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五年来，诗歌创作语境和拓展路径尤为丰富，别开征象。诗人从“沉思的生活”中走出，在公共场域中自由而多维度地介入生活，践行着“以诗歌和词语行事”。诗歌终归要靠文本自身去说话，文本自身的操纵力决胜于任何外界的因素，五年在任一文学史的发展长河中都是一个闪瞬，关键是它能为未来带来多少启发和影响。”

近五年来，诗歌创作语境和拓展路径尤为丰富，别开征象。“写诗的人”与日俱增，“先锋”与“常态”的边界开始模糊，知识分子与民间诗人和解共处，互为认同，诗人从“沉思的生活”中走出，在公共场域中自由而多维度地介入生活，践行着“以诗歌和词语行事”。可以从以下几个面向概述近五年来诗歌发展的主要症候：

一、诗人的“选择性立场”愈加多元，诗歌写作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文本的无限可能性调动了读者个体经验的参与。诗人在历史与修辞、责任与自娱、苦难与轻盈中坚持精英写作和公共立场，坚守对中国新诗的民族品格的思考与塑造；在时代与人生的剧场中探勘自我的生存境况，反观与他者、世界的关系（灵焚《剧场》），以历史意识串联起广义的人间剧场。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生态意识的建构关乎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命运，生态意识的表达逐渐成为诗写的对象，陈先发、李少君、徐俊国、李小洛、爱斐儿等站在自然生态的诗学立场，审视诗歌的救赎性功能；还有诗人从海德格尔“人与世界的相遇”中走出，在人与动物的互为反观、彼有变形中审视生命的尊严、荒诞。女性诗歌写作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向：从女性自我阐述与性别解放的主题中挣脱出来，或如王小妮、李南、路也、西娃、娜仁琪琪格于静谧安宁、古典诗韵中捕捉日常的诗性美；或如娜夜、荣荣透视母性、妻性的生命体验，抒发悲悯包容的情怀；或如安琪、胡茗茗等坚守女性的立场自我超拔；或如蓝蓝、李轻松、宋晓杰、扶桑从女性主义概念中突围出来，跨越性别的局限、以去性别化的姿态突入现实生活之中，在见证与担当、享受与发现生活的同时，打开女性诗歌写作的向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挖掘心灵空间的盲区和病症的同时，依然有诗人甘做“民族灵魂的守望者” (陈先发《与清风书》)和“沉默的砖头”（周庆荣《沉默的砖头》）。

与此同时，以余秀华、许立志、郭金牛、张二棍、乌鸟鸟、老井为代表的“草根诗人”大量涌现，不过几年的时间，形成了几十万甚至百万之众的“草根”写作群体，他们以特别的写作身份、立场，构成五年来中国诗坛的新生态。

二、很多诗人侧重独立思考、写作，有建构当代文化诗学和汉语新质的气魄。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于坚等为代表的诗人，打开当代汉语诗歌虚掩的窗户，在国际诗歌节和中西诗歌交流活动方面频频展露锋芒，为中国当代诗歌赢得良好的世界声誉。诗人们置身全球化背景下，积极探索当代汉语诗歌发展的新路径、新方向，做出很多诗歌内、外之间的努力和革新。比如，欧阳江河（《泰姬陵之泪》）与蓝蓝（组诗《哥特兰岛的黄昏》）等的异域书写，从外域风景中发现本土的文化记忆、对自我之存在进行反思；比如，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依然有诗人秉持自由高贵的姿态，勘探与我们如影随形的生活的诗人（朵渔《稀薄》《论我们现在的状况》）；伊沙、侯马等富有探索精神的口语写作的诗人打破诗歌的“元规则”，将叙事性、新闻性注入主体生命与灵魂的诗写之中，在个人私密的生命经验表达中开始关注“对于他物的追寻，和对于他性的发现”（帕斯）；谭克修等坚守地方性写作的诗人，再现了诗歌创作本土经验的当代蕴含及广度和力量；诗歌的私密性、公共性、审美性、地方性、可沟通性并举；臧棣、萧开愚、孙文波等诗人以强旺的创作生命力不断突破自我，为诗坛努力呈现“技术上无懈可击的作品”，他们细致地观察社会生活，雅致地描绘自然景物，迅捷地捕捉细微感情，诸多丰盈的感性意象、繁富智性的隐喻均极大地丰富了其诗歌的表现力；再比如完成了“从在场的劳动者主体到人文性思想主体的转换”的郑小琼，以讲述历史的方式拾掇起民族战争史中的家国记忆（《玫瑰庄园》）。西川、树才、臧棣等诗人还进行多种诗歌体式的大胆尝试与创新。此外，“截句”一度成为诗歌写作的新异体式。

三、诗歌与当代艺术的关联紧密交融，建构了双向往来的对话性反思，底蕴深厚、气象博大的诗人将中西方艺术精神、文化思想和当下的个人写作结合起来。部分优秀的长诗专注于日常化生活场景中发现历史、社会、文化的渗透以及生活现场的问题，揭示时代的真相，如欧阳江河的《凤凰》、吉狄马加的《我，雪豹》、翟永明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居》等。此外，诗人频频办画展、书法展、摄影展——很多民刊与诗歌微信公众号推出过伊蕾、马莉、海南、安琪、童蔚、潇潇、宇向、李小洛等女诗人的画作，多多、芒克、车前子等都办过摄影展与画展，欧阳江河与于明诠还举办过一次“墨写新文学”的书法展。由女诗人从容策划，自2012年创办的“第一朗读者”是中国第一个跨界诗歌现场活动，该诗歌现场活动用诗剧、肢体表演、唱诗、读诗、演诗等多元立体表现方式，以其独特的视觉、听觉和思想冲击力，构建出诗歌与时代的多层次精神对话。翟永明与周瓒这些年一直倡导的“诗歌剧场”，力图将当代女性诗歌与戏剧、音乐、现代舞融合一体完成“互演绎”的实践和探索。近年，陈思安执导的翟永明的诗剧《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在北京巡演，以肢体表演、影像、装置、实验音乐融合诗歌意境，带领观众的思绪诗意地漫游，拓展了诗歌文本。胡乐民以演诵的方式诠释了洛夫的诗作，今年他们共同完成了《洛夫诗歌演诵集》，将有声语言艺术与当代诗歌艺术更立体生动地结合，创作出有生命力的回归真实情感的作品，便于读者更丰富深层地理解和感悟诗歌文本和创作主体的个体生命，这些都是近年来诗歌发展中欣喜而有效的延伸性成果。此外各种名目的诗歌晚会、朗诵会、诗歌大赛、诗歌奖项层出不穷，可以说，诗歌在这五年中相较其它文体最“抢眼”、“上镜”。

四、不同代际的诗人共同发展，风格迥异。七八十岁的老诗人“智慧之树”上萌“新枝”，比如灰娃于2016年出版了诗集《灰娃七章》，他们的诗作坦诚锐利，纯真不失童心，在苦难记忆和生活的碎片中浸透着对历史、生命、现实的思考。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诗人多多、杨炼等至今活跃在诗坛上，他们或有佳作推出，或编选出版不少有影响的诗选与刊物，或成功组织国际诗歌节与诗歌交流活动；而60年代出生的诗人如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钟鸣、潘维、陈先发、杨克等已经成为中国诗歌的中坚力量，创作实力得到彰显；70年代出生的诗人如朵渔、胡续冬、姜涛、冷霜、孙磊等从诗歌创作、诗学储备、批评见地、学术建构等方面已经跃然于当代诗坛，他们诗歌中的智性与修养卓然独特，创新与继承呈现出勃勃生机。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在中国诗歌舞台上排列出强大的阵容，他们的青春书写别具特色，无论是语言的革命还是对生命与社会的观察和解读，都有了与前辈诗人完全不同的异质。由是，近年来中国诗坛上诗人年龄跨度很大，各领风骚。

五、与诗歌写作空间不断拓展相伴随的是诗歌出版与发表传播途径的敞开，诗歌文本之外的环境滋养着诗歌创作。置身于后工业社会及诗歌泛化的时代，官办刊物、民办刊物、网刊、微刊纷涌于诗坛，《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潮》《诗林》《扬子江诗刊》等仍然是诗歌发表的重要阵地，《诗探索》《诗歌与人》《翼》《天津诗人》《河南诗人》等民间诗刊，一如既往地坚持与发展。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诗丛、诗集代表了近年来新诗多向度发展的成果。诗歌出版呈现热潮，单本诗集出版呈现井喷趋势，出现过李元胜、余秀华等诗人十余万册销量奇迹，诗歌的传播与生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捷。

同时，在广泛的国际交流中，诗歌得以繁荣和发展，各类高校、机构、民间组织的诗人翻译工作坊日渐成熟与稳定。王家新、张清华、胡桑以及笔者都在高校举办过诗歌翻译工作坊，地方美术馆与艺术村也开展过类似的工作，此外《外国文学》《中西诗歌》《作品》推出过很多跨语际交流的诗歌专栏与作品。一些诗歌奖专门设奖奖励全球范围内母语为非中文，创作成就卓著，作品已被译为中文，且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有重要影响的诗人，以及全球范围内对诗歌交流有突出贡献的中、外翻译家，批评家，出版家，诗歌活动家。这些诗歌翻译与交流工作不仅促进了的汉语诗歌的繁荣发展，同时便于更多外国人了解当代中国诗坛，加强了彼此的沟通与学习。

此外，活跃的校园文化生态促进了高校诗歌的繁荣与发展。很多高校都有独属的校园诗歌节或诗人培养机制，比如北大的未名诗歌节，首师大、人大、北师大的驻校诗人制度，不少诗歌奖项也发现、挖掘出一些在读的极富潜质的诗人。淡出流行歌坛的校园民谣再度风靡大江南北，由马頔作词作曲的《南山南》发行于2014年9月26日，2016年，这首民谣令众多名校的官方微博在微博上接力，谱写了一曲校园版的《南山南》，在各大高校的不同角落中都飘荡着这首歌。

六、诗歌批评近来日趋多元发展，自由的写作向度，有深度的学术思考和个性化的文本批评、前瞻的视野都是诗歌批评的良性发展状态。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报纸开设文艺理论版，发表与出版了不少有影响力和前瞻性的诗歌评论，一些出版社结集出版了诗歌批评、随笔和学术专著，构成五年来文学发展中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很多诗歌评奖纷纷开设了诗歌批评奖，各类诗歌年鉴、年度报告都高质高效地完成。各类新诗选本及新诗理论与批评文集、诗话选本层出不穷，蔚为大观。以谢冕、洪子诚、吴思敬、孙绍振为首的老一代诗歌评论家热情坚守关注着诗坛的发展动向；王光明、陈仲义、唐晓渡、张清华、罗振亚、李怡、何言宏、江弱水等当代诗坛诗歌理论与批评的中坚力量建树颇丰、极具信誉度和影响力；敬文东、姜涛、冷霜、霍俊明、胡桑等青年批评家为诗坛注入新锐而有创设性的批评与研究。他们的批评与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密切关注当下诗歌创作。诸上均推进、保障了诗歌批评的深入展开，也达成了诗歌创作与批评互为补益的发展生态。

七、相较物质存在，在诸多实体的社会景观中，五年来，新媒介给人们的生活架构出纷繁的生存场域。愈来愈多的诗人、读者依赖媒介空间甚于真实的现实生活，新媒介的发展也给诗歌带来革命性变化。例如，从审美层面看，微信诗歌开启了多媒介审美的功能取向，全媒体审美、多媒介创作、新异的审美路径推进微信诗歌创作进入爆发期。微信公众号作为无限度的阅读空间，向每一位读者敞开，微信刊载和推广诗歌兼顾了审美标准与商业化的推广机制——既可以选择精英式的诗艺、诗品、诗意的坚守，也可以去迎合大众阅读期待，这极大地扩展了诗歌传播与阅读范围。作为跨界的媒介，微信展现出诗歌的互文效果和诗人的公众生活，最大化体现出诗人的跨界才艺，这也是微信传播诗歌时被大众广为接受的重要原因。微信的公共号召力与影响力生产出微信时代独特的诗人效应和诗歌消费景观，其传播的便捷迅疾超越了以往。

面对上述良好的诗歌文化生态，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问题依然存在：微信平台对诗歌的推广比任何文体都活跃，这一现状极大地改变了诗歌的生态环境。诗歌写作和公开发表的难度随之被降低，非诗、差诗、平庸的诗混入好诗的队伍。其次，部分诗人旋转于喧闹的消费时代和翻飞的信息媒介之间，还有的诗人们或停留于生活的表象，或沉滞于对西方现代诗的形式技艺的模仿，或好奇于“诗歌事件”而忽略了对优秀诗歌文本的挖掘、细读，部分诗人被浮华的世相磨损了个性和创作的生命力。

诗歌写作有无文体的底线？为了扩大或尝试拓展诗歌的“边界”，诗歌写作破除了文体的底线，极易滑向“非诗”的险境，这究竟是破坏还是探索？五年中不乏喧哗的诗歌事件，如何做好“诗歌语言的守门人”？从这些现象中我们需要反思什么？简而言之，诗歌终归要靠文本自身去说话，文本自身的操纵力决胜于任何外界的因素，五年在任一文学史的发展长河中都是一个闪瞬，关键是它能为未来带来多少启发和影响。