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以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志，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断加速。曹文轩、刘慈欣、刘震云、阎连科、郝景芳等中国作家屡屡获得国际奖项，彰显出中国文学的本土特色和文化自信。基于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命题和及时总结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的需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课题组于8月22日至24日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召开了“莫言与中国文化自信”学术研讨会。项目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张志忠教授做了“打造中国名片，彰显文化自信”的主题发言。山东大学青岛校区负责人孔令栋教授、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院院长邢占军和特邀嘉宾、莫言大哥管谟贤先生在开幕式致辞，表达了对会议的热情支持。与会学者围绕“莫言与中国文化自信”这一命题展开研讨和争鸣，体现了明确的问题意识，提出了清晰的学理思路。这一议题设置，不仅开拓了莫言研究的新路径，也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文化参与世界文明建构提供了启发意义。

一、如何面向“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那么，以莫言为代表的当代中国作家如何面向“文化自信”就成为一个首要的问题。张志忠认为，莫言和当代作家向世界彰显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他以山东作家为例加以说明，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穿越“文革”灾难和战争硝烟，凸显了沂蒙儿女“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担当意识；张炜的《你在高原》气势磅礴，在时代转型中探寻着民族的精神高原；莫言的《红高粱》所写余占鳌带领众乡亲与入侵的日军血战到底、抵死相拼的墨水河大桥伏击战，是中国农民伟大抗战的英雄赞歌；《檀香刑》歌颂二十世纪初年的抗德英雄孙丙，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豪迈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样的顽强抗争、不懈追求，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列强鲸吞、内乱频仍的危局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浴火重生，再度崛起。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联、作协双代会上强调指出的那样，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战胜艰难险阻、走出历史低谷，再造辉煌的精神支柱。

关于“文化自信”在文学层面的价值内涵，山东大学贺立华教授从文化的流动性特征作出阐释。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经典理念早已化作中华民族生活的价值观及其表达，化作人们的心理结构及其行为方式。虽然具有稳定性，但仍在时缓时急地流动：在流动中扬弃不符合人性的糟粕，在流动中接受新的滋养。彰显着人的主体需求，中国文化在追求当代价值的过程中，又在经历着一场“转化”、“创新”、寂灭和再生。中国文化自信的内涵，既包括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包括现代新文化传统。这是流动的中国文化，包含流动中跃迁、升华出的“现代精神”，包含改革开放以来摒弃“斗争哲学”、“冷战思维”而实行的“合作哲学”和具有“WTO”规则的世界眼光，更包含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莫言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变革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在质疑和批判声中依然坚守人的立场、坚守对丑恶人性的批判、坚守对文化劣根的批判。他的成就和“莫言精神”，终究得到了包容和认可，说明中国政治的清明、中国文化的流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管谟贤从“四个自信”说起，莫言作品以及获得诺奖本身，体现着中国文化的自信。文学即人学，“我要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这需要极大的自信才能做到。面对集善恶于一身的人，文学作品应该抑恶扬善，制度、法律应该惩恶扬善，普遍提高国民的自信心。当然，人的自信、人格的尊严既要建立在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上，也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上。

“文化自信”内涵丰富，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山东师范大学杨守森教授从两个方面作出了辩证论析，他认为从莫言笔下的人物与意象中，就会让读者感受到中华民族嫉恶如仇、坚韧刚毅、正直善良，向往社会公正与人性圣洁的文化精神的光辉，以及莫言对故乡的深情，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充分自信。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正是赖此精神、情感与自信，薪火相传，自强不息，在苦难与艰险中，从远古走到如今，从如今正在走向辉煌的未来。另一方面他认为文化都是复杂的，精华与糟粕并存。一个集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自负，不是文化自吹，不是固步自封，不是妄自尊大，不应只是歌颂不能暴露。相反，只有“知耻”方能“后勇”，才有新生的希望，才能不断发展与进步。由是观之，莫言以赤诚坦荡、无所顾忌的笔触，在歌颂伟大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时，敢于揭示民族文化中的阴暗面，应可谓更为强盛的文化自信的表现。更值得重视的是，莫言所描写的愚昧、丑陋与野蛮之类，并非专就“高密东北乡”的芸芸众生，也不是专就中国人而言的，其深层意图在于揭示某些更具普泛性的人性形态。莫言的文学既对民族文化充满自信，又以其自信而揭示了传统文化中的沉疴。

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这就要求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而自称“讲故事的人”的莫言又是如何通过讲故事以传达中国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就要体现中国立场和中国智慧。武汉大学樊星教授追溯了莫言创作的中国古典文化资源，认为在《透明的红萝卜》及其后写成的《民间音乐》中，已经传达出朦胧、神秘、玄远、幽深的“李商隐风格”。读《红高粱》时，很自然就从余占鳌想到了《水浒》中的武松、李逵、鲁智深，由戴凤莲想到了《水浒》中的孙二娘、《红楼梦》中的尤三姐、芳官，想到了中国文学中远离“温柔敦厚”、狂放不羁、天马行空的那一脉传统。在后来的《红蝗》、《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中，莫言不断书写出对于天马行空的文心、民魂的欣赏，虽屡遭非议也不改弦易辙，其性格中的文化自信也因此得以彰显。及至1980年代后期以降写下的《奇遇》、《食草家族》等富有神秘色彩、志怪风格的作品，影响虽不及《红高粱》、《丰乳肥臀》，却别有洞天地表达了作家对蒲松龄借谈狐说鬼，或针砭时弊、或猜想未知世界的文心的神往。这样的追求显示了莫言对“齐文化”神秘风格的神往与继承，也记录下他生命中难以理喻的体验与记忆。莫言的“寻根”充分表明：中国的古典文学自有其恒久的生命强力，并在作家富有创造力的师法与借鉴中焕发出新的光彩。武汉轻工大学喻晓薇副教授则以“从蒲松龄到莫言”的角度分析“讲故事”的传统和“文化自信”的关系，认为蒲松龄与莫言在小说创作中都面临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卑相纠结的问题。但是两者的性质不同：前者的困扰是个人性的，是文化先行者之于滞重的时代文化主流的悲剧；后者的矛盾则是一代作家的共同问题，是民族性的，是落后民族如何重获文学与文化自信的问题。而有趣的是，莫言解决问题的钥匙正是从困扰蒲松龄之处找到的。渤海大学刘广远教授独辟蹊径，通过宗教意象思考文化自信，认为从莫言文本的存在去思考宗教的被亵渎和被“去神圣化”，这种文本的存在对宗教是一种哲学的思考，同时也打开研究对象的无限可能性。山东大学博士生王朱杰则从莫言面对的古典传统和现代传统两个层面，简要表达了文化自信的“敞开”和“在地性”。

对于习以为常的莫言属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说法，管谟贤从中华文明史和文化传统流脉的角度作出辨析，认为中国文化底蕴深厚、绵延不绝，所谓“魔幻”的观点并不准确，因为其表现方式在“齐文化”中普遍存在。对比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们的《山海经》已经不乏非人非兽、非人非鸟、人面兽身、人身鸟首、人首蛇身的描写。干宝的《搜神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直到鲁迅的《铸剑》，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食草家族》等等与之一脉相承。莫言文学馆的毛维杰馆长则从莫言的文学观念切入问题，认为莫言自始至终坚守自己的文化领地，深信只有在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版图上讲述中国故事，才可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且，其文化自信表现在丰富的创作实践中，多部长篇巨著显示的宏大叙事气度、恣肆的语言洪流、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就是一种自信。特别是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采用古典章回体架构形式，吸收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佛教元素，传承古典神怪小说手法，可谓是向中国古典传统文化致敬。莫言坚信，只有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地方语言、地方历史故事、地方的人文，才可以通达人类共性。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化自信力回归的显著标志。

讲好“中国故事”，除了“讲什么”，还有“怎么讲”的问题，也就是“讲故事”的方法。山东大学孙基林教授认为，“莫言书写”是一个写作符号和个案，它充满着的中国文化自信源自传统与现代文化资源及个体生命的定力，这首先体现于莫言书写的个别性上，而这种个别性又与普遍的人类性、种族原型及时代性、存在经验同构于作品文本之中。个别性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体现于迎面而来的感性生命的解放和诗性语言的狂欢，所显现的是回到生命本身的诗性哲学。“高密东北乡”已不只是地理名词，而是构成文化原型和集体记忆，成为人类生命的存在场域。正是这本源的“生命”和“原乡”，构成莫言与“中国文化自信”的本质元素。曲阜师范大学张瑞英教授认为，感觉与悟性是莫言认识世界与表达自我的主要方式。通过调动一切感官肌能而与这个世界交流对话，以自己多角度、多层面的感觉来体味周围的一切。正是这份感觉和悟性，他“能够把一件简单的事情经过想象编成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无论是历史故事还是现实事例，作者都以“我”的感觉，用“我”的思维方式去讲述。作为框架的故事千变万化，而作为外壳的人，可以各种身份和不同处境，但灵魂却是“莫言式”的。陕西师范大学王西强副教授从莫言小说叙事视角的“常变”和叙事空间的“不变”切入“文化自信”，认为其形式的“常变”与“不变”，典型地表征了从最初的“不自信”逐渐走向强大“自信”的过程。莫言在创作中始终坚持向西方文学叙事新潮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学习借鉴，对学习对象的超越和创新构成其小说形式美学的主体：众声喧哗的杂语交响、虚实相生的叙事结构、煞有介事的叙事腔调、天马行空的意象交织、泥沙俱下的语言浊流、深沉刻薄的思想能力、亲切真实的民间立场、模糊朦胧的文本表意。

正如杨守森教授所指出的，古往今来，在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往往会涌动着作家对故乡、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深深依恋与自信，并缘此而构成其作品的特有魅力。“尽管你让我饱经苦难，我还是为你泣血歌唱”（《天堂蒜薹之歌》题记），莫言正是以这样一种对故乡的深情，对民族优质传统文化的热爱，创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学王国。他所讲述的故事，既立足于乡土，一直是以红高粱大地上的风物人情作为创作源泉，又能跳出高粱地，以博大的人类情怀与宇宙视野透视我们的历史、现实与人生。所以，在内在意蕴与精神境界方面，已经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文学的世界高度。

三、如何认识“全球化”

时至今日，“全球化”已经成为国际学界最显著的话题，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和言论在汉语学界同样炙热。“全球化”凸显了“我们”与“他者”的相遇，凸显了各种文化形式间的相遇。张志忠谈到， 2015年6月24日，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彭丽媛邀请比利时王后玛蒂尔德来到学院参观。文学系毕业学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向玛蒂尔德王后赠送了自己的作品集。王后说，“我对您早有耳闻，祝贺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在我们国家也非常著名，如果有一天能在比利时欢迎您，我将会感到非常荣幸。”同样是在2015年的6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巴西、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等拉美四国，其中一项活动是率团出席在哥伦比亚举行的中拉人文交流研讨会。随同出席的，还有铁凝、莫言、麦家三位知名作家。莫言与马尔克斯的文学情缘年深日久，而麦家用十年辛苦不寻常的《解密》向博尔赫斯致敬。莫言和当代作家，正在向世界彰显着中国文化的自信。

长期以来，国人内心深处一直存在着最强烈的世界文学之梦和浓重的诺贝尔情结。在孙基林看来，这一梦想和情结借助于莫言的获奖而得以实现，而莫言由此也得以风云际会，历史性地成为一个节点和符码，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样本和典型。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莫言获奖不仅使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获得了更多的能见度，更重要的是它构建和铺就了中国文学及文化走向世界的平台、路径，使中国文化尤其是当代文学及文化产品赢得了某种身份和更为强大的自信度。山东大学宁明教授认为，莫言的作品植根中国本土文化、接续中国文学传统，融贯中西、连接古今，其文学作品的流变和海外传播与接受恰是中国文化愈发自信的体现。一方面，莫言的文学创作路径就是对本土文化愈来愈欣赏的历程；另一方面，莫言作品的海外影响也是中国文化逐渐被认同以至被欣赏的过程。中国海洋大学李萌宇教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莫言的成功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外文学及思潮的积极借鉴与学习，使得他的创作在对现实、自然、人生、人性表现的广度、深度以及艺术创新上保持着与世界文坛的同步；二是在借鉴国外文学的基础上又有着很强的主体意识及创造力。把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参照系，使其获得了一种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关注的目光，从而立足本土传统，发掘民间文化资源，表现集体无意识，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宝库。

文化的全球化自然关联着传播方式及其变革的问题，沈阳师范大学季红真教授认为，文化精神与文化传统就在我们的母语中，而文学的文化自信尤其依赖对于母语艺术语用的高度自觉。特别是汉语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和其它系统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文化壕堑，拉美作家频频获诺奖的原因之一是他们都以西班牙语写作，西班牙语与英语有亲属关系，转换过程相对容易。汉语的传播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要繁难得多，依赖翻译者的双语水平。莫言能够获奖和传播方式的革命大有关系，电影《红高粱》的全球上映是他被其他语系读者关注的前提。而他对外国文学的选择也是依赖汉译，研究域外文学对他创作的影响首先应该关注他接受的方式，以及认同的角度。而且，还应该考察传播的历史与方式，这是必须做的发生学功课。中国早已经进入世界历史的大循环，对此，莫言是有高度自觉的，他说要把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的缩影和世界历史的片段，他的文化自信就是建立在这个自觉的前提之下，体现为汉语艺术语用的成熟理念——驯化了的方言，这是他弥合书面语与口语之间裂隙的语言策略。所以，他的语言风格适应了他所讲述的故事的文化属性，建立起以生命伦理为核心的现代多元共生的人文精神，回归人与自然和谐依存的整体宇宙观，为危机中的人类提供蓬勃浩荡的精神的资源。

其实，全球化的本质并非“一体化”，而是“对话性”。“全球化”并非放逐“主体”，而是极为强调“主体”存在本质的“主体间性”。在宁明看来，很难确定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成就了莫言，还是莫言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自信绝不是对本土文化的盲目推崇，而是要植根本土，认可“异质文化”的存在，并逐渐接受和欣赏它。对“差异性”的接受应该是文化自信、文化成熟的最佳体现。山东大学丛新强副教授认为，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差异”和“对话”，具体而言，是与“自我”和“他者”的对话。因为任何主体都是有限性的存在，所以不仅将他者作为他者，也要将自我作为他者。与“自我”的对话，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他者”的对话，就是对异己文化的理解。而且，“自我”与“他者”本身就是“互为主体”。一方面“他者”不可穷尽，另一方面与“他者”相遇才使“自我”被认识、被扩大、被更新。关于“如何对话”，具体而言就是对“自我”存在的反思和对“他者”身份的尊重，否则无以达成真正的“对话”。如果从这个意义进行考察，莫言及其文学世界本身及其所发生的“文化自信”，恰恰来自于与“自我”和“他者”的双重性、多层面对话。以《红高粱家族》为例，其实已经奠定了莫言同时面向“自我”和“他者”的“对话性”特征。其创作及其延伸，正是在“先锋”中“逃离”，在“寻根”中“扎根”。对于其时乃至延续至今的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争论不休，莫言走出了一条具有超越性的“对话”之路。

四、小结

会议研讨过程中，孙基林教授作了全程评议，并逐一作出学理点评和学术延伸。张志忠教授做了会议总结，并就青年学者的相关研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比如，大家在对材料的收集梳理方面都很认真投入，铺排材料，举例说明，都比较到位。但是，这些材料，怎么样“为我所用”和深度阐述，还有较大的不足。从“是什么”到“为什么””和“怎么样””的步步推进，是写作的基本逻辑。摆出材料，仅仅完成了第一步，还要能够借助于理论的帮助，强化自己的思考和阐述，不停地追问什么是莫言独到的特色，为什么会这样？这样做，又为莫言的创作带来了什么帮助，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问题一层一层地深入，从一般性到具体性，从普遍性到个别性，具体性和个别性都要落在莫言这里，凝结为莫言创作个性的某些特征和某些侧面。而且，在处理莫言的关联研究时，应该突出我们是在做莫言研究——莫言和蒲松龄、莫言和明清小说、莫言等新时期作家和福克纳——既要从前往后说，也要从后往前说，还要把两者融合在一起说。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要突出原创性，彰显自己的学术亮点。总之，高密东北乡的莫言，新时期文学的莫言，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视野下的莫言，世界文学格局下的莫言，是我们进行思考和写作的重要支点。讨论莫言和新时期文学的良性互动，还有特定的含义。获奖之后有一种争议：莫言荣获诺奖是对他自己的肯定，与中国当代文学无关，还是将莫言当作新时期文学的杰出代表，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肯定？这个问题也应该经常进入我们的思考，才能拓展我们的研究界面。说到底，我们的研究项目，是要总结莫言和新时期文学的基本经验。总结出创作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面向世界也好，面向后来的作家也好，要讲出道理来，强化凸显莫言和新时期文学的本土特色、本土经验，给中外文学添加了哪些新的贡献、新的启示，也让年轻的作家从中获得一些创作经验的开悟，促进他们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