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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友情、爱情，如何塑造出20世纪最重要的女性政治哲学家？《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的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是阿伦特生前的学生和朋友，这部“哲学传记”通过对阿伦特的“朋友圈”的介绍，勾勒出二十世纪智识生活的面貌。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书封

作为一名备受争议的思想家，一名与学术流派、政治党派及意识形态路线保持距离的独立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拥有范围持续扩大的读者。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读者，都试图从她那里寻找灵感；他们对阿伦特在1968年所编传记的序言中所表达的那种体会颇有同感：“即使在黑暗时代，我们仍有权利期待某些火光。它们往往不是来自理论与概念，而是来自一些人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那些不确定、飘忽并且经常是微弱的光，它们几乎在所有的环境下都会闪烁，超越时间限制而永放光芒。”

这种来自个人作品的光亮将直接进入世界，并在作者身后一直续存着。无论它是大是小，是短暂还是持久，都依赖于世界及其运行方式。后世自有公论。来自一个人的生活——言谈、姿势、友谊——的光亮只有在记忆之中才能够存活。如果它要进入世界，就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以便能被记录、传承。一个故事必须从许多记忆和故事中产生。

我将讲述汉娜·阿伦特的故事，我从书面材料和那些尚健在的认识她的人那里收集资料。她的欧洲一代以及我们黑暗时代的历史，远不止是她个人故事的背景；她的故事折射着那个时代，她的著作也是为了寻求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就本质来说，传记关注的是一个人的生活。但它假定，一个人的生活，尽管只是大历史的一小部分，也应当讲述给未来世代听。后人可以对此一人生进行评价；但作传者只需要判断故事当如何去讲。

汉娜·阿伦特

“两人王国”：阿伦特与丈夫海因里希·布吕赫

直到阿伦特45岁，也就是她从纳粹德国逃离的十八年后，汉娜·阿伦特的名字才为公众所熟悉。惊讶而又困惑，她问她的老师兼朋友卡尔·雅斯贝尔斯：“我告诉过您了吗？一个星期前我成了一名‘封面女孩’而不得不从各个书报摊上看我自己。”1951年某日《星期六文学评论》封面上登了一幅照片，阿伦特在羞涩地微笑，从她看到这张照片的那天起，到她首次同意在美国电视上接受采访——条件是摄像机必须放在她背后，阿伦特努力避免以一张广为人知的面孔去生活。各种原由她的朋友奥登(W.H.Auden)作了解释：“公共领域中的私人面孔/要比私人领域中的公共面孔/更为明智，更为优秀。”

但是，如果不是遇到并嫁给一个“十分政治的动物”——海因里希·布吕赫，阿伦特对政治行动的理解恐怕绝不会如此之深。《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正是要归功于那位来自柏林的前斯巴达克分子及共产党员，布吕赫也是她自我教育的学友。科特·布鲁门菲尔德是一位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毕生关注“犹太人问题”。当阿伦特还是学生时，布鲁门菲尔德曾引导她进入这一领域。布鲁门菲尔德注意到，在阿伦特那本于美国出版的第一本书的整个构思中，海因里希·布吕赫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当布鲁门菲尔德收到《极权主义的起源》复印本时，他写信说，这本书给他带来无限的喜悦，让他记起他们三人在纽约时的谈话，那时该书还在写作之中，他认为从布吕赫那里获益良多：“当我在散步时，我的记忆中会从‘那本书所需要感谢的那个人未写出的政治哲学’那里获得许多东西。”

思想的内在对话并不必定要公之于众，正如阿伦特通常所说的那样，但思想确实包含着一种和特定的他人进行交流的冲动。在阿伦特那里，战胜思想孤独的冲动首先在她丈夫那里得以表达。有幸有这样一个交谈的同伴在身边的人们，可以把他们思想中的内在对话表达出来，或修正他们原来的发现，而当同伴不在场时，这种对话仍可继续，它可以在“我与自己”之间进行。阿伦特的沉默寡言，她对私人生活的细心呵护，使他们不凡的婚姻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这两个人意志倔强、观点鲜明，他们统治着谈话所造的王国达三十五年之久。其间有宫廷政变和政策辩论，但始终保持着和谐。这种对话只是阶段性地得以公布：阿伦特的《过去和未来之间》正是“二十五年以后，献给海因里希”。正如他们的朋友兰德尔·雅热尔(Randall Jarrell)所言，他们俩的世界是一个“两人王国”。

欧洲时期友谊：海德格尔、本雅明、布洛赫……

正如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阿伦特的葬礼上所言，阿伦特是一个“友谊的天才”。以阿伦特的话言之，使她感动的是“朋友间的爱”（eros der freundschaft）；阿伦特视友谊为生活的中心。她把她的作品归功于朋友们；她以语言描绘朋友们的肖像，编辑他们的纪念文集，送给他们生日的诗篇和书信，引用他们的言语，复述他们的故事。关于表达友谊的语言，她十分娴熟。但这种娴熟是通过好长一段时间才成就的——那些年里，在充满战争、流浪、新的语言和陌生风俗的岁月里，母语和友谊常常是唯一不可改变之事。年少之时，她是被当作普通人来看待的，温和的母亲经常如此逗她：“告诉我，小汉娜，谁在这里跑来跑去？”她一生情绪多变、容易激动，以为自己的判断准确，缺少耐心；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她显得“固执己见”。她与拥有世界历史视野的人走得很近，将只为自己考虑的人丢弃在一边。但是，对和她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朋友的忠诚，则是她天性的根本方面，而慷慨则是其外在标志——一种常常是“秘密”的标志，因为她相信左手都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正如她所认为的，理智无从知晓思维在做什么一样。语言是她最基本的给予——和索取——的媒介，但她也给予食品包裹、举办晚会，提供学费助学金、生日鲜花、晚宴，捐赠，以及除了她所害怕和轻视的人之外她的受众都会有的感情——同情。

围绕着这个“两人王国”的许多类型的朋友以及他们的故事，与阿伦特的故事一样具有重要性，因为他们的支持和交谈也影响了阿伦特的著述。朋友中有些人相互见过，有些没有；一些人有着高贵的头衔“诗人”，一些人则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了称呼，例如雅斯贝尔斯，由“亲切而又最为可敬的人”，渐渐变成了“亲爱的朋友”。巴黎有位朋友，两人尤其敬佩他，当这位朋友1940年自杀后，他们沉痛哀悼他，此人就是文学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战争期间，在纽约，科特·布鲁门菲尔德，他并非第一流的思想家，但他具有良好的判断力，阿伦特对他给予高度的赞誉（“你总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也是他们主要的论辩对象。尽管阿伦特经常和神学家保罗·蒂利希交谈，甚至有一次谈话曾直接促使阿伦特回到她的书桌前，从而产生了那篇十分了不起的《有组织的犯罪》一文，但他们各自给予对方的学术同情却颇为有限：“我们达成了一个约定：我们都不必读对方的书。”1946年，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进入他们的“领地”，阿伦特写信给已经离开巴勒斯坦的布鲁门菲尔德说，这是“自从你离开后所发生的最叫人高兴的事”。

阿伦特还是一个学生时，她首次遇到卡尔·雅斯贝尔斯，战争爆发后，他们通过书信重新建立并加强了联系。之后，在1949年首次重返欧洲时，她拜访了雅斯贝尔斯。她来到卡尔·雅斯贝尔斯和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Gertrud Jaspers)夫妇在巴塞尔的家中，她告诉一位朋友，“就像一个人回到家中一样”。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曾经是她大学时的老师，也成为她的朋友。但他从来没有被这个“两人王国”的圈子接纳，一直保持着“森林里的陌生人”的地位，那是1924年他们初次见面后阿伦特在一首诗里对海德格尔的称呼。

海德格尔、本雅明和布洛赫都是“诗性思想家”，他们热爱语言，阿伦特因此称颂他们。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摆脱19世纪而进入20世纪，好比一个人来到一片陌生大陆的海岸一样”（她是如此描述本雅明的）。布鲁门菲尔德和雅斯贝尔斯两人更为年长，更具父辈风范。他们的人格和对世界的关注，堪称阿伦特的支柱。

美国时期的“思想同伴”：独立于社会的人

战后，布吕赫夫妇的“同伴团体”又吸收了不少美国朋友。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与其说是哲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文学和政治的兴趣，这些朋友有兰德尔·雅热尔、阿尔弗莱德·卡津(Alfred Kazin)、戴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菲利普·拉弗(Philip Rahv)、罗伯特·洛维尔(Robert Lowell)、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玛丽·麦卡锡。在经年累月中，这些友谊大多时近时疏，但和玛丽·麦卡锡的友谊则越来越深厚。1969年阿伦特写的《论暴力》就献给了她。

美国学术界的朋友们对布吕赫夫妇来说是一个奇迹。“他们的讨论不带有狂热色彩，他们的论证大众都可以理解。”阿伦特在1946年曾如此告诉雅斯贝尔斯。“这里的每个知识分子在原则问题上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作为一位在野的知识分子……他并不崇拜成功之神。”在阿道尔夫·希特勒当权期间，她就产生了对她认识的那些投机知识分子的恐惧，那时“纯粹的个人问题并非你的敌人的所作所为，而是你的朋友们在做什么”。美国的新朋友给了她对“心灵生活”中自由之希望。她最大的快乐之一是称赞一位欧洲朋友“十分美国”。

尽管美国的朋友十分自由，但他们的人格中缺乏深厚的欧洲文化底蕴，而这种欧洲文化则滋养了阿伦特的生活和著作。美国公民资格对阿伦特来说十分珍贵；它使阿伦特摆脱了无国籍状况，成为共和国的一员，这种共和国是她最为推崇的政府形式。但是，就个人而言，阿伦特至为欣慰的是在这样的国家中，她可以拥有“做一个公民的自由而不必付出被同化的代价”。她坚持自己的欧洲背景，尤其是德国语言，从未想把自己的母语改为英语。“我们在日常说话中所用的词”，她用德式英语解释道，“具有它们特定的分量，通过多种联系，它指导我们如何使用语言，使我们从无思无想的胡说中解脱出来，这些联系自动地产生于特定语言所写成的伟大诗歌瑰宝，并且这些联系也只有从那里才会产生。”

在她的思想“同伴”——所有的欧洲人、所有的人以及所有的美国朋友之外，布吕赫夫妇有一个“部落”。这个团体包括：布吕赫在德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组织“布兰德尔小组”(Brandler Group)时期的朋友，阿伦特大学时代的朋友，他们在巴黎的熟人以及初到美国所遇到的说德语的朋友。这些人是可以和他们说德语的移民，是可以引用海涅(Heine)回答来自歌德(Goethe)的名言的朋友，他们知道德国的神话故事。这个部落在一起庆祝生日，在布吕赫夫妇新年的西尔威斯特晚会上聚会，相互关心彼此的孩子和工作。部落中的一些人在卡次启尔(Catskills)一起避暑，一些人在一起共享逾越节家宴。他们受过良好教育，但并不是思想的同伴（两个“汉斯”是例外——汉斯·约纳斯和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部落的成员们是很好的同伴，他们深深地相互忠诚。

部落的延续性十分关键：“毕竟，朋友还是老的好。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口头禅。”阿伦特说。这个口头禅有很深的渊源，这从她在对奥登（W.H.Auden）的公开告别仪式上所作的仔细区分可以明显看出：“我在他生命的晚年、也是我生命的晚年遇到奥登——在这个年龄，那种形成于年轻时代的融洽、相知的亲密和友情已经不再可得，因为已无足够的生命剩余，已不能期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共享，这样，我们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但不是亲密爱人。”

有两个最老、最为亲密的朋友，这个部落的两位元老，他们并不住在纽约。一位是来自柏林的罗伯特·吉尔伯特(Robert Gilbert)，他是布吕赫青年时代的朋友，一位作曲家、诗人，战时在美国度过一段时期后移居到了瑞士。另一位是来自哥尼斯堡的安妮·门德尔松·威尔，她是阿伦特青年时代的朋友，后来成了一名法国公民。阿伦特的第一本书《拉尔·瓦恩哈根：一位犹太女性的生活》，正是献给“安妮，自1921年以来的老朋友”。布吕赫从不写作，他没有书献给朋友，但在布吕赫去世后，阿伦特在给“谢尔河畔的罗伯特”的诗集“后记”中写了一段赞誉的话。

每一种类型的朋友以及阿伦特十分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例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拉尔·瓦恩哈根(Rahel Varnhagen)，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每个人，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都是一位局外人（pariah）。在阿伦特的个人词典中，真正的人是“独立于社会的人”。她的朋友们并非社会弃儿，而是特立独行者（outsider），有时出于选择，有时则由于命运。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他们没有被同化。“社会的非从众主义”，她曾经坦率地说，“是知识成就的必要条件。”而且，她或许也还会加上一句，是人的尊严的必要条件。她匆忙地从社会的从众主义弥散的情境中走出来，通常借助于她另一句名言：“此地不是为我母亲的女儿留的。”“对于公共关系，我有一种敏感症”；“这里除了喧闹什么也没有。”汉娜·阿伦特坚持她的独立，她也希望她的朋友如此。多数人没有使她失望，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在阿伦特看来颇为特殊的观点，尽管对他这位以前的精神病专家来说十分简单：“你说只有独立于社会的人是真正的人，但我认为：他们也有精神疾病。”

她一直欣赏着朋友中思考与生活的独立性，在阿伦特临近生命终点时，对她来说变得更为重要。“我们的谈话现在已经是老人的谈话——你只是有点老，而我十分衰老了。”1966年雅斯贝尔斯如此告诉她。“它们如以往一样美丽，但或许已经进入一个更为深刻的层次；不像以前那样华而不实……在这些谈话中，既有世界的不凡带来的喜悦，也有面对邪恶的忧虑；这种探索在思想方面尤以为甚；同时也是如此地平静。”是的，在她回复这封信并思考她的60岁生日时，她这样告诉雅斯贝尔斯，它标志着“……这是老年的开始，我真的十分满足了。过去我是个孩子，我终于有点感到长大了。现在，那意味着——最后，该走了……”像雅斯贝尔斯，阿伦特在她老年时期需要伟大的哲学家及思想上的同伴。这些同伴成了她的朋友，他们从她早年在伊曼努尔·康德的故乡时就住在附近，这些友谊的故事最接近于她思想本身的隐蔽活动。正是在故事中，阿伦特在友谊方面的天资给她带来了跨越时间的友谊，这些友谊使天才人物的生命更加美丽。

哲学传记：阿伦特“爱世界（amor mundi）”的故事

除了在访谈中所做的几次谈话外，阿伦特有意避免谈论自己。关于给不是政治世界中的行动者——政治家、将军或革命家——的任何人作传是否合适，她也有十分明晰的观念，她认为传记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她说，传记“对那些主要兴趣在生活故事的人来说不合适，它适合于那些艺术家、作家和总体上说天资使他们能够将世界维持在一个特定高度上的人们，他们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们的作品，在于他们给世界添加的人造物品，而不是他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关于作者、作品或世界，这些差别也体现了阿伦特关于公与私、关于制作与行动的严格区分。通常，个人远离世界的明显距离才能解释历史的语境与时代的气质。“生活在有趣的时代并非是福”，阿伦特喜欢引用的一句古老的中国格言如此说，在我们的一切都太有趣的时代，艺术家和作家的传记经常以主人公的努力以便与世界保持距离——也有些人则泰然处之——作为中心主题。

“我们总是渴望看到被公众记录、展示和讨论的、严格说来属于私人的事务以及没有主体的事务”，阿伦特在她写的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传记中写道，“这种渴望不怎么合法，但我们的好奇心却准备接纳它。”在给十分熟悉的人写传记时，她遵循着这个警告。她没有以亲昵的方式去写。她的画廊《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肖像画，由一种幻影追踪的技术做成：她追溯朋友们在黑暗时代洒出的光亮，描绘了一幅幅脱俗的肖像，她似乎发出了命令，“你们必须像空中的幽灵一样”。尽管她避免漫谈式的“现实主义”，她并不试图塑造榜样以进行教化，也不试图提供普鲁塔克式道德典范中的“人生”；她写的是政治上的范例故事。

在地点、人物和时段上追求出新的描述性传记，对于阿伦特这样的人来说并不合适。我们要展示的是她思想的历史基础，是激发她进行思考的特定经验，是濡养她的友谊与爱，如有可能，还要展示她的思维方式或思想风格。“思想的场所”，就如“思想的自我”一样无法接近，但某种思想的模式可以从公开出版的著作中获得，甚至可以从谈话的语境和书信中得到更多的了解。

在阿伦特那里，对立的思潮碰到一起，这使她的思想丰富而又激越。例如，她在1947年写给科特·布鲁门菲尔德的一封信中说：“我真是高兴啊！因为一个人不能与自己自然的生命力作对。上帝创造的世界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世界。”甚至在她努力写一本关于“残酷之事”——它随极权主义及其“制造死亡的方法”被引入世界——的书时，她也有这样的感觉。但一旦她称自己很“快乐”，她也表现出另一面来：“我十分忧郁，我只能通过理解，通过把这些事情想清楚去面对它。”阿伦特努力持一种她所说的“爱世界（amor mundi）”的态度。“哲学传记”正是阿伦特爱世界的故事所诉诸的，尽管这一提法令人不快地包含着矛盾，因为思想是看不见的，哲学也是非时间性的。

当阿伦特讲故事——用伊萨克·迪内森的话是“命运的轶事”——时，这些故事把人们带到了她那里；她的故事并不是要把她带到人们面前。所有沉默、自我隐蔽的问题及自我认知的范围被搁在一边，阿伦特没有写自传，因为她爱同伴，需要同伴。在垂暮之年，她问一位曾经建议她写回忆录的编辑：“如果我把我的故事写下来，谁会来听我的讲述呢？”以一种特有的风格，正如她自童年时便做的那样，她使自己免于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