既为艺术创作之遵循,也是艺术前行之引领(见《气墨绘画 灵象艺术》《艺法灵象 至美审美》)。
毋庸讳言,成就艺术巨擘,走进艺术典章,是艺术家的人生理想,也是艺术梦想。然而,什么样的艺术家,方有如此造化?换言之,具有怎样学养、功力的艺术家,才能进入气墨灵象,成就至美之美?这是学研议题,更是实践课题,既属艺术未来,更取决于艺术当下。要真正理清楚、说明白、觅通道,艺术史应是再好不过的教科书。
谈艺话史,往往聚焦经典珍藏,尽论巨制名作;又往往追忆历代先贤,悉数灿若星辰;还往往探研艺术流派,历列各个派别学宗。研读中国艺术史如此,把握西方艺术史亦然。如此,一定意义上,艺术史就是关于艺术经典的承载记录史,也是历代艺术大家的入榜排名史,还是各种艺术流派的探索形成史,而艺术(作品)始终是“灵魂”“核心”,具有鼎立与标志意义。
艺术史对艺术(作品)的选择,取决于其载道与传承之宗旨,突出地表现为尚绝、尚新、尚进、尚融与尚极。
先谈尚绝。“绝”即原创,亦即惟一,就是不可重复,这是艺术的至高价值所在,也是艺术史论的至高原则。艺术史尤其具有这种性格,不可能也不会载入相同语言形式与风格的作品。艺术史尚绝,由艺术的本质意义所决定,所体现的正是艺术最高价值的不可侵犯性。
再说尚新。“新”即创新,是继承之创新,也是站在巨人肩膀之上的攀登,这种创新具有正大气象,且包前孕后。换言之,创新从继承出发,走向新高度、新境界,而决非为创新而创新,误入荒诞不经、光怪陆离之歧途。比如,“六朝三杰”之一张僧繇的“没骨山水”,就是在继承凹凸绘画技法之后的创新;五代画家李成的“自成一家”,也是在师承荆浩、关仝的基础之上的创新;黄宾虹从“白宾虹”到“黑宾虹”,齐白石从师法八大、徐渭、吴昌硕到开创“红花墨叶”,同样是创新;法国雕塑大师马约尔的“象征主义”雕塑,也是在师法现实主义雕塑大师罗丹基础之上的创新。
又言尚进。“进”就是前行,就是发展演进,就是站立时代新高度,这是艺术发展从低级走向高级、从高级走向更高级的必然要求;也是引领时代审美、陶冶人文精神的重要价值所系,既体现艺术的时代属性;也呈现艺者的审美之需,既有宏观更迭;也有微观演绎。从原始美术、古典美术到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是一种艺术前行;从架上艺术到影像艺术、装置艺术、综合材料,也是一种艺术前行;从莫奈的印象派到修拉的新印象派,再到塞尚、梵高、高更的后印象派,同样是艺术前行。哲思有言,前行,哪怕仅仅一小步,也是新高度。艺术尤其如此。
还论尚融。“融”就是和,亦为极致之和谐。艺术尚融,是艺术发展、演变过程中,古今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相互借鉴、吸纳、完善的一种艺术现象。近现代以来,这种趋势愈加显明。艺术先贤林风眠、徐悲鸿均有“中西结合”“中西合瓦”之主张。林风眠的光影彩墨、徐悲鸿的素描写实、李可染的光影山水等艺术成就,就是“融”的成果;“旅法三剑客”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的艺术成就,是非常典型的“融”的结果;西方艺术大师波提切利、克里姆特、马蒂斯、毕加索等,也从东方艺术中采撷了诸多艺术元素,吸纳了大量文化养分,一定意义上也是“融”的结果。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大变革、大融合趋势下,艺术之“尚融”将呈现新发展、展现新气象。
后语尚极。“极”即极致,是艺术创作追求出神入化之要义,也是艺术审美矗立经典完美之根本。求极致、臻完美,不仅是艺术理想的本质,也是古典主义精神的核心。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古典精神完美回归的典范,将唯美主义推向了极致,成就了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艺术辉煌。晋唐时期以“二王”为代表的行书、“张颠素狂”为代表的草书,以及以“吴带当风”为标志的重彩壁画,还有宋元明清一路崛起的“文人绘画”等,均呈现书画极致之风,矗立艺术丰碑。
显然,“五尚”所及,皆与气墨灵象立论相契、立象相合。换言之,气墨灵象之所以眺瞩艺术高峰,既以原创之“绝”为首要,又以继承之“新”为必备,还以攀高之“进”为应有,并以和谐之“融”为不可或缺,也以完美之“极”作通途。
有艺术评论家言,艺术史是艺术的“陈列馆”,艺术家是艺术史的“雕刻师”。对艺术作品的大浪淘沙,究其根本是对艺术家学养、功力的评判与检验。艺术(创作)尚绝、尚新、尚进、尚融、尚极,艺术家当须崇学、崇德、崇静、崇变、崇论。这是既往所启示,也是现实所亟待。
首先说崇学。“学”即学养,是博学之学,是历史、人文之积学为成者。艺术是世界语言。既为博学,国学是本,世界主流文化也是应有之含。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就是博学的魅力,也是博学的力量。中国艺术史同样反复印证这一命题,历史上哪位艺术大家不是学富五车,又哪一位不是才高八斗?所不同的是,依时代进步与审美发展论,今天的艺术大家应该更博学、更融通、更至达。
其次说崇德。“德”即德养,是德行、品位修行之要义,更是责任、担当之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昔贤存言:“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文艺要塑造人心,艺术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如此,艺者须有大德之养,不仅要在艺术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古往今来,既有精湛艺术魅力又有高尚人格魅力的从艺者,多不胜数,成为一代又一代艺术中人之典范。当下,从艺者尤其要“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从而“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再次说崇净。“净”即清净,是心性之纯净,亦为精神之清静,还是入念之幽境、化物之象境。释语论,真性清静方一尘不染。修身讲境界,艺术创作同样讲境界。艺术尤其是视觉艺术,要呈现出灵气、雅气、文气、静气、清气、逸气等审美境界,必然要求创作者心灵须纯净,精神须清净。从古至今,那些受人尊敬、广被赞誉的名家大师,无一不远离浮躁、不慕奢华、不求功利、安于寂寞,也无一不“板凳坐得十年冷”“语不惊人死不休”。显然,如今艺术乱象中诸如复制抄袭、投机取巧、花拳绣腿、沽名钓誉,以及低级趣味、江湖习气、胡涂乱抺、急功近利者,皆与“尚净”南辕北辙、格格不入。
从次说崇变。“变”即变法,是追求新手法、探研新技法,也是择一切手段、涉所有元素之变。技艺诸法的求变缘于艺术语言的探异,由艺术的本质意义所决定,是艺术创作的永恒法则。赵无极的从具象、半抽象到纯抽象,张大千晚年的泼墨与泼彩,傅抱石后期的破锋笔法与散锋笔法,都是求变的成果,也是探异的丰碑。毕加索艺术生涯中演变了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多种画风,也将自己“变”为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艺术要攀上高峰,既不能一线(条)画到底,也不能一意(象)写到底,又不能一泼(墨)泻到底,而是要善于化诸法于多变,于变中呈最美(语言)。
最后说崇论。“论”就是立论,就是将艺术感性升华为艺术理性,包括艺术审美中的体验、感悟,也包括艺术创作中的探索、思考。中西艺术史上,哪个艺术大家无立论?南齐画家谢赫著有“六法论”;东晋画家顾恺之创立“传神论”,清初画家石涛提出“法自我立”论,俄罗斯画家康定斯基提出“色彩音乐论”,都是艺术史上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奇绝华章。气墨灵象是至美语言,在走向艺术高峰、矗立至美丰碑中,既需要立象探索,更需要立论思考。
如此,“五崇”所涵,均为气墨灵象立论所据、立象所依。艺术家要进入气墨灵象之境,学养为本、德养是魂、清净为道、变法如器、立论为宗。进言之,学养厚积艺术功力,德养滋润人格修为,清净拒绝浮躁杂念,变法矗立个性样式,立论实现感性升华。
显而易见,气墨灵象者,高学大德也。
要说明的是,气墨灵象是艺术的,也是哲学的,是艺术的哲学,也是哲学的艺术,是艺术理想、创新语言,也是艺术实在、创作探索,既玄妙恍惚,又真切自然。作为多层次“天人合一”之灵妙之合、超验之美,如果说,对其(天人合一)所蕴涵的哲学之美、诗性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认知、探索与感悟无停滞,那么,关于气墨灵象的探研实践、表达与呈现则无止境。
同样要说明的是,作为艺术语言,气墨灵象同样要经历不断完美、臻于完美到更加完美的过程。并且,在其演变致臻中,也会呈现交互融合现象,既会承载线墨具象、意墨意象之痕迹,也会融合泼墨朴象、和墨真象之构成,但最终将进入包前孕后的气墨灵象之境,呈现全新的艺术大美。
老子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孟子论:“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显然,“取法”攸关,“志不强者行智不达”。有志之艺术中人,只要积高学大德之厚养,“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气墨灵象当立艺术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