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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绸之路的概念

随着中国于２０１３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落实，中国古代开辟的丝绸之路成为全球热词。２０１４年，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古丝绸之路的东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４—１５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２９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１３０多个国家和７０多个国际组织约１５００名代表出席。论坛发布的联合公报指出:“我们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加强互联互通倡议对接的努力，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注入了新动力，有助于推动实现开放、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我们重申，促进和平、推动互利合作、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法，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构建繁荣、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１]古老的丝绸之路，在２１世纪重新焕发蓬勃的生机。

何谓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何时开辟? 其实，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目前尚存争议，有进一步清晰化的必要。学界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是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而“丝绸之路(SilkRoad)”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von，１８３３—１９０５年)提出。李希霍芬１８６８—１８７２年间，到中国做了７ 次考察。１８７７ 年，出版«中国———亲身旅行与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China:theResultsof My TravelsandtheStudiesBasedThereon)一书，作者在书中把从公元前１１４年—公元１２７年，我国与中亚和印度借以进行丝绸贸易的西域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术语而后被学者和研究者广泛采纳。

但在我国史学家的著作中，对张骞出使西域这段历史的表述，并不都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如范文澜«中国通史»中，作如此陈述:

汉朝赢得对西域的战争，保证了西方道路的畅通。位于河西四郡最西边的敦煌郡成为汉朝和西域交通的总枢纽。从敦煌往西至楼兰，再向西即分为两条道:一条沿昆仑山北麓到于阗，称为南道;一条沿天山南麓到疏勒，称为北道。另外，从哈密往西也分为两条道:一条从天山南麓西去，跟北道会合后到疏勒;一条沿天山北麓往西到大宛和康居。从疏勒往西又分为两条道:一条往西南经过大月氏、大夏到安息，一条往西北经过大宛、康居到奄蔡。汉代以来中西交通的干线就是这些道路，从疏勒往西南的那条道路，通往印度、西亚乃至欧洲，所以尤其重要[２]。

中外文化交流在这种新形势下走进了新纪元。从西方引进来的物产，有汗血马，还有苜蓿、葡萄、胡桃、蚕豆、石榴等１０多种植物。在文化方面，有乐器乐曲等传入。印度佛教哲学和艺术，是在西汉晚期通过大月氏传到中国。一世纪中期，天山一带传进了希腊罗马绘画。而丝、丝织品和钢铁，是我国传到中亚乃至欧洲的主要物品。

范文澜在书中将张骞开辟丝绸之路的壮举称作“向西方‘凿空’(探险)”。

另一部史学名著———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则这样叙述这段历史: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月氏以合击匈奴。虽然后来目的未能达到，但武帝因此而知西域的广大，想招致西域各国。张骞以为从四川、云南，可通西域。但派人前去寻求道路，都不能通。自西南夷求通西域的使者，“传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即当今缅甸之地。后来匈奴的浑邪王降汉，今甘肃西北部之地，收入中国版图，通西域的路，才正式开通[３]。

吕思勉的结论是，西域为西洋文明传布之地。西洋文明的中心希腊、罗马等，距离中国很远，在古代只有海道的交通，交流不甚密切。西域则与中国陆地相接，自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西的文明，实在是恃此而交流的。

而有学者则认为，这条东西交通之路的拓辟要早得多。如«穆天子传»中记叙了周王朝的天子沿丝绸之路向西与靠近中亚地带的西王母以礼相见，并建立了深厚友谊的故事。«山海经»中的“敦薨”，即敦煌。可见敦煌很早就是中国国土。因此，丝绸之路早在西汉之前就已开拓到中亚、西亚，甚至更远的地方。在丝绸之路上，丝绸贸易之前已有了玉石交流，所以有的学者称之为“玉石之路”[４]。

由此可见，丝绸之路除了以沙漠绿洲丝路为主干道的北方丝路外，还有作为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即草原丝路;蜀至身毒(印度)的南方丝路;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和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

“２０００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这段话见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联合发布的官方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或可视为“一带一路”概念的官方定义。“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５]这一官方文件指出丝绸之路的开辟者，是“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并绘出了重点路线。显然，这一定义更为注重丝绸之路的国际性，而这也是丝绸之路之所以在当代重生的因由。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PeteFrankopan)撰著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将丝绸之路的历史总结为宗教之路、基督之路、变革之路、和睦之路、皮毛之路、奴隶之路、天堂之路、铁蹄之路、重生之路、黄金之路、白银之路、西欧之路、帝国之路、危机之路、战争之路、黑金之路、妥协之路、小麦之路、纳粹之路、冷战之路、美国之路、霸权之路、灾难之路、悲剧之路。最后，他以“新丝绸之路”作为全书的尾章标题，指出:当我们在思考下一个威胁将来自何方，思考如何应对宗教极端主义，如何与那些无视国际法的国家谈判，如何与那些常常被我们忽视的民族、文化及宗教建立各种联系的同时，亚洲屋脊上的交流网络正被悄然编织在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重新建立起来。“丝绸之路”正在复兴。在彼得·弗兰科潘的眼里，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世界史，它塑造了人类的过去，还将影响世界的未来[６]。

二、丝路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学

丝路文化，指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文化存在，包括丝路地域文化，也包括与丝路相关的一切文化创造。丝绸之路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孕育了极其宏富沉厚的文化内容，演绎了极其多姿多彩的文化风情。高高珠峰，巍巍昆仑;无涯沙海，辽阔草原;长河落日，大漠雄风;和平友谊，玉帛贸易;驼队马帮，蜿蜒跋涉;战火狼烟，沙场醉卧;少年壮志，卫国功成;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忍辱负重，斗室发愤……２０００多年历史的丝路，上演了多少壮美或悲怆的民族风情与人生故事，诞生了多少流传后世的文化经典。

关于丝路地域的文化创造，或许可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说起。因为«史记»的“卫将军传”和“大宛列传”最早记载了一般认为的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张骞的事迹。«汉书»更将张骞与汉将军李广利合为一传。从«史记»与«汉书»中，人们得以了解张骞拓辟丝绸之路的始末过程。汉武帝刘彻的«西极天马歌»，传说为西汉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作的«霍将军歌»，东汉学者、班固之父班彪的«北征赋»，东汉才女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或雄健，或沉郁，或哀怨。唐代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王维等的边塞诗，则以刚健奔放、悲壮雄浑的风格，描写了丝路地域的自然景色、生活风情、战斗情景与戍边将士忠勇报国的意气豪情。

丝路文化是从多民族聚居的丝路地域生长出来的，少数民族人民也是丝路文化的创造者，而丝路地域和题材关涉丝路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丝路地域产生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学经典作品———中国三大英雄史诗即１１世纪出现最初手抄本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形成于１５至１７世纪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正式形成于１３至１６世纪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北朝少数民族叙事诗«木兰辞»、鲜卑族民歌«敕勒歌»、１１世纪维吾尔族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长诗«福乐智慧»、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编纂的«突厥语大辞典»、１３世纪的蒙古族历史文学作品«蒙古秘史»、１４世纪维吾尔族拉勃胡兹的创世神话和洪水神话«先知传»、花喇子米的抒情长诗«爱情篇»。

元代，契丹人耶律楚材的边塞诗，风格雄奇伟壮，启人家国情思，如«过阴山和人韵»:“阴山千里横东西，秋声浩浩鸣秋溪。猿猱鸿鹄不能过，天兵百万驰霜蹄。万倾松风落松子，郁郁苍苍映流水。六丁何事夸神威，天台罗浮移到此。云霞掩翳山重重，峰峦突兀何雄雄。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通。细路萦纡斜复宜，山角摩天不盈尺。溪风萧萧溪水寒，花落空山人影寂。四十八桥横雁行，胜游奇观真非常。临高俯视千万仞，令人凛凛生恐惶。百里镜湖山顶上，旦暮云烟浮气象。山南山北多幽绝，几派飞泉练千丈。大河西注波无穷，千溪万壑皆会同。君成绮语壮奇诞，造物缩手神无功。山高四更才吐月，八月山峰半埋雪。遥思山外屯边兵，西风冷彻征衣铁。”耶律楚材诗中的边塞，不完全是战火狼烟之沙场，而是民风好客，鸟鸣花丽，充满迷人魅力的一方大地，如«庚辰西域清明»:“清明时节过边城，远客临风几许情。野鸟间关难解语，山花烂熳不知名。蒲萄酒熟愁肠乱，玛瑙杯寒醉眼明。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回鹘人马祖常关于西北少数民族风情的诗篇，亦形神生动，如«河西歌效长吉体»:“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紫驼载酒凉州西，换得黄金铁马蹄。沙羊冰脂蜜脾白，筒中饮酒声澌澌。”又如«河湟书事二首»，其一表现阴山一带风光与尚武风习:“阴山铁骑角弓长，闲日原头射白狼。青海无波春雁下，草生碛里见牛羊。”其二更是十分难得地描写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是丝绸之路作为开放之路、和睦之路的可贵见证:“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明代，突厥语族纳瓦依的抒情诗代表作«四卷诗集»(«少年的奇思»«青年的异珍»«中年的美质»«老年的收益»)和叙事诗代表作«五部诗集»(«君子神往»«帕尔哈特与希琳»«莱丽与麦吉侬»«七星图»«斯坎德尔的城堡»)，题材广泛，思想深刻，内涵厚重，人物性格鲜明，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中世纪伟大诗篇。

清代，藏族作家诗«仓央嘉措情歌»，惊世骇俗地吟唱“自恐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怕误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作者六世达赖喇嘛罗桑仁钦仓央嘉措的传奇身世，充满宗教与世俗的矛盾、灵与肉的挣扎，深沉而又痛苦的爱情诗章，堪称石破天惊横空出世，至今倾倒全国，风靡世界。

南方丝路地域，在不同时代亦产生了辉耀文坛的作品。如深受沿着丝路而来的印度佛教影响的傣族，在元代产生了叙事长诗«召树屯»«南兑罕»«兰嘎西贺»等作品，其中«南兑罕»反映的是佛教与原始宗教的矛盾，«兰嘎西贺»则是根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创作而成。明代，傣族又产生了一批悲剧叙事诗，其中«线秀»«娥并与桑洛»«叶罕佐与冒弄养»是傣族三大悲剧叙事诗，反映的都是随着南方丝路的开通而来临的商业兴起时代的爱情悲剧。清代，岭南地区出版的收录了汉壮瑶等民族民歌的«粤风»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以情歌为主的多民族民歌集。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方丝路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内容与风格也随之丕变，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抨击清朝统治者丧权辱国行径，是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取向。如壮族诗人郑献甫的«丁巳十月十日夷人入城，十六日携家出城，记事一首»一诗。诗中所写的广州，是汉唐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是中国最早对外的通商口岸，清朝时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１８５６年１０月，英国制造“亚罗号事件”。英舰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接着，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入内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由此爆发。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８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被俘。郑献甫此诗即表达了对侵略者之凶恶、清朝当局之“默默”的愤怒，对广州城破、百姓流离的哀悲:“霹雳雄雷轰不止，襥被老翁惊数起。晓角初停晓日明，红毛鬼子登城矣! 旗兵踏户呼将军，将军无语惟云云。城人联名扣相国，相国有谋殊默默。城主不拒岛夷船，岛夷遂夺城主权。凭高扼要据其腹，互市未必如当年。城中之人望城外，负者负矣戴者戴。四门闭尽一门开，排挤死人踏其背。游客相看不敢言，居人苦劝姑自宽。‘城中商贾十万户，部下文武数百官。议和议守或议战，海若不久当安澜。’我听其言谢其意，俯仰随人恐濡滞。神州远去鬼国来，那有桃花源可避? 老夫况是一流民，非官非吏非土人。投粲设馆纵有地，此处岂可藏吾身? 西路逃生趋东路，寒暑初经几朝暮。前来避寇今避夷，离绪仍悬故乡村。佛山四望海气重，仙城宛在蛟雾中。炮声渐远鸟声乐，船头日拜西南风。”这首诗对广州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重要门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炮火中的情景作了很珍贵的记录，是本来为和睦之路的丝绸之路，变成“互市未必如当年”的战争之路和灾难之路的又一见证郑献甫类似的作品还有«感事四首»，其二:“鱼贾盐商强自豪，狼奔豕突此同牢。炮来江上千樯直，火照城中四壁高。相府私开小黄阁，将台已据大红毛。可怜百万生灵聚，一半羁留一半逃!”值得注意的是，郑献甫并不因西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而完全否定随着侵略者的炮火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西方科学技术文明，如在«辛酉六月二十六日于花舫观番人以镜取影歌»一诗中，他盛赞摄影技术:“镜留花影水留月，非真非幻非荒唐。传神不必夸长康，招魂不必呼稠桑。唤之欲下对之笑，珠海买得珍珠娘。”这首诗表现了诗人超越时代的见识和眼界。

近代以来，中国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近代和现当代(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前)整个中国文学，呼应着时代潮流，出现了启蒙、救亡、礼赞祖国等多重变奏。因为特殊的国情，近代和现代丝路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学主要专注国内的启蒙和救亡运动。如现代哈萨克族诗人唐加勒克·焦尔迪的诗歌«衷心的祝福»，对正在遭受苦难的祖国表达了沉重的忧患之情，“神圣的祖国/你在黑暗中呻吟/军阀们已把你瓜分得四分五裂/资本主义和财主们把人们剥削得昏死过去/外国侵略者竞相吞食祖国的躯体/你像戈壁中的病夫受尽折磨”。锡伯族何叶尔·柏林的诗歌«老妇泪»，也是一首值得注意的作品:“儿呀，你为何抛弃家乡? /走向他乡，去遭受不祥。/那里魍魑满场，吃人肉，吸骨髓。/ 你回来呀，不要去南方! /那里是鬼域，人们刻画着额头，/见人磨牙，见鬼谄媚。/ 你回来呀，不要去西方! 那里豺狼遍地，难以栖身。/ 你回来呀，不要去北方! /那里是一片荒漠，草木不生/冰天雪地，茫茫无垠，/飘飘荡荡，/无依无靠。/ 儿呀，你罪恶呀! /回到祖国中央，/中央的乐土，是家乡。”诗作采用母亲为死在战场上的儿子招魂的口吻，实际上表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的关系，对中国而言，近代的丝绸之路，不再是平等之路、友谊之路，而是屈辱之路、不祥之路。但对国外的正义斗争，也有作家予以关注。如１９４７年，巴基斯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中国回族诗人沙蕾为领导巴基斯坦独立运动的真纳创作了一首献诗«向真纳先生致敬»。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丝路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学则多表现新生活，歌颂祖国新貌。如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献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长诗«狂欢之歌»、作家玛拉沁夫编剧的电影«沙漠的春天»«祖国啊，母亲»，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的长诗«祖国之恋»铁衣甫江·艾克耶夫的诗集«祖国颂»等作品。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中国文学一方面在反思当代历史，一方面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引进和借鉴２０世纪西方文学的新思潮、新流派、新手法，着力表现新时期的现实生活。丝路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学与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发展保持同步，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长篇叙事诗«百鸟衣»蜚声文坛的壮族诗人韦其麟，在«火焰般的木棉花»一诗中，表现了当代壮族人对现代化新生活的追求:“布满荆丛荒草的深山小径，/对高速公路的企盼在燃烧;/深深的洞壁之上的独木桥，/对钢铁长虹的期待在燃烧;/肩上沉重的扁担和背篓，/对飞转的轮子的相思在燃烧;/茅屋旁的木碓和石磨，/对电流和机器的渴念在燃烧……”诗中的意境、意象与修辞手法，比之前诗人更多借鉴民间文学形式的创作已有新的超越。

虽然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２１世纪之前)这几个历史时段中国与世界重新产生了紧密的联结(包括冷战时期与前苏联及东欧的关系)，但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中国文化面对世界文化，更多的是引进来(鸦片战争则是帝国主义以“霹雳雄雷”轰开中国大门，将现代性强加给中国)，是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单向输入中国。丝路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学，虽然已具备了国际的视野，但这还只是增量的拿来主义，还只是以更多样的他山之石，攻己之玉。

丝路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与丝路地域乃至中国各个历史时段的经济发展、政治走向与社会状况密不可分，后者当然也是塑造丝路地域少数民族文学风貌的决定因素。

三、丝路语境中的当下少数民族文学书写及其前瞻

２１世纪的到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２０１０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２０１３年９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

“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中国当下的文学乃至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背景，营造了一种新的时代语境。而少数民族文学，尤其得风气之先。因为丝路地域多为多民族聚居地，当下许多少数民族作家，或者身在丝路，或者来自丝路。

与之前不同，“一带一路”语境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不再仅仅是引进与被引进，拿来与被拿来，而是展开对话、平等交流、文化共享。

其实，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呼声，在新世纪之初就已频频响起。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走出去”的战略，是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对文化“走出去”战略进行明确界定的，则是２００６年９月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７]。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对话关系已经逐步建立。而立足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础上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则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对话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也因此，丝路语境中的当下少数民族文学书写，开始呈现出近代、现代和新世纪之前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所未有的恢弘视野和阔大气象。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作«我，雪豹……»。这首４００多行的长诗发表于«人民文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作品运用拟人化的手法，以濒危动物雪豹作为主人公，叙写活动于雪域高原的雪豹被猎人射杀的瞬间内心的告白。“我说不出所有/动物和植物的名字/但这却是一个圆形的世界/我不知道关于生命的天平/应该是，更靠左边一点/还是更靠右边一点，我只是/一只雪豹，尤其无法回答/这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关系/但是我却相信，宇宙的秩序/并非来自于偶然和混乱/我与生俱来———/就和岩羊、赤狐、旱獭/有着千丝万缕的依存/我们不是命运———/在拐弯处的某一个岔路/而更像一个捉摸不透的谜语/我们活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谁也离不开彼此的存在/但是我们却惊恐和惧怕/追逐和新生再没有什么区别……”[８]１４７诗作首先传达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生态意识。雪豹在生命即将熄灭的弥留时刻出场，它对那些“有着千丝万缕的依存”和“谁也离不开彼此的存在”的生物的回顾，撞击读者的心扉，开启读者的思考。诗中的雪豹形象，同时也是一种象征与隐喻，它唤起读者关于民族文化在这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命运的联想。“不要再追杀我，我也是这个/星球世界，与你们的骨血/连在一起的同胞兄弟/让我在黑色的翅膀笼罩之前/忘记虐杀带来的恐惧。”[８]１５２雪豹最终被射杀，这雪山的保护神泣血告别和远去，诗作的警世意义亦甚为明显。

长诗«我，雪豹……»关切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命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诗人的写作视野是全球性的。诗人以“保护地球上每一个文化、为所有的生命代言”为己任。吉狄马加认为，民族历史和文化是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作为一个民族的作家和诗人，我们有责任去延续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但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我们同样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注全人类的命运[９]１１８。而人类要真正成为这个星球和谐生活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９]３１４。吉狄马加对诗人和诗歌的“灵性”极为重视，认为诗人应该通过充满灵性的写作，与自己的灵魂、现实乃至世间万物进行深度对话。在这个被资本、技术和网络统治的时代，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生存危机，如何控制核威胁、消除饥饿与疾病、遏制生态破坏、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等，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时候。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需要诗人作出回答。诗人不应该只沉湎在自己的内心中，他应该成为或者必须成为这个时代的良心和所有生命的代言人[９]１６２——１６４。«我，雪豹……»这首长诗就是他的这些思考的结晶。在诗歌艺术方面，«我，雪豹……»诗句高度锤炼，诗人对汉语杰出的运用，营造出语言的张力、气势与奇观。长诗将叙事与抒情，静思与雄辩，朴素的表达与雄奇的想象融为一体，如同一首交响乐，节奏时而急管繁弦，时而舒缓悠长。锐利深刻的思考，沉雄磅礴的风格，将诗艺创造推向了深湛的境界。

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鲜明地标示出丝路语境中少数民族文学当下书写的一个追求:以充满个性化和民族性的思考和写作，关切全人类普遍面临的共同问题，并展开与世界的对话。这是一种外向的、开放的、追求世界影响的写作，这种写作出现和形成的背景是中国在２１世纪的崛起，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所塑造的中国和世界发展的语境。

青海回族作家冶生福的短篇小说«马尔撒与扎西才让»(«民族文学»２０１５年第７期)，则表现了丝路语境中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另一种形态。作品中的少年主人公马尔撒与扎西才让，分别是回族和藏族，两人是一起放牧一起玩耍的伙伴，各自有一把有来历的刀。作品通过叙述这两把刀(牛角刀和藏刀)的历史，写出了回藏两个家族经过乱世的血与火考验的情谊，是一篇讲述民族和睦共处的动人故事。作者创作这篇小说，借鉴了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的创作手法，以多个视角和多个叙述者进行叙事。土耳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借鉴土耳其作家的创作手法，或许也是丝路语境下的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这篇小说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下中国少数民族创作的一种形态，即虽然作家的知识视野是国际性的，但学习、借鉴外国作家的创作手法，还是用于传统的题材和主题。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在改变中国，也在改变世界;不仅在影响经济，也在影响文化与文学发展。笔者在一篇关于丝路文学的文章中曾经说过，丝绸之路是一条开放之路、和平之路，新丝路文学，可以想见将是一种多国家、多地区、多民族的文学，世界性的视野是其前提。当代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世界最大市场，中国的新丝路文学更应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它应是这样的一种文学:是国内的，也是国际的;是民族的，也是人类的;它是一种追求世界性的理解和认同的外向型性格的文学。中国丝路文学的新创造，还是在经过对现当代世界文学思潮、流派、风格和手法充分吸纳和借鉴的基础上进行的。丝绸之路又是交流之路。新丝路文学应是在美学上具有前沿性的创作，经过古今中外艺术经验的洗礼而成熟的现代性的风格手法，应当成为作家的选择;既贴近又引领当代读者的审美趣味，应当成为作家的追求。

新丝路文学在整体上理应超越历史的成就而代表中国文学的当代水准[１０]。这其实也可以说是笔者对丝路语境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前景的瞻望。冀望蕴含着外向性、拓展性的丝路意识，成为更多少数民族作家的自觉。

[参考文献]

[１] 新华社．“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N]．光明日报，２０１７Ｇ０５Ｇ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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