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对长篇小说的创作状况进行年度盘点时，我们一般会用到“大小年”的概念。而长篇小说的创作更是有它自身内在的节奏，因此“空档”与“扎堆”的情况总是交替出现。2016年的中国文坛，颇有些长篇小说“扎堆”的迹象，堪称当代长篇小说的“大年”。这首先体现在贾平凹、张炜、方方、格非、北村、吕新等一线名家纷纷出手，一时间可谓精彩纷呈；而另一方面，付秀莹、张忌、张悦然等年轻作家也隆重推出了自己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作品，带给人们诸多的惊喜。因而从某种程度来说，可以将2016视为创作水准与小说风格等多方面成就都堪为出色的一年。

而就2016年的长篇小说的总体创作而言，无论如何，现实题材的书写，依然是重中之重。在此，作家们或是从现实的问题切入，在一种“仿真”的非凡虚构之后，思考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或是从自我的经验出发，在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展开对于身处世界的探索；再抑或是干脆以科幻的方式，在荒诞中把握当下变动的“现实”，这些多样的表达都可谓匠心独具。另外，由于2016这个相对特殊的年份，历史尤其是特殊时期的当代史书写显得有些集中。这也难怪，敏感的作家们当然不会放弃历史叙事这个巨大的抱负，甚至总能常写常新。除此之外，历史及其个人的成长，历史之外的传奇，以及海外华文作家多方面的艺术表达，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现实性、问题与经验的探索

在对2016年的长篇小说进行简要梳理时，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一批具有宽广社会容纳度的作品，这都显示出当代作家向现实提问的能力。

北村的《安慰书》讨论的是“官二代”陈瞳激情杀人是否应该得到宽恕这样敏感的社会问题。这固然是对现实议题的及时反映，但作为一位有宗教情怀的作家，将写作当作一种教义的探索或忏悔讲述的北村，必然将现实的题材引入思索的层面。因而，小说所着力经营的人性的底色与灵魂的拷问，以及最终的生命意义的“安慰”问题，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灵魂深度，但作者的先入之见与情感的偏执，还是将小说引入阶级的歧途，即如人所指出的，“北村将陈瞳天使化和将底层人物丑陋化的描写，无疑是将基督慈爱的光辉只照临到少数人身上，这是该部作品的瑕疵。”

孙慧芬的《寻找张展》是一部讲述90后志愿者的“命题作文”，以此显示作者对于当今时代“新新人类”的重新认识。小说中，众人眼里面目难辨的张展，在父亲空难去世后，开始追问父亲究竟是谁，而父子之间原本的冲突也逐渐化解，这也是张展自我救赎的全新开始。在此，无论是旁人眼中的“坏孩子”还是张展眼中的自己，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内心始终坚守的澄澈与明亮。小说也由此切入作为特殊教育志愿者的张展内心并未泯灭的亮光，以及他简单的高尚背后生命所遭遇的瓶颈，以及更为内在的命运深渊。因此，小说所带来的思考是复杂的，有代际的冲突与理解、成长的幽暗与挣扎、官场的强盛与世俗以及家族根脉的漠视与传承，小说也在这繁复的呈现中塑造出当代文学中极为奇缺的“真正具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形象。这也是孙慧芬小说传递正能量之所在。

焦冲的小说一向以北京城市空间为背景，以极具现实感的方式呈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小说《微生活》聚焦的网络“段子手”们的生活及其媒介真相，涉及行业内幕与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思考，而《旋转门》则重回作者《北漂十年》等作品的路数，以都市白领并不如愿的人生来串联五光十色的北京生活。小说通过一次匪夷所思的“撞车”，让城市的人群相遇，从而获得他们之间的有机关联，这是碎片式写作的常用招数，其中当然也不乏巧合剧的“狗血”情节。在此，视频直播的农民工、行骗为生的流浪女、卷款潜逃的小白领、压力深重的同性恋者，各色人等在此遇合，再加之社会热门桥段的演绎，平淡的故事被写得有声有色。而在这背后则是都市白领们的伤痛与无奈，从而也呈现出都市的丰繁与人性的斑斓。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同样是一部以北京为背景的具有深广社会内涵的小说。各色人等都在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中一一亮相，而这些看似迥异的人群，都无一例外地承受着内心的焦虑、无奈、惆怅和压抑，以及奋斗之中的苦不堪言。这便是当今城市的现实。小说犹如一部计算精确的仪器，将诸如城乡差距、阶级分野等社会议题，与“雾霾”之中的压抑、人群间相互理解的难以实现，以及知识分子的愧疚、罪感与个人救赎等有效拼接，几组丰富的意象便构成了这个城市万花筒般的复杂表情。

在切入当下现实生活的作品中，《极花》《陌上》等小说涉及的乡村世界无疑值得认真关注。在长篇新作《极花》中，贾平凹出其不意地以“妇女拐卖”为叙事焦点，充分表达他由来已久的对于乡村命运的现实关切。小说试图在广受关注的“郜艳敏现象”之上深入思考，挖掘现实背后的问题。事实上，这是小说所试图切入的问题视阈，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然而，小说鲜明的情感倾向与略显偏执的想象性方案，却在不经意间冒犯了大众的性别观念，从而引出一系列的伦理争议。但小说本身，却在城市与乡村、女性主体与农村命运之间，构成了一种深切的情感矛盾与伦理困境。一方面，作为文本的正义，贾平凹显然是极为痛恨乡村的原始、蛮荒，以及人心险恶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乡愁的呈现，《极花》又对乡村的命运抱有深切的同情。甚至正是因为这种对于生殖繁衍意义上的乡土存亡的关注，小说中的拐卖行径变得可以理解，如贾平凹所辩护的，“如果不买媳妇，村子就会消亡。”如此一来，小说中的残酷与荒诞，便有了“同情之理解”的基础，这也是他自《秦腔》以来着力营造的乡村挽歌的题中之义。

付秀莹的《陌上》足以令人惊艳。有人戏言其“以《红楼梦》的方式写社会主义新农村”，“《红楼梦》的方式”不假，那笔法，那腔调，那“细节的洪流”，以及在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人情世故中见出人性的微妙凶险与复杂难言，都可看出年轻的作者在向经典致敬。然而小说里，芳村这个“乡村版大观园”，却全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与生机。在此，传统乡村的淳朴美德早已消失殆尽，小说意境的辽远、苍茫以及升腾的诗性背后，所有的故事都暗藏凶险与心机，一派优雅和谐的内里却是千疮百孔，一切都是以金钱和权力为核心的利益社会。那些混乱的性关系，以及围绕性关系展开的勾引、讨好与欺凌，也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诉求。小说中的大全，是一个西门庆式的人物，他最喜好的只有两点，“一个是钱，一个是娘们”，而陌上花开的女性群像则无不匍匐在金钱权势的脚下，他们的情感与歌哭因此而更加令人心酸。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乡村的道德、人际与精神世界被侵蚀的现实，也都集中到了这个乡村权势人物身上。小说正是运用这种破碎的整体性写出了乡村衰败的精神现实。

在小说的世界里，那些别样的故事，总是特别吸引人。比如，在张忌那里，当和尚做空班只为赚钱度日，而如夏商所写，将心爱的女人做成标本……这些虚构的故事，掺杂着作者真真假假的知识与经验，显得如此动人。而这一切故事背后所指向的，则是无处不在的现实。张忌的《出家》以农民工进城的故事切入，却意外地打开了尘世与佛门的通道，作品也由此被誉为“一部承袭汪曾祺《受戒》传统的新小说”。这也难怪，“白天他是庙里的住持，到了晚上，他可能是你的父亲、丈夫、儿子”，这确实是故事主人公方泉的现实状况。然而，小说其实更容易让人想到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此，方泉的艰辛，他为生计所迫的困窘与落魄，他的无助以及卑微的极致，都让人动容。偶尔的机缘巧合，使得另一扇门向他打开，门里有一个全新的世界，方泉摸索着踩了进去，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做空班、当乐众、当方丈。在这个“末法的时代”，吃斋念佛早已成为赚钱的行当。因而，出家对于方泉来说，不是信仰的改变，而是另一种世俗命运的开始：尘世才是修行的所在。小说最后，方泉站在城市的马路上，透过鼎沸与喧嚣，他看见了“人潮汹涌，旗帜招展，一个人坐在法台上，双手合十，仁慈地俯视着众生。”他就这样于万丈红尘、十方世界中，与自己劈面相逢。那一刻，他或许找到了最真实的自我。

夏商的《标本师》通过叙事嵌套的方式引出一本遗失的日记，从而展现出日记背后惊悚凄绝的爱情故事。在此，小说的主人公标本师，其崭新职业的知识性，以及冷僻角色的猎奇性，都为故事增添了别样的魅力。如人所言的，这是一部“穿着爱情外衣的知识小说”，确实关乎知识，那些人所未知的制作动物标本的步骤要领，被小说作者娓娓道来，以至让人惊呼，这是一部“标本制作知识的百科全书”。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是一部讲述残酷、扭曲爱情的惊悚小说。小说之中，一男一女两个凶手，“以爱的方式相互确认”，这两个爱情的奸细，试图遗忘掉各自的昨天，但最终还是被残忍的回忆所击败。在男男女女们有关爱情的背叛与报复、怀疑与妥协、忏悔与绝望之后，人们不禁感慨，“无论我们如何怀疑，世间总有一些飞蛾扑火的爱情。”这段“将深爱的女人制成标本的残酷爱情”，终究见证了人性的幽暗与爱情的决绝。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黄惊涛的《引体向上》。它看上去更像一部科幻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我”和妻子一起通过某条神秘的栏杆驾车冲出太空，逃离尘世并且在太空中的孤岛生活的奇妙历险故事。其中，小说大量的篇幅是在描写“我”和妻子之间的天马行空的对话，而这些嬉笑怒骂荒诞不经的叙述，其实意在揭示人类社会中金钱和欲望交织的蝇营狗苟的荒谬生活，即小说通过“我”的口吻讽刺了人类社会的荒诞境况和可笑之处，因此也被认为是一部“让人返回自由之身和自由之心的作品”。

记忆、回望与历史的“幽灵”

对历史的反思，似乎是这一年长篇小说的重要议题。事实上，每逢关键年份，对于历史重要节点的重述，总是具有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吸引着作家们纷纷出手。方方的《软埋》通过历史的“失忆”与重新打捞，来还原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真实”，以此建构一种“拒绝遗忘”的伦理姿态。在此，“土改”的历史以其巨大的痛感，带给人们炼狱般的“震惊”，以此让人在历史的反思中思考人性的尊严。然而，小说更加令人惊叹的却是其叙述的精巧。故事通过回忆慢慢展开，而在此之中，不可思议的巧合固然推动着故事向前，但那些“真相”的只言片语不断制造的悬疑，才是“传奇剧”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软埋》的最大惊喜其实在于作者历史观的微妙变化。小说最后，“真相”的揭示在于“受害者”的“作恶”以及家族的“内斗”，而非习惯意义上个人与体制的绝对对抗，这便使得小说批判的锋芒由传统意义上的“绝对之恶”转向了普通人的“平庸之恶”，这种“求新”意识的背后传达出一代作家与历史“和解”的从容。

同样，吕新的《下弦月》虽被视为一部“以先锋小说的形式写出的‘右派文学’”，但相对于同类作品而言，小说的主要特色在于其叙述重心的转移，知识分子蒙冤、受难和控诉的声音大幅削弱，而过去不太关注的知识分子及其家人的精神和生活状态得到突显。小说以大量细节勾勒出他们的生活，也刻画了他们在困境中挣扎的失望、忍耐与期盼。因而在此，“先锋”不仅为小说带来了叙述的形式，也提供了另一种进入历史的方式。

接下来值得关注的便是80后作家张悦然的《茧》，这部作品清晰地显示了这位年轻作家“青春期写作”的“历史转向”。如人们所看到的，《茧》的故事核心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一幕悲剧，主人公李佳栖的爷爷涉嫌将一枚钉子楔入另一位主人公程恭爷爷的脑中。由于历史的真相被祖辈牢牢隐瞒，使得一切都变得迷雾重重。但事实上，历史早已通过种种方式对父辈们施加着影响，而他们的恩怨情仇则深刻改变着“我们”的情感与命运。在此，国家的历史被压缩成家族的历史，又蜕变为个体的情感和记忆，这就是历史的悲剧带来的伤痛。

然而，这个嫁接而来的故事，如此轻易就进入到“我”的记忆之中，甚至构成了历史厚度的核心来源，这多少还是让人觉得过于轻巧。父亲一生的仓惶、倔强与颓废，既有对于爷爷的徒劳反抗，更有一种难言的理想破灭的痛苦。这种历史回溯的人物设计如此巧妙，一下就网罗了主流文学最为热衷的历史节点，剩下的事情就变得简单起来。这也是80后写作的历史宿命所在，他们没有自己的历史，而只能通过讲述父辈的历史，去触摸祖辈的历史。然而即便如此，她也要试着迈出这一步，只为做出一些改变。因此，尽管小说所标榜的历史厚重令人怀疑，但在历史的缝隙之中，张悦然风格化的写作方式还是给人带来了长久的感动。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其历史的讲述之中，

张悦然并没有丧失她原有的风格化的“腔调”，以及文字里最为动人的“生气”。那些玉女的忧伤，青春的独白，疼痛、颓废、病态与毁灭，乃至极端情绪的描摹都依然如故。她少女时代的笔锋，青春期写作的热情与细腻魔幻的词藻，以及温暖的意象流露的真情与爱意都让人莫名感动。

吴亮的《朝霞》在内容上承续了《我的罗陀斯》中对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的回忆，但又不局限于上海、不局限于70年代。小说中，那些眼花缭乱的杂糅、镶嵌的片断，如此零碎，构成一幅特定年代的面貌模糊的历史拼图。在此，阿诺和他的伙伴们的70年代，以“文化大革命”为核心所展开的人事命运，让那些故事的碎片纷纷扬扬，填充在小说的各个角度，等待着人们去仔细辨认、归类和细细品味。正如程德培所说，

《朝霞》“记录了一群被称之为寄生虫、社会闲杂人员、多余的人、卑微者、罪犯与贱民、资产阶级遗老遗少，他们像废品一样被遗弃，或者像‘丧家之犬’无处藏身。”小说饶有意味地记录了他们的偷情、闲逛，无所事事的攀谈，脱离实际的辩论，以此呈现他们的情感、歌哭以及颓废而迷惘的精神世界。小说松散的叙事结构令人印象深刻，它是如此庞杂而又繁复。故事千头万绪，断断续续，往往行到关键之处却戛然而止。再辅以大量的议论、思辨、对话与引文，或深或浅的哲学摘引与读书笔记，让小说的面貌不落流俗，甚至摇曳生姿。但小说终究深藏着一种倔强的精神性，如人所说的，“它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秘史，是一段长于此生的回忆。”

同样是有关上海的故事，王承志的《同和里》以怀旧的情绪与笔调，讲述1960年代的上海弄堂故事。作为一部以上海闲话为主的小说，《同和里》描绘上海少年“大耳朵”的成长史，从而钩沉起上世纪60年代“上海日常生活的肌理”。在此，“文革”时代的石库门，无疑在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之外，为作为城市空间的上海弄堂的文学呈现，增添了极为独特别致的一笔。“这样的作品早该有人，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如今，上海的弄堂越来越少，弄堂生活的气息也在消散。因而，这部小说也被认为是一种上海气质的“见证”。

回望历史中的乡村，注视它的变迁，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现代乡村伦理和历史变革，是《望春风》《大风》《夜长梦多》等小说竭力展开的内容。格非携《望春风》“重回时间的河流”，小说以半个世纪中国乡村中的人物命运和历史变迁为焦点，对逝去的故乡和老去的故人做了告别。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家乡彻底消失之后，才开始追溯它的源头，并描述自己对它的记忆”。但他所面对的，却并非全然是历史的残酷，尽管其间也包含着突如其来的死亡，但在隐藏的历史控诉之间，也不乏温情与暖意。李凤群的《大风》以一个家族四代人的不同叙述视角，勾画出60年间的家国变迁。所谓“十年求生史，四代漂流记”，这也是一个地主的“逃亡”所引发的几代人关于生死、尊严、记忆与身份追寻的故事。其间铭刻的，是卑微的小人物，他们沦落、迁徙，历尽艰辛的身份转换，奋力图存的苦难过往。这也显而易见地表征着历史的“野兽”加诸每个个体的命运。“历史的大风似乎在他们身上看不出痕迹，但是，每一道纹理都写着：命运和中国。”历次的社会运动，一场场的时代之风，它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也让置身其间的普通人身不由己。“大风过后，草木有声”，这恰是《大风》的声音。

除此之外，赵兰振在《夜长梦多》里的尝试无疑也值得关注。《夜长梦多》不啻是一部有关南塘的“地理志”。故事以嘘水村的自然人事为中心，讲述南塘野地的神秘与雄奇。小说之中，那些层层叠叠的神秘气息弥漫开来，毫无由来却令人猝不及防。而在这蛮荒的原野里，幽深繁密的景致之中，夹杂着过往岁月的荒谬与血腥。我们的主人公，那个乡村月夜里孤独游荡的少年，便带着他的忧郁与感伤，步入那个令人嗟叹的无尽黑夜，他的无端蒙冤和刻骨创痛不禁令人感慨。小说以深情的笔墨，书写乡村的历史与现实，铭刻那些需要被郑重缅怀的历史创伤，以及永难磨灭的、在屈辱中艰难成长的个人记忆。为了抵抗“虚无性”的焦虑，小说拼命捕捉乡村的神性，以此建构残存的价值与意义。因而我们也得以在小说中见证那些原始的蛮荒、灵性的大地上游荡的神神鬼鬼，以及“泛灵论”的世界里遍布的悲苦与奇迹。在此，确定的意义在于某种抽象的根的意识和暧昧的家园情结，以及有关母亲、大地的虚妄想像。而这些，对于如何在全球化的历史格局中重新锁定当代中国的主体性，于传统价值伦理中追索过往岁月的理想与荣光，都具有一种难得的现实意义。

“传奇”、地方性与自我的展开

那些严峻的历史，在其通俗化的言情讲述之中，便可清晰地看出“传奇”的影子来。张炜《独药师》的灵感来自他大学毕业后在档案馆的工作经历。有一天，他在老库房里发现一个晚清时流传下来的小手提箱，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关注箱中档案提到的在胶东半岛上流传了几千年的神秘养生术。于是，养生、革命与爱情这几个关键词，便将历史的“档案”叙述为别开生面的“传奇”故事。

葛亮的《北鸢》被称为一幅民国时期的“清明上河图”，亦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细节钩沉为主要笔法的民国野史。在此，这位身世煊赫的作者只需“遥望父祖辈的风华与沧桑”，再加之不失时机地向《红楼梦》的致敬，便可轻易经营出这部小说“既古典又现代的叙事风格”。赵本夫的《天漏邑》采用了双线叙述，一为天漏村人宋源、千张子抗日及宋源解放后追查叛徒的故事，一为大学教授祢五常带领学生到天漏村考古的情节。一方面是革命野史或曰“抗日神剧”，另一方面则在聚焦三千多年的天漏村这个不折不扣的文化遗迹。因而，作者的笔触既深入到人性的幽微之处，思索“抗日英雄”所蕴含的复杂人生况味；又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天漏邑这一自然地理村落之异状加以考辨，于纪实与虚构之间，呈现出人类文明的一种原生态存在。

在单纯的故事或“档案”之外，以个人的方式切入历史，则不止升腾起非凡的传奇，也包含着自我的成长。王刚的《喀什噶尔》续写了《英格力士》的故事，小说借由十七岁的“我”参军来到南疆军区文工团，打开自己的青年记忆，以此倾诉关于新疆的一切。小说显然具有浓郁的自叙传性质。在此，那些过去年代的美好与扭曲都历历在目，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之心袒露出来的，他毫不避讳那个年纪的秘密：“我”的荷尔蒙欲望，对文工团女人的念想，对身处边疆被压抑的青春期的不安，以及对于那个严肃年代的敏感脆弱和无法排遣的孤独。

《非比寻常》是李师江《中文系》之后又一部个人自叙传性质的长篇小说，讲述他毕业三年的生活。书中涉及省文联、西禅寺、洪山桥、左海公园、东街口、福州大学等诸多福州元素。当然小说最为核心的，还是那些青春的爱情故事，以及爱情的破灭带给人的伤感。而小说最为出彩的人物则是薛婷婷、左堤这两位女性。她们一个代表着不可知的未来，一个代表着消亡的过去。年轻的薛婷婷看似天真，却始终与“我”相隔甚远；而相隔两地的左堤虽与“我”心有灵犀，却始终有缘无分，小说最后，她情感的抑郁以及自我毁弃的决绝更令人震惊而心碎。《非比寻常》的语言体现了李师江一贯的机智和凌厉，故事流畅而诙谐，更为重要的是小说运用的真实姓名，使其“看上去”更显真实而尖锐，体现了作者的诚恳与率性。

双雪涛的《聋哑时代》以一所东北小城的中学为背景，讲述几个性格鲜明的少男少女的故事。小说以人物为核心，以互见的方式串联呈现，形成整体，讲述他们的叛逆、抵抗与顺从，青春的纯情与残酷，其间亦有自我的精神成长。小说也因此被称为80后青春时代的缩影和真实写照。相较而言，他的《天吾手记》这部向村上春树致敬的小说，则融汇了童话气质与奇幻元素，显得别具风味。小说如拼图般交叉闪回，用九个片段拼出了大陆和台湾两个地区的少男少女的几段各异的成长往事，在他们寻找人生意义的过程中，体会人生与命运、信仰与人性、善与恶、爱与奉献等种种哲思，显示了双雪涛关于小说创作方式的新鲜尝试。

“地方性”与自我的敞开，是朱山坡《风暴预警期》的内在标识。那些粗犷潮湿的南方故事，荒诞不经的市井传奇，在他笔下徐徐展开，只为追怀童年记忆里的“南方”。在那无尽的岁月里，当摧枯拉朽的台风骤然降临时，一切挺立的东西都心怀恐惧，绝望的哀号响彻云霄……然而，南方终究消失了。或者说，它跟北方一样，跟所有的地方一样，变得“遥远而陌生”了。于是，深情追忆正在消失的“南方”，就成了《风暴预警期》里撼人心魄的仪式。在遥远的蛋镇，风暴以及风暴中的人与事，那些散乱迷离的人物群像，无不让人惊奇而感慨。小说呈现了1980年代初期时代变迁的社会风俗场景。在此，一群生活在南方的小人物，他们孤独、苦闷、冷漠、狂热、挣扎、探寻，追求理想，寻求理解，渴望爱和被爱，以及无法遮蔽的伤痛，都在时空交错中抵达纵深和宽阔，而叙述的活力也得以迸发。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借此最大限度地修复了个体的“南方”记忆，使其消失的步伐来得更加缓慢一些。

同样是立足于“南方”叙事，海南作家林森的近作《关关雎鸠》也顽强地瞩目于一种难得的“地方性”。在林森笔下，海南小镇二十多年来不断衰败的历史，伴随着个人的成长记忆被清晰地讲述。在此，神灵不再，黄赌毒横行，构成了商品经济大潮中的基本现实。小说之中，社会史与风俗史的整体性，虽然只是呈现为一种简单的道德评判，而历史的具体性也只是通过标志性的现实景观的流转所简单锚定，但作者的全情投入，以及由此而来的成长的诗意，还是让小说如此动人。

乡愁、离散与资本的秘密

近几年来，著名华人作家陈河的创作专注于发掘历史，其作品以史料扎实，文学架构具有现代性著称，其小说新作《甲骨时光》就是材料的历史发掘与文学的虚构想象有机融合的产物。小说以甲骨学家董作宾为原型，讲述了1920年代，甲骨文专家杨鸣条受傅斯年所托，来到安阳调查、发掘殷墟甲骨的故事。在陈河的笔下，时光回溯到抗战的硝烟之中，一批爱国人士怀抱着历史使命在危难之际聚集到一起，围绕殷墟甲骨文物，展开了一场百转千回的民族文化保卫战。在此，他以殷墟甲骨为契机，在中国古老文明的神秘地带跋涉，在纪实与虚构之间，重塑了国人的勇气、智慧与气节。

这也成就了作者“写一本有神奇故事的好看的通俗小说”的夙愿。而事实上，小说不仅成功地“让艺术的想象力飞上了历史的天空”，写出了“一片眼熟中的一个陌生”，也顺利达成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所蕴含的文化乡愁。

乡愁与离散的孤独情绪，是海外华人作家惯于表达的主题。薛忆沩的《希拉里、密和、我》正是一幕发生在“全球化的大时代”的“异乡”故事。在蒙特利尔那个奇特的冬天里，妻子的去世与女儿的出走，让“我”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危机。在绝望与虚无的境地里，“我”的内心一片灰暗，那些悲伤、孤独以及“深不可测的冷”也席卷而来。然而幸运的是，冰天雪地的皇家山上，两个神秘莫测的女人同时进入了“我”面临崩溃的生活：一个是“健康的病人”希拉里；一个是坐在轮椅上、在寒冬的海狸湖边埋头写作的密和。这两个奇特的生命用她们的矛盾激活了“我”几乎已经被日常生活窒息的好奇即对生活本身的好奇。这强烈的好奇不仅让“我”对“未来”产生了憧憬和焦虑，也让我对“现在”产生了从没有过的充实和饱满的感觉。而更神奇的是，它甚至让“我”对“过去”也产生了全新的认识。小说讲述的是那个孤独的异乡人，在生命被抛掷进无尽的虚空之后所遭遇的生命奇迹。在此，“三颗微不足道的沙粒”被这个时代的潮汐带到了皇家山上。在这迷人的瞬间，“时间像玫瑰一样绽放”。三个人物背后充满悬念的故事讲述了生命的真相，也展示了现代人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困境。

当然，海外的故事也并非都事关离散。唐颖的《上东城晚宴》讲述的便是从上海到纽约跨越双城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里约到纽约度假访友，在一次晚宴中结识了成功的华人艺术家，她得知这个男人是通过他富有的白人妻子的帮助，才得以在纽约的艺术圈发挥他的才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便在心里称他为“于连”。对里约来说，“于连”象征了纽约上东城的奢华生活以及神话般的成功，他强烈的个人魅力，使得里约在明知会遭遇什么结局的情况下，仍然陷入了爱的迷狂。在此，我们固然随里约一道感受惊人的财富所带来的性高潮的幻觉，如小说所言，“假如他是个loser（失意者），同样的身体同样的器官同样的激情，还会有性高潮的幻觉吗？”然而，物化世界的诱惑与压迫，还是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展开。这是一个自私专横、野心勃勃的男人。而他们之间长久的暗战、欲擒故纵的调情游戏，在带来“刀锋上行走”的“奇遇的高峰”之余，更多还是让故事中人黯然神伤。于是，向往与沉迷、犹疑与警醒、飞蛾扑火的激情与欲罢不能的折磨，构成了这注定毫无结果的恋情的全部事实。不过小说最后，可怜的里约终于获得了解脱，她嫁给了艺术事业上无法成功的高远，看透浮华的夫妻俩以甜品店谋生，虽忙碌却充实，让人心灵宁静，也让这个不乏童话色彩的结局倍感温馨。

严歌苓与张翎都是传奇的高手，前者的《上海舞男》与后者的《流年物语》都给人深刻印象。看得出来，她们都特别擅长讲故事，对于故事有天生的敏感，也执着追求故事的吸引力，展现的亦是故事的迂回复杂与细腻感人。

尤其是《流年物语》的作者张翎，擅长以恰当的方式来经营故事。她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认真而慎重，甚至把他们当做精神分析的样本来对待。其内心的拿捏、创伤感的描摹、丰富的情感戏，都是极为细腻动人的。这一点在《流年物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坦率来说，小说重要的不是它的内容。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镶嵌在“文革”与改革时代的个人或家族故事。这种历史中的传奇，包含着历史悲苦、情感创伤、奇情与三角恋、底层的奋斗与隐忍以及发达之后的种种，甚至结尾处多少有些“狗血”的男主绝症而亡。这些情节剧的俗套并不令人惊奇，然而，作者也在竭力显示小说反情节的元素。即对于小说来说，重要的不是写了什么，而是如何写。小说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叙事视角的不断转换。每一章节都是不同的叙事视角，有时候是河流，有时候是瓶子、麻雀、钱包，有时候是手表、苍鹰、猫魂，甚至戒指，让人想起一些经典小说，比如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这种不断变换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也确实带来了不少新意。

在2016年的长篇小说中，《人境》《南方的秘密》以及《猛虎图》等几部讲述“资本的秘密”的作品也值得认真关注。带着一种缅怀的情绪追忆青春岁月，于漫长的历史跨度中全景扫描乡村与城市，在文学潮流的季节轮换中“以旧为新”，思考中国乡村向何处去，以此清理并反省我们的知识以及所谓的知识界，为在历史大势之中重建一个世界的愿景作准备，这是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的题中之义。

在此，小说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当代再现。这种文学传统的赓续有力地体现在对于重建乌托邦的执着想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我们时代的流行知识的全面反省、批判乃至决裂。小说的理念性特别清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伴随当代史而来的各种人物前后相继的理想主义情怀与乌托邦想像。具体依据时间为序，小说展现了三种乌托邦的想象方式，这也可以见出当代中国人不断求索的心路历程。小说通过马垃以及他的两个精神导师哥哥马坷与老师逯永嘉的实践与求索，体现出当代精神史中对于理想主义的不懈追求。正是借助这样的方式，小说基于现实，执着地重新想象一种乌托邦、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从中亦可看出刘继明的勇气、抱负与诚意。

刘诗伟的新作《南方的秘密》通过周大顺这位上下求索的乡村残疾青年以及他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如历史的切片般打开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南方的秘密”。如小说所讲述的，周大顺在特殊的年月上下求索，却并不如愿，残疾的身体令他处处受挫。为求生计，他只得超越常规，等待命运的垂青。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从地下“缝纫”起步，意外发现了生财之道。在那个光明正大地满足人们“穿衣物的需要”都有可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的年代里，他居然大逆不道地研制胸罩。政治经济的禁忌与身体伦理的禁忌，构成了肆无忌惮的冒犯，然而这又让他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同样是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刘诗伟的《南方的秘密》会让人不自觉地想起刘继明的《人境》。在《人境》中，改革时代的英雄是逯永嘉这样蕴含启蒙主义与个性解放的“风云人物”。由于写作重心的原因，《人境》中逯永嘉的发迹过程只是被轻巧地一笔带过，

而在《南方的秘密》中，这种改革时代的发展脉络则被更为清晰细致地予以描述。在此，如果说逯永嘉的成功，意味着一个风云人物理应实现的时代风云；那么周大顺的发迹则是以一个残疾人成功的荒谬来隐喻时代的病症。然而，两人的相同之处都在于他们惊世骇俗的性欲以及官商勾结的发展模式，这都象征着“资本”的“活力”与“原罪”。他们势如破竹的“野蛮生长”、不可避免的自我堕落以及在人生巅峰之处的轰然倒塌，无疑都是资本反噬其身的绝妙隐喻。

在《南方的秘密》中，周大顺于人生巅峰处的失败似乎不可避免，这是时代转轨的必然，这也意味着新的垄断资本时代对于周大顺的抛弃。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位“最大的得是搞懂了政治，最大的失是被政治放了鸽子”的“改革时代的传奇”仍然雄心不改地以胸罩的老本行为依托，酝酿着最后的“π事业”与“木马行动”。当然，此时的他似乎已在人生的起伏中顿悟了它的真谛，他开始着眼于生物质能源项目和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与开发。这似乎是一个像π一样无穷无尽可以永续经营的事业，这也象征着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方式对于旧有经营的“超克”。这便是作者所赋予的周大顺的新的时代反思，这个“伟大的残疾人”于命运起伏中对于正义的执守，在于有效荡涤资本内在的“罪感”以及资本的逐利性所携带的肮脏，于时代转型之中获得一种永恒的正义。这也是“南方的秘密”所竭力带给我们的启示。

此外，哲贵的长篇新作《猛虎图》用娴熟的笔法、平易的文字编织了一个与现实互为镜像的世界，刻印了这个时代的一幅生动图景。小说中的陈震东怀揣着借来的三千元钱从国营工厂辞去公职，利用自己采购的关系投入商场，从此翻开人生新的篇章。此后，他的服装厂越做越大，生意也日渐风光，但最后也是以破产而告终。这与《人境》《南方的秘密》这两部作品正好形成有效的互文参照。

如此看来，2016这个长篇小说“大年”的作品之丰富，总体样态之丰繁，艺术探索之多样，都确实令人称道。然而由此带来的问题在于，似乎难以从总体上对这一年的概况进行准确而全面的把握，而只能以点带面的形成进行初步的概括。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