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

《一匹马走进酒吧》英文封面

大卫·格罗斯曼在颁奖现场

2017年6月，国际曼布克奖（曼布克奖常被称为“布克奖”，分为曼布克奖和国际曼布克奖）评委会宣布将本年度的布克奖颁给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的长篇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格罗斯曼与其英译者杰西卡·科恩（Jessica Cohen）共同分享5万英镑奖金，同时还各自获得了1000英镑入围奖金。

《一匹马走进酒吧》

《一匹马走进酒吧》是一部带有喜剧色彩的长篇小说。其希伯来文首版出版于2014年，英文版于2016年面世。小说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类型与规范，将故事情节限定在两个小时内，地点在当今以色列特拉维夫北部海滨小城纳坦亚的一个小酒吧里。主人公多弗·格林斯坦是一位57岁的喜剧演员，他性情古怪，既迷人，又令人生厌。舞台上的他身材瘦削，身穿破旧的牛仔裤、牛仔靴，表情中流露出人生的某种不称心，显然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已经一去不返。他先向观众讲了几个笑话，但这些笑话似乎并不好笑。观众在等待，但接下来的事情更加出乎意料。格林斯坦并不像一般脱口秀演员那样注重取悦观众，而是伤害观众，甚至劝说他们与自己一起唱诵反对阿拉伯人的歌曲。

观众中有一位耶路撒冷的退休法官，名叫阿维沙伊·拉扎尔，可以说是格林斯坦的“发小”。拉扎尔在上学期间参加军训时曾经见证行动笨拙的格林斯坦遭受欺凌，却没有出手相助。如今他与格林斯坦已经四十多年没有联系，但就在两个星期前，格林斯坦突然给拉扎尔打电话，邀请他前来观看演出：“我希望你来看看我，真的来看看我，而后告诉我。”拉扎尔反问：“告诉你什么？”“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而当时正经历丧妻之痛的拉扎尔虽然不太情愿，但没有拒绝。

在小说中，阿维沙伊还充当了叙述人这一角色，换句话说，小说叙写的正是拉扎尔所目睹的一切。这样一来，格林斯坦的言谈举止便有机会在拉扎尔的脑海里得以不断放大。格林斯坦几乎以呐喊的方式，向观众道出他悲惨的童年以及人生中遭受的种种创伤。他的母亲是大屠杀幸存者，患有精神疾病，经常需要有人看护。父亲脾气暴躁，经常对他拳打脚踢。后来他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军训，同样遭受欺凌。而此时，他患上了前列腺癌，等等。格林斯坦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显然继承了父辈所拥有的某种内在创伤，这些伤痛成为其创造力的源泉之一。他需要有人证实他的痛苦，并告诉他尽管遭遇人生中的种种不幸，他还是生存下来。但是，他在舞台上不连贯的呐喊并没有引起观众的震撼，反而令有些观众起身离去。

虽然读者并不十分确定格林斯坦讲述自己可怕童年的真正原因，但至少可以断定作品本身并非单纯书写脱口秀演员的故事，而是蕴藉着作家对艺术、苦难、非常态社会与人的生存命运的深沉思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从以色列现实出发反观整个人类境况。虽然这是一部带有喜剧色彩的小说，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令人痛彻心扉。

爱与生命之痛

痛，是近年来大卫·格罗斯曼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位在1954年生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本土作家今年已经63岁，他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便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经发表十余部长篇小说，以及多部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其作品已被翻译为36种文字，并获得多种文学奖。确如布克奖获奖词所说，这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作家。格罗斯曼一直关注巴以关系、大屠杀等重要而敏感的话题。

他发表于1986年的长篇小说《证之于：爱》一经问世，《纽约时报书评》便将之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格拉斯的《铁皮鼓》等经典作品相比。长篇小说《羔羊的微笑》（1983）以及《黄风》（1987）、《在火线上沉睡》（1992）、《死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2003）等随笔集率先涉猎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难民营生活，带着良知拷问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境况。

在巴以问题上，格罗斯曼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以色列人需要给巴勒斯坦人和平与平等的权利，而巴勒斯坦人也要认清以色列人的存在，希望巴以两个民族求同存异，有国界而无战争。在他看来，“作家的任务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性与道义问题依旧至关重要。”他一直在描写个人伤痛、集体伤痛，有些主题虽然危险而令人生畏，但产生了令人感动的文学。

与许多普通以色列人一样，格罗斯曼非常重视家庭生活，对子女充满关爱。但是，生活在以色列，他对子女的未来不免忧心忡忡，在1997年和2001年两次与笔者的交谈中，他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这种情绪。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从孩子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担心他们能否平安长大。格罗斯曼和夫人从来不让其中两个孩子一同乘坐公共汽车出行，这是因为当时以色列的公共汽车经常遭到恐怖袭击，万一孩子们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时遭遇不测，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是噩运还是光顾了这个不幸的家庭。按照以色列兵役法，无论男女18岁都要服兵役。格罗斯曼的长子约纳坦和次子乌里都曾在装甲军团服役。2006年8月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格罗斯曼的次子乌里随以色列部队奉命进入黎巴嫩，格罗斯曼则与另两位追求和平的左翼作家奥兹和约书亚共同呼吁停火。两天后，就在停火前的几个小时，乌里的坦克车被炮火击中，乌里与坦克上的所有以色列士兵一起遇难。乌里死后，格罗斯曼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发生了改变。但他还是相信以色列必须与巴勒斯坦实现和平。越不实现和平，越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丧生，越会有更多的家庭遭受不幸。

把伤痛转化为文字

2010年，格罗斯曼曾应邀访问中国，我们再次有机会谈及创作与人生。从几年前次子乌里要服兵役开始，格罗斯曼在创作中便直接描写身边的现实，描述外部局势的残酷如何干扰一个家庭，最后将其毁灭。儿子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死去后萌生的灾难意识影响着他人生中的分分秒秒。记忆的力量确实巨大而沉重。然而，写作为他创造了某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死亡不再与生命截然对立，在写作时，他感到自己也不再处于“受难者”与“侵略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中。在写作时，他是一个完整的人，在他的各个部位之间具有自然的通道，有些部位在不放弃其身份的情况下更为亲近苦难，亲近以色列敌对方所持有的正义主张。

2008年，大卫·格罗斯曼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长篇巨著《到大地尽头》。这部作品的写作始于乌里服兵役期间。每逢乌里休假回家，或在电话里与父亲聊天，都会询问此书的进展。小说希伯来文标题的含义为“逃离消息的女人”，讲述的是以色列女子奥拉期待即将结束兵役的幼子奥弗平安归来，并计划母子一起到加利利旅行。不料奥弗擅自做主，报名加入志愿者，去参加新的军事行动。奥拉感到非常愤怒、难过与担心，为“逃离”随时可能收到的奥弗殉职的噩耗，奥拉选择按照计划北行，陪同她的是昔日的好友与情人阿夫拉姆，即奥弗的生父。而与她分居多年的丈夫伊兰正与长子亚当在南美旅行。作品杀青之时，乌里已经离开人世。作品不仅流露出格罗斯曼作为以色列父母的内在焦虑，以及对子女的关爱与牵挂，而且表现出他对以色列人生存状况的担忧。作品着力显现的不仅是以奥拉为代表的以色列母亲们的伤痛与担忧，以及奥拉家庭可能遭受的毁灭，而且透视出如今以色列人令人担忧的命运，即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得不违背个人意愿去献身。

2011年，格罗斯曼发表了又一部表达丧子之痛的作品《摆脱时间》，这是一部诗体小说。书中一位不知名的父亲有一天突然向妻子宣布他要离开去往“那边”，去寻找他们死去的儿子：

我得去。

去哪里？

去他那里。

哪里？

他那里，那边。

去事情发生的地方？

不是，不是。那边。

那边，你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你可别吓唬我。

只是再一次看看他。

可你现在能看到什么呢？还留下了什么可看的？

我也许可以在那边看见他。

也许甚至能和他说说话。

就这样，这位父亲踏上了寻子之旅。在路上，他碰到许许多多失去孩子的人，他们当中有助产士，有补网者，有上年纪的数学老师，甚至有公爵。他们同样陷于巨大的丧子之痛中。于是这些人一同行走，且拥有了“行走者”的共同身份。他们提出了许多经历丧亲之痛的人们所思考的共同问题：能否，即便是瞬间，可以唤醒死者，使之不受死亡的控制？一位父亲对死去爱子的深深思念由此力透纸背。

格罗斯曼的作品虽然十分具有个人色彩，但其重要性与冲击力却不能低估，读者势必会在父母个人伤痛与民族伤痛之间建立起一种象征性的联系。虽然把伤痛转化为文字绝非轻而易举，但格罗斯曼竟然奇迹般地实现了读者的这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