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翻译和研究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及其作品，是最近这十多年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大江先生于我来说，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而大江文学于我来说，更像是大百科全书一般的存在。这位日本文学的大文豪，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渊源。我曾与大江先生约定，中国翻译并出版的“大江健三郎小说全集”（全三十六卷）由我编排目次并交由大江先生最终认可，目前估计年内便可出版其第一辑。从其中收录的大江先生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小说作品中，读者便可以清晰看出贯穿于其间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一——鲁迅精神的痕迹，亦可以看出作家大江在这将近六十年间的所思所想、在绝望中不断寻找着希望的挣扎。

吮吸着鲁迅文学的乳汁成长

2006年7月下旬，我和所长陈众议教授曾专程前往东京，与大江先生商量其9月访华时的日程安排。在首都机场候机期间，我对众议兄说，这次去东京，我带了三个猜想需要向大江先生求证，其中之一，就是大江先生儿时或少年时代应该读过鲁迅先生的作品，因为从他的初期作品群开始，随处可见来自于鲁迅的影响。

在大江宅邸提起这个猜想时，大江先生似乎非常吃惊，表示自己从不曾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现在仔细回忆起来，情况还真就是这样，自己的确是从少儿时期、大致是从十来岁开始阅读鲁迅作品的。虽然已不记得是父亲的还是谁的藏书，也不记得那是佐藤春夫的还是井上红梅的译本了，但记得都是些短篇小说，自己尤其喜欢《社戏》，故事中充满童趣，因而自己特别喜欢。让自己最痛苦的小说莫过于《药》了。他回忆说，叔叔当年在中国东北做些小生意，回日本时就来探望我母亲和我们孩子，在家里做了东北大馒头当晚餐。吃完晚饭，叔叔问起自己最近在读什么书，听说读了鲁迅的《药》，叔叔便恶作剧地说道：你知道什么是馒头吗？今天晚上你吃的就是馒头，就是《药》里那种沾血的馒头。自己一听就吐了起来，拼命地呕吐，心脏感到剧烈绞痛，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那种生理性绞痛，好像自己吃了那血馒头一般。直至半个多世纪后，大江先生还极为清晰地记得这段往事，边说边用双手作出用力拧毛巾的模样，表示心脏的剧烈绞痛。

当然，这并不是少年大江第一次知道鲁迅其名其小说。据大江先生之后回忆，他与鲁迅文学的邂逅是在1944年11月。大江先生说，那是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天，自己陪坐在父亲身边和父亲聊天，便听父亲说起中国有个叫作鲁迅的大作家非常了不起。自己由此知道，父母曾于整整十年前的1934年经由上海去了北京，住在东安市场附近，小旅店老板娘的丈夫与父亲闲聊时得知眼前这个日本人喜欢阅读鲁迅作品，还曾读过《孔乙己》，便将作品里“‘茴’字的四种写法”教给了父亲。就在这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天，大江先生听父亲介绍了鲁迅这位“中国大作家”和小说《孔乙己》，父亲还随手用火钩在火盆的余烬上一一写下四个不同的“茴”字，使得童年的大江激动不已，“觉得鲁迅这个大作家了不起，《孔乙己》这部小说了不起，知道这一切以及‘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的父亲也很了不起，遗憾的是自己现在只记得其中三种写法，却无论如何也记不得那第四种写法了。”

父亲的去世给家里的经济带来极大困难，但恰逢日本颁布并实施了《教育基本法》，令穷人的孩子也能读书了，童年的大江还得到了母亲的贺礼——《鲁迅选集》日译本。鲁迅连同着童年回忆和对父亲的追忆，一同深深镌刻在大江先生的记忆里，为其后进一步阅读和理解鲁迅文学创造了条件，更为其后承继“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硬骨头精神打下了坚实基础。2009年1月19日，大江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演时，进一步讲述了在鲁迅文学的影响下写出自己第一篇小说《奇妙的工作》时的情景：

作为一名二十三岁的东京大学的学生，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我在东京大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叫作《奇妙的工作》。在这篇小说里，我把自己描写成一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年轻人——从外地来到东京，学习法语，将来却没有一点希望能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而且，我一直都在看母亲教我的小说家鲁迅的短篇小说，所以，在鲁迅作品的直接影响下，我虚构了这个青年的内心世界。

我回到了四国的森林里，把登有这篇小说的报纸拿给母亲看。我相信母亲一定会为此感到高兴的。然而，母亲却是万分失望：“你说要去东京上大学的时候，我让你好好读读鲁迅老师《故乡》里的最后那段话，你还把它抄在笔记本上了。我隐约觉得你要走文学的道路，再也不会回到这座森林里来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成为像鲁迅老师那样的小说家，能写出像《故乡》的结尾那样美丽的文章来。你这算是怎么回事？怎么连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没有？”

就这样，“在鲁迅作品的直接影响下”，大江健三郎这位学生作家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诚如大江本人于2000年9月29日在北京所言：“很小的时候，我就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我的身上有着中国文学的遗传基因。没有鲁迅、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就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

“鲁迅先生，请救救我！”

鲁迅及其文学几乎是大江先生每一次与我们见面时都必会谈及的话题，在大江先生于2009年1月中旬访华交流期间，有关鲁迅的活动照例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或者说，此访几乎都是围绕鲁迅及其文学而安排的。

2009年1月16日下午，我们在首都机场将大江先生接上汽车后，先生刚在后排落座，就用急切的口吻述说起来：在接到中方邀请访华的函件之前就已经在与夫人商量，由于目前已陷入抑郁乃至悲伤的状态，无法将当前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水死》续写下去，想要到北京去找许金龙先生和陈众议先生，找莫言先生和铁凝先生等老朋友们相聚，自己的心情或许会好起来；到北京后还要去鲁迅博物馆汲取力量，这样才能振作起来，继续把《水死》写下去……

当大江先生发现众议和我为这种意外变化而吃惊的表情后，便放慢语速仔细告诉我们，之所以无法继续写作《水死》，是遇到了几个让自己陷入悲伤、自责和抑郁的意外情况。其中，市民和平运动组织九条会发起人之一、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于2008年12月7日去世——这个噩耗带来的打击太大了！这既是日本和平运动的巨大损失，也是日本文坛的巨大损失，同时还使得自己失去了一位可以倾心信赖和倚重的师友。比较直接的，是写作《水死》所需要参考的重要文献意外缺失，因而《水死》几乎已经无法再写下去了。在这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下，自己想到了鲁迅，想到要来北京向鲁迅先生寻求力量……

带着这些悲伤、自责和抑郁访华后发表的、题为《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的专栏文章里，大江先生是这样表达自己心境的：

在随后访问的鲁迅旧居所在的博物馆内，我在瞻仰整理和保存都很妥善的鲁迅藏书和一部分手稿时，紧接着前面那句的下一节文章便浮现而出——“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飘渺的青春”。我仿佛往来于自己从青春至老年这不同时期对鲁迅体验的各种切实的感受之间。而且，我还在思考有关今后并不很远的终点，我将会挨近这两个“虚妄”中的哪一方生活下去呢？

其实，早在到达北京的翌日凌晨，大江先生很早就睁开了睡眼，站在国际饭店临街的窗前看着楼下的长安街。橙黄色街灯照耀下的长安街空空荡荡，遥远而黑暗的天际却染上些微棕黄，然后便是粉色的红晕，再后来，只见太阳的顶部跃然而出，将天际的棕黄和粉色一概染为红艳艳的深红。怔怔地面对着华北大平原刚刚探出顶部的这轮朝阳，大江先生神思恍惚地突然出声说道：“鲁迅先生，请救救我！”当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的话语及其语义时，大江先生不禁打了个寒噤，浑身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当天傍晚，他在对莫言和铁凝这两位老朋友说起此事时表示：“……在眺望太阳这一过程中，我情不自禁地祈祷着：鲁迅先生，请救救我！至于能否得到鲁迅先生的救助，我还不知道。”

怀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大江先生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之一、位于阜成门内的鲁迅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大门后，随行摄影师安排一行人在鲁迅先生大理石坐像前合影留念，及至大家横排成列后，原本应在坐像正面中间位置的大江先生却不见了踪影，大家转身寻找时，却发现这位老作家正埋头蹲在坐像右侧底部泪流满面……其后在孙郁馆长、陈众议所长等人陪同下参观鲁迅先生的书简手稿时，大江先生戴上手套接过从塑料封套里取出的第一份手稿默默地低头观看，很快便将手稿仔细放回封套内，却不肯接过孙郁馆长递来的第二份手稿，独自默默低垂着脑袋快步走出了手稿库。

当天深夜1点30分，住在大江先生隔壁的我的房门下塞入一封信函，用“北京国际饭店”的信纸拟就的内文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要为自己在鲁迅博物馆里显现出的‘怪异’行为而道歉。在观看鲁迅信函之时（虽然得到手套，双手尽管戴上了手套），我也只是捧着信纸的两侧，并没有触碰其他地方。我认为自己没有那个资格。在观看信函时，泪水渗了出来，我担心滴落在为我从塑料封套里取出的信纸上，便只看了为我从盒子里取出的那两页，没有再看其他信函。请代我向孙郁先生表示歉意。”在后来向我讲述当时的情景时，大江先生表示泪水完全模糊了双眼，根本无法看清信纸上的文字，既担心抬头后会被发现流泪而引发大家为其担忧，又担心在低头状态下那泪水若滴落在信纸上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如果继续看下去，自己一定会痛哭流涕，只好狠下心来辜负孙郁先生的美意……在回饭店的汽车上，大江先生嘶哑着嗓音告诉我：许先生，请你放心，刚才我在鲁迅博物馆里已经对鲁迅先生作了保证，保证自己不再沉沦下去，我要振作起来，把《水死》继续写下去。而且，我也确实从鲁迅先生那里汲取了力量，回国后确实能够把《水死》写下去了。

时隔整整十一个月后的2009年12月17日，长篇小说《水死》由日本讲谈社出版。翌年（2010年）2月5日，讲谈社印制同名小说《水死》第三版。该小说的开放式结局，在为读者留下想象空间的同时，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希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所译大江健三郎作品《别了，我的书》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