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为观众现场书写东巴文

东巴文《神路图》，东巴绘画艺术中的珍品。它既受藏传绘画艺术影响，又具有纳西族传统风格特色。

东巴文《东巴舞谱》，为纳西族古老的宗教东巴教记录和传授跳神舞蹈的仪式程序、内容、跳法的一种经典。共记录了34种东巴舞蹈。

彝文《百乐书》，“百乐书”系彝语音译，是滇南彝族对民间流传的一种彝文典籍的统称，其特点是用图、文对照的形式反映流传地彝族的社会和生产生活情况。

水文《吉书》，清抄本，以天体五行、龙凤图示标注百事择吉专用书，是水族民间知识典籍。

傣文《粘响》，傣族五大诗王之一，全诗一万余行，讲述苏年达与邻国勐西丙公主相爱，勐西丙国王得知后极力反对，苏年达率领森林里众多动物在勐粘响与其展开了历时3年的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与公主结为夫妻。

藏文《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

少数民族古籍出版成果

水文《大旺》

蒙古文《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古籍修复成果《古越族民歌》

参观展览的少数民族学生

“第一次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有这么丰富的文化，这么美丽的文字！”

“第一次直面少数民族文化，无比震撼！”

这是“民族遗珍 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全国巡展上的众多观众留言之一二。其中“惊叹”“骄傲”“震撼”是出现频率最多的留言。

在北京站的巡展现场，身着民族服装的东巴现场书写的东巴文字成了观众们热抢的目标，观众们手拿东巴纸，排队等着东巴写下自己想要的吉祥语——“天道酬勤”“吉祥幸福”……

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少数民族古籍的独特风采和珍贵价值，2016年，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启动了“民族遗珍 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全国巡展，已先后在广西南宁、新疆乌鲁木齐、云南昆明举办。巡展是30余年来首次对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的大规模集中展示，数十万观众参观展览，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2017年7月25日至8月4日，北京站的巡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精选了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古籍珍品和保护成果，展示30余年来全国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普查、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等工作取得的成就，旨在使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增强民族间文化认同，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伟大意义。

据悉，此次北京站展览是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首次进入国家博物馆，展览精选了现存少数民族古籍中具有代表性的珍贵原件，多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项目的珍品，这些实物共178册（件），其中含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的30件展品。此外，展览还展出了部分省区30多年来整理出版的少数民族古籍大型出版成果16种、1000册和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成果展示板31幅。本次展览展示的文种包括：东巴文、彝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古壮字、布依文、水文、藏文、八思巴文、傣文、回鹘文、蒙古文、满文、察合台文、于阗文、佉卢文、突厥文，共18种。同时现场还展示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等传统技艺。这样的展览规模，可以说是多年来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古籍人的一次盛大亮相。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主任李晓东，30年来亲身经历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从无到有的巨大变化，感慨良多——

记 者：在您看来，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李晓东：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整理和研究是一项功在当代、利泽千秋的工作。少数民族古籍内容广博浩瀚、形式丰富多样，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特有的文化遗产。通过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少数民族古籍，对我国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智慧结晶和文化精粹进行抢救挖掘、保护传承，全面展现中华各民族成长和发展的光辉历程，这不仅有利于弘扬我国的民族文化，还对密切中华各民族源远流长、血肉相连的民族关系，提高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增强民族自强、自立、自尊、自信意识，推进各民族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培养各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少数民族古籍事业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自“十二五”以来，中央将推动文化建设和文化改革发展作为全党全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并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2013年12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做了重要论述，并提出“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生动诠释了中央对发展古籍工作、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期盼。进入“十三五”后，中央再次强调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战略重要性，将文化认同作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虽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还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从当前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我们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

记 者：在此前的各地巡展中，观众反响如何？

李晓东：广西站、新疆站、云南站均已成功举办，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这三站的巡展中，我们收获了不计其数的观众留言，留言簿上到处可见“惊叹”、“骄傲”、“震撼”这样的字眼，还有更多的人写道：“第一次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有这么丰富的文化，这么美丽的文字，太激动人心了。”“56个民族，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的少数民族兄弟们，你们太棒了。”“我们拥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少数民族兄弟贴心的话语，巡展上动情的留言，让我们心生自豪、信心倍增，这在我们古籍工作者听来，是世界上最美最动听的语言了。少数民族古籍，不仅真实记录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更镌刻着56个民族共建家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精神！古籍工作也许没有那么多耀眼的光辉，但作为传承文化的使者，它却如春雨一般，浸润着各族人民的心田，实实在在地拉近了56个民族的心，共同筑就了大家庭的温暖，推动着伟大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记 者：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目前的重点工作是什么？

李晓东：对我们来说，“抢救”始终是放在首要位置的，“救书、救人、救学科”是我们的工作方针。由于种种原因，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整理缺乏历史基础。直到1984年，全国性的保护整理工作才逐步启动，但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座让历史的风雨冲刷得支离破碎的巨大书库，大量有价值的古籍被岁月埋没、破坏和流失。同时，由于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专业性强、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浓厚等多种原因，精通此类文化的专业人才数量有限且培养难度较大，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传承人大多年事已高，而在全球化浪潮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内容相对晦涩封闭的少数民族古籍感兴趣的人很少，学习传承古籍的热情不高。随着一批批老艺人的逐渐离世，大批的少数民族古籍变成无人能识的“天书”。因此，“救书”和“救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依然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举例来说，比如四川凉山尔苏人的尔苏沙巴文献、贵州布依族的布摩文献、广西那坡的彝文献由于没有传承人，目前似乎已无人能够识读。1965年云南丽江地区组织召开东巴座谈会的60位老东巴，现在已经全部去世。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曾经有一位在当地很有名望、精通彝族文字、能诗善赋的毕摩，保存着60余部彝文古籍，旁人无法看懂。多年来，为传承民族文化，这位毕摩一直在寻访可以继承衣钵的传人。然而，由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承担主持祭祀、少数民族“典礼”活动的毕摩已很难维持生活，没人愿意承袭他的衣钵。当这位毕摩去世时，因为不知道这些古籍的珍贵更不知道将它们置于何方，家人怀着对死者的眷恋和对神灵的畏惧，将这些古籍当作毕摩的随葬品，抬到他的坟旁焚烧，使这些民族“瑰宝”随着青烟袅袅“升天”。还有藏族的说唱艺人、羌族释比、苗族师公等民间艺人和古籍传承人，现在绝大部分都年事已高、后继无人，一旦谢世，他们所掌握的那些文化遗产也将被永远带走，造成难以弥补的遗憾。

记 者：经过30年的发展，新形势下的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有什么变化？

李晓东：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提出“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些是对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新形势下做好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向和目标。

从1984年创建机构至今，我们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机构已形成体系，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相应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机构，同时，13个民族建立了跨省区古籍协作组织，为少数民族古籍事业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当前，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正积极推进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信息化、数字化和规范化建设。建设“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资料信息中心”“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收藏与修复中心”，编制“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等都是近年来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重点项目。

记 者：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可以说是一项默默无闻的工作，是什么让您30多年一直在坚守？

李晓东：记得我们在做《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这个项目时，需要深入调研，大量走入田间地头，走入少数民族百姓家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基层少数民族百姓表达这样的想法：通过重新认识这些古老典籍和口传文化，更加认同了自己本民族文化，更加认同了中华民族文化，也更加认同了我们56个民族的大家庭，你们的工作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这样的心声让我们无比自豪，更实实在在地受鼓舞，这是我们听到的最美的语言。

记 者：您曾经谈到，很多基层的整理研究人员在搜集整理少数民族古藉时深深感受到了自己民族文化的伟大，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深刻意义。

李晓东：的确是这样的。举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吧，广西省民委古籍办主任韦如柱，他的家乡是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1993年韦如柱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成为少数民族古籍专业的第一批学生。1997年，韦如柱大学毕业后来到广西古籍办，成为当时惟一一个专业出身的工作者。来到广西古籍办后，韦如柱接触到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搜集整理壮族民歌。在此过程中，他渐渐懂得了古籍工作的意义所在。就这样，韦如柱开始潜心投入到壮族古籍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当中。学过拼音壮字的他还把壮语民歌翻译成了汉语。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韦如柱对古籍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他也感觉到身上的担子越发沉重。2000年，在广西自治区政府的支持下，《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被列入壮学丛书重点项目，并于2004年在北京举办了首发式，这部被誉为南方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典范的著作，也标志着广西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日趋规范化。2003年，广西古籍办启动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壮族鸡卜经影印译注》。这一项目历经10年坎坷，终于在 2013 年得以出版问世。

如今，经过30多年的发展，广西的民族古籍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抢救搜集到少数民族古籍10000多册（件），翻译整理出版各少数民族古籍成果800余种 ；积极开展古籍复制和修复工作，启动民族古籍数字化工程，积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广西珍贵古籍名录；通过举办培训班等形式，逐步建立了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工作队伍，为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持续发展培养人才；以民族古籍整理成果打造的“布洛陀文化”“密洛陀文化”“侗族琵琶歌”“仫佬族依饭节”等逐渐成为广西民族文化的知名品牌。

不知不觉中，韦如柱已相伴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事业将近20年。经过实践，韦如柱发现民族古籍工作值得做，而且应该继续做下去。他把民族古籍工作当作神圣的事业，希望通过努力把民族精髓传递给下一代。这是他继续努力耕耘的动力，也是立志毕生奋斗的目标。

像韦如柱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既是民族古籍事业的力量，又是民族古籍事业的未来！（摄影：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