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T·S·艾略特的《批评批评家》（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二年）收文九篇，除了早期的两篇论文，其他都是后期的演讲。七十三岁那年他在用作书名的那个演讲中说，他早期的文章给人印象深，却难免武断；后期的文章可能更公正，影响却减弱了。“读者都喜欢十分自信的作者，”——这样的作者坚信真理在握，要么激情澎湃，要么义愤填膺——“就连老练的读者也不例外。”不过，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时间和阅历只会消磨气势和冲击力，它们还会增加更多，不止是宽容，更重要的是淘洗掉了浮华，显现出慢慢沉淀下来的更丰厚、更基本的东西。而且，你听他心平气和地讲，在更长的生命跨度里比较、衡量、澄清，会觉得平易而踏实地表达思想和见解，和急迫的、辩驳的、使人震惊的方式比起来，更为持重和诚恳，也更为宽阔和自由。

这里简述两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也曾经关心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读起来或许会有更深一些的感受和启发。

一、“纯诗”已经尽其可能

一九四八年，艾略特六十岁，他做了一个题为《从爱伦·坡到瓦莱里》的演讲，来讨论现代诗歌传统中一种萌芽于爱伦·坡而成熟于瓦莱里的“诗艺”，这种“诗艺”与“纯诗”的观念和理论目标紧密相联。

艾略特说：“爱伦·坡才华出众，这无可否认，但是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天赋极高、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少年的才华。他强烈好奇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只是那些懵懂孩童的心中乐事：自然、力学和超自然的奇迹，密文和暗号，谜语和迷宫，机械操作棋手以及迸发的各种奇思妙想。他好奇心的多样性和强烈感令人快乐，叫人惊叹；可是他趣味上的怪异离奇和杂乱无章最后却令人疲倦。他所缺乏的正是那种赋予成人庄重感的始终如一的人生观。……他缺少的不是智能，而是心智的成熟，这种成熟只有随着人整体上的成熟、各种情感的发展和协调才能获得。”

爱伦·坡影响了三位重要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和瓦莱里。波德莱尔从爱伦·坡那里看到了这样的观念：“诗歌除了其本身应当什么都不考虑”；马拉美的兴趣在诗歌技巧上；瓦莱里最为激进，他甚至认为连诗歌本身也不重要——比起产生诗歌的创作行为，后者更让他着迷不已。“写诗的时候，我在做什么？”这样的问题正是爱伦·坡《创作哲学》的聚焦点，它为瓦莱里提供了一种方法和一项工作——观察自己的写作。艾略特发现，瓦莱里“不再信赖诗歌目标，只对创作过程感兴趣。很多时候，他不断地写诗，好像仅仅是因为他对写作中自己的内省式观察感兴趣。”

艾略特描画出了“纯诗”的理论目标发展到极致而陷入“精神自恋”的脉络。本来，“所有的诗歌都来源于人类与自身、他人、神明和周围世界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情感经历”，最初，人们也许只注意诗歌主题；后来的时期，慢慢开始意识到文体风格；再进一步的阶段，就是主题变得不重要，或者说“作为手段它是重要的，但其终极目的是诗歌。主题为诗歌而存在，而不是诗歌为主题而存在。”这是诗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过程，可是如果沿着这个方向无限发展，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诗的“自恋”，而“自恋”到头来也会变成沉重的负荷：“至于未来，一种合理的假设认为，这种自我意识的进步，这种在瓦莱里身上发现的对语言的过度警觉和过分关注，会因重荷的不断增加而使人类大脑和神经变得不堪忍受，最终必将土崩瓦解。”

平心而论，艾略特承认，首先，从爱伦·坡到瓦莱里的诗学传统中，涌现了他极为赞赏和喜欢的现代诗歌；其次，这种传统代表了那百年中引人关注的诗歌意识的发展；最后，这种探索行为本身很值得重视，应该去探究诗歌所有的前途。但说到将来，他还是断言，这种“诗艺”已经尽其可能得到了发展，耗尽了活力，“这种美学对后来的诗人不会再有任何帮助。”

艾略特

二、伟大作家的回报

艾略特二十二岁那年就深深受益于但丁，“尽管我当时对他的语言只是粗通皮毛，却不惜绞尽脑汁揣摩他的诗句。随着年岁渐长，这位诗人一直为我解忧，不断让我惊奇……但丁遣词造句，箭无虚发，直中靶心，那种惊人的简练和直接，在我青年时代形成了一种有益的矫正力量，因为那时的我对伊丽莎白时代、詹姆斯时期和查理时期作家们的那种华丽铺张也相当迷恋。”（《批评批评家》）

四十年之后，艾略特演讲《但丁于我的意义》，说“但丁的影响，在其真正强的地方是一种积累性的影响：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对你的控制就越大。”这也正是伟大作家不同于次要作家的地方，次要一点的作家能够在某人生命的某一阶段给予示范或引导，伟大作家的意义不只是有益于某时某地某人的。艾略特从技艺、语言、感觉力的探索三个方面来论述伟大作家之伟大所在，后两点尤其能真正大处着眼，语重意明。

“但丁在意大利文学中的地位只有莎士比亚在我们文学中的地位可比。换言之，他们使各自的语言的灵魂具有形体，使自己符合他们遇见的那种语言的诸种可能性……传给后人自己的语言，使之比自己使用前更发达、更文雅、更精细，那是诗人作为诗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艾略特并不遗憾一种文学因拥有一个但丁或莎士比亚而付出的代价：后来的诗人得找点其他事来做做，事情较为次要，也应满足。“至高无上的诗人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没有他们，一个拥有伟大语言的民族现今通行的话语就不会是那样。……我说的是他为身后每一个说那种语言、以它为母语的人所做的事，不论他们是诗人、哲学家、政治家还是火车站的搬运工。”

伟大作家能够大大扩展情感和知觉范围的宽度，用光谱和音域的比喻来说，就是“不仅应该在正常视力和听觉范围内能比其他人更明晰地感觉和分辨色彩或声音；而且他还应该觉察到普通人觉察不到的震动，有能力使人们互相之间看见和听到更多，没有他的帮助情况就不是这样。”一方面，在伟大作家自己，“有责任探索未被说出的东西，并寻找词语来捕捉人们甚至难以感觉到的感情，感觉不到乃因没有词语来形容。”另一方面，“一位跨越了通常意识边界的探索者，如果始终不忘他的同胞公民已经熟悉的现实，必须能够转回来向他们汇报。”

一个伟大作家在语言上和在感觉力探索上的重大成就，不仅仅表现在他个人所达到的至高境界，还表现在，他能够“转回来”，向普通人“汇报”和回报：回报给他们更好的语言为他们所使用，回报给他们更宽广的情感和意识为他们所感知，拓展他们精神的边界。

什么是伟大作家？有的作家，在语言和感觉力上因为天才而发展出一种个人特有的风格，这种天才只能为他个人所享用，而对后来的人没有多大用处，这还算不上但丁和莎士比亚意义上的伟大作家。伟大作家有能力转身回报，不仅回报给他所从事的文学和这个领域中的后来者，而且回报给他的民族中的普通人以及普通人的后代，这是最重要的标志，也是最难企及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